王一飞，1898年生于浙江上虞，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区执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筹建工作负责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26年2月，王一飞与在上海区执委工作的陆缀雯结为夫妻。从结婚到牺牲，在不到两年的时光里，王一飞给妻子写了51封家书，却没有等到最终团聚的那一天。在这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80多页信笺中，信仰凝成生命绝唱，尽显革命者的铁骨柔肠。
“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牗下”，“不可能，亦不愿”
1925年秋，王一飞在上海区执委工作期间，结识了同在区执委工作的陆缀雯。两人志同道合，由相识、相知到相爱，于1926年2月在上海建立了革命家庭。结婚时，他们甚至连一张双人床、一件新衣服也没有买，仅在区执委机关附近租了个亭子间，把两人的行李搬到一起，请几位亲朋和同志喝杯清茶、吃点糖果。婚后，他们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然而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聚少离多成为这对革命伉俪的生活常态。
新婚后不到两个月，王一飞作为中央军事部特派员，去武汉、南昌、长沙等地，收集长江流域各省党组织提供的军阀情报。这是他们夫妻二人婚后第一次分别。1926年3月21日，王一飞在开往武汉的客轮上提笔给妻子写道：“‘骤然离开我爱’，忽忽‘如有所失’似的！虽然，此次因校事（指党交给的工作任务）而自动的自愿的且有理智的别离，但终不能打消我私心的难受，且深觉很不自然似的！……这完全因为我俩平日的生活，已完全打成一片，一日不见也难，何况更久？！但是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牗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亦不愿！如此转辗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遇！我以此自慰，并愿以此慰我爱！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澜（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切，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为校（指党）做事，俾有以副（付）妹之爱！”
1926年3月21日，王一飞给其妻陆缀雯的信（部分）。
这封家书字里行间流露出王一飞对妻子真挚而深沉的爱，这种爱超越了寻常的夫妻情。在他看来，碌碌无为虚度一生非其所愿，庸夫庸妇白头偕老不足称道，活在世上一日，就要努力奋斗一日，“振作全副精神”为党和人民多做一点贡献。王一飞严格地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以此鼓励着他的爱妻。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夫妻二人分隔两地，怎能不思念！怎能不担心！唯有共同的信仰支撑着他们，让他们愿倾其所有为理想中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不为时代之落伍者”
陆缀雯出身贫寒，仅念过4年小学，便跟着她的母亲做些糊火柴盒的手工劳动，以补贴家用。婚后，王一飞为妻子提出“精神愉快、身体强健、稍为用功”的口号，期望她“不为时代之落伍者”。
1926年8月，王一飞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又一次南下远行，秘密准备接应北伐军的工作。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身怀六甲的妻子，于8月13日的信中写道：“我替你想想，你应注意以下各事，以免为‘女子’‘孕事’‘从前失学’等所误，而不为时代之落伍者！妹妹，我爱你，你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希望妹妹进步，比希望自己更切！”为此，王一飞在信中对妻子提出三点建议：在身体方面，“绝对的注意卫生（衣食睡），并略加行动（有益孕身故也）”；在精神方面，“求正确新颖思想，谋相当技能，可以改进一切杂虑烦思”，要求妻子多读书报，如《新女性》《现代评论》《向导》和《国闻周报》的《时评》栏目等，并按时学英文；在家庭方面，“减少家务琐事等注意力”，“多注意学问政治”，“以免渐成‘俗人’”。王一飞在这封信的结尾写道：“这是我的希望，这就是我不愿把你关在门内，做一个简单的新式媳妇之用意！！！”“如果你我的爱情，不能在学问事业上互相勉励上进，总是抱歉的。”“我爱我的第二生命，我愿我的第二生命健全（各方面的）……至于我自己呢，自然也须随时努力。”
“别后思量才愈觉得聚首时之乐，聚首时一举一动之可贵。”这次分别长达5个月，为革命奔波在外的日子里，紧张而忙碌，每有空闲，王一飞便要把绵延的思念交付纸笔，一封封署名为“你的一飞”“你的好哥哥”“飞”的家书寄向“文妹我爱”“我的心爱”“我最亲爱的文妹”。不过夫妻间相思的情话，并不是王一飞笔下的主要内容，年长几岁的他是妻子革命生涯里的引路人，王一飞希望陆缀雯不仅是自己的“文妹”，还要成为一个有着新思想，能在事业上积极探索的革命战友。他们在家书中谈学习、谈理想，两位年轻革命者的心随着革命的脉搏跳动，与整个时代同频共振。
“当此财政拮据之时，顾念党国，自当前往”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一飞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离开上海，赴武汉工作。半个月后，陆缀雯带着3个月大的儿子，跟随周恩来到了武汉。然而，这个小家庭刚刚团聚不到2个月，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武汉，王一飞托人将妻儿送回浙江老家暂避，他则留下来坚持斗争。这次分别竟成为这对革命夫妻的永别。
1927年8月7日，王一飞以中央军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后当晚，王一飞在旅店的灯光下给妻子写信：“我在店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后决定。”信中的“秋收后”暗指八七会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这场战斗。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王一飞继续使用化名和生意人的身份与妻子书信联系，把上级称为“经理”“校长”，去“苏州”则暗指去苏联。信中提到“店中因纸票流行，生意亦甚为清淡”“此间物价腾贵，纸币难用，甚为困难”“营业不盛，处境当然不甚佳妙”等，都反映了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8月下旬，党组织派王一飞前往鄂北指导当地农民开展秋收起义。临行前，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须四五天路程，何时完结归来，很难预定……当此财政拮据之时，顾念党国，自当前往，所以我决定明晨即动身。”这封家书再次用曲折笔法反映了革命的坎坷征途，道出了一位革命者的博大胸怀。
在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伟大事业的同时，作为小家庭的一员，王一飞也在家书中流露出敬母爱子的深情。1927年8月，他给在浙江老家的妻子写信：“我母老矣！我们出门又不易归，你须趁此机会，为我多尽孝心！应为其做一些衣服及棉被（约百元），须统统换新，至要至要！”过了数日，王一飞仍不放心，继续写信嘱咐妻子：“母大人之衣，须为之速办，统统须换新，不必得她之同意，棉被亦须新做。”其情依依，其心殷殷，跃然纸上。离家千里，王一飞同样放心不下不满周岁的其子小文，“我不知道他叫妈妈时，他的妈妈笑得怎样？巩（恐）怕‘口要闭不拢’罢！”“小文我很想见他，抱他，吻他……但可惜现在不能耳！”透过家书中的寥寥数语，可以看出其思子之心，何其切切。
“自家中迭遭变故以来，不得不勉强支持，以分人子之劳。”在这里，王一飞以儿女对待慈母一样的情感，表达了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王一飞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既已为党为国“分人子之劳”，将他的青春与热血付诸革命事业，就再难在母亲膝下尽“人子”之责，再难与妻儿共享天伦之乐。其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何其炽烈与深沉！
“我相信此精神现在还不变”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选派王一飞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组织长沙暴动工作。在白色恐怖时期，一个外省人到湖南的大城市搞地下工作是非常容易暴露的，尤其是担任省委的领导职务，处境自然更加危险。然而，王一飞没有提出任何个人要求，立即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抵达长沙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的环境很苦，并曾经受许多打击！所以才出来做生意。我相信此精神现在还不变。”“此精神现在还不变”一语，也是王一飞在革命低潮时期的政治宣言。
12月10日，长沙暴动的枪声打响了。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暴动未能成功。长沙暴动失败后，白色恐怖再次笼罩长沙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王一飞的处境更加艰难。22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但是如此环境，对于我究竟益多害少。不然，我焉有今日！所以应当谢谢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才是！所以我劝你还是只顾大节，刻苦自励。”面对反动派的凶残屠杀，王一飞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将革命坚持到底的决心溢于言表。在这种处境下，王一飞考虑将妻儿接来长沙，以掩护我党地下工作的开展。24日，他在信中写道：“来时，以少带行李为要。除你和小孩用物外，一概可留在三哥处……现在年底将近，行路甚为不便，你在路中，务须自己小心，总以‘沉静’‘少与人谈’为要。”然而，准备起身赴湘的陆缀雯却等来了丈夫被捕的消息，这封期待团聚的家书也成为他们重逢前的诀别。
1927年12月24日，王一飞给其妻陆缀雯的信。
1928年1月，王一飞与李子骥、涂正楚等湖南省委成员开会时，被反动派军警逮捕。王一飞被捕后，化名陆崇文，以表示对妻子陆缀雯的思念。湖南省委很快派人前往探监，王一飞对探监的同志说，由于党内出了叛徒，事情将会很快了结，为保存更多的革命同志，保护地下省委机关，不宜再派人前来探监或送御寒衣物。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一飞想到的还是如何保存革命力量，维护党的利益。
1月28日，王一飞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的口号在长沙教育会坪英勇就义，年仅29岁。王一飞牺牲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刊登的悼文中写道：“一飞同志的死，是湖南工农群众失掉了一颗明星，我们只有悲痛，只有秉着他的精神努力。”后来，周恩来为王一飞、陆缀雯的儿子取名为“继飞”，希望他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
在残酷的革命岁月里，每一次的生离都可能意味着死别。离开白发苍苍的母亲，辞别患难与共的妻子，舍下出生不久的孩子，王一飞选择了始终如一、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和战斗至生命最后一息，为的是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千千万万家庭的幸福。王一飞牺牲后，只给妻子留下两人的合影和饱含深情的51封家书，革命者的铁骨柔肠与家国情怀永远定格在这叠信纸上，深深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3月31日 总第3964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