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之后，风渐变柔；“雨水”将至，柳梢萌绿。这个时节，正宜读档探秘，让我们走进一段精致而明艳的历史，来看一看珍藏在档案里丰富、绚丽的清宫珐琅器，以及与之相关的故事。
御赐珍玩 精巧鲜明
清 玻璃胎画珐琅桃实鼻烟壶 故宫博物院藏
清 錾胎珐琅太平有象 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秋，两广总督杨琳发现了几位身怀特殊技艺的人才，在经过一番考验之后，他欣喜地上奏皇帝：广州监生龙洪徤和民人林朝锴、何嘉璋能制造珐琅，“所制白料洁白光亮，红料鲜明。今制成积红杯盘一对，盖碗一对，画片八件呈样”。杨琳认为，龙洪徤等人应是康熙帝所需的手艺人，便直接将3人送进京城应役，还让他们呈上了自制的120斤白料和1斤红料。
杨琳这样做自有其道理。因为此前他曾多次按照皇帝的授意各方查访，为远在京师的康熙帝“输送”各类专门人才，其中，有擅绘画、懂天文、通医术的西洋人，也有技艺精湛的本土手工匠人，康熙帝一直对此十分满意。按照杨琳的认知，此时内廷在珐琅制造工艺上尚有瓶颈未能突破，特别是在珐琅釉料的制作上还存有短板，基本依赖西洋进口，会炼制珐琅料的龙洪徤等人岂非奇货可居？但康熙帝的朱批却出乎杨琳的意料：“法（珐）琅，大内早已造成。各种颜色俱以全备。但奏折中九月内差人送京之语，到京之时再试看。”
清 “康熙御制”款黄地珐琅彩牡丹图碗 故宫博物院藏
杨琳举荐珐琅匠事件的时间线大致是这样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九月初九日，杨琳的奏折及其所荐的工匠们从广东出发；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阅折之后当即赏赐他“御制法（珐）琅盒绿松石砚一方，法（珐）琅水中盛（丞）一个，法（珐）琅鼻烟壶一个”，以及鹿肉、乳饼等物；十月十七日，杨琳收到这些“御制珍玩、天厨佳味”后，具折谢恩道：“奴才从前止知法（珐）琅出自外国，今见皇上御制精巧鲜明，远胜外国百倍。”
从赏赐给杨琳的几样珐琅器来看，砚盒、水丞和鼻烟壶均属常用器物，虽器型不大，但胜在“精巧鲜明”，这四个字也正是珐琅器应具备的美好特质。关键在于，杨琳的两件奏折和康熙帝的一句朱批，让我国的珐琅工艺美术史悄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把清代独立生产珐琅器的时代从雍正中期提前到了康熙末年。
“身世”传奇 工序繁复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九月初九日，两广总督杨琳为恭进珐琅匠役事的奏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我们可以来大致梳理一下珐琅的“身世”。“珐琅”本身是个音译词汇，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工艺的名称，有时也指珐琅料。隋唐时期，人们称呼大秦（古罗马帝国）为“拂菻”，而大秦出产一种色彩艳丽的搪瓷嵌釉工艺制品，因此人们按产地称之为“拂菻嵌”，后来简称“拂菻”。因为发音相近，也称佛郎、佛蓝、珐琅。在清代档案中，有时也写作“法瑯”。
珐琅工艺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文明时期，距今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虽然在烧制陶器时已出现过珐琅的雏形，但真正令人啧啧称奇的，还是珐琅与黄金的结合。在制作黄金饰品的过程中，古埃及人把研磨后的矿石颗粒洒在首饰刻痕、凹槽中以丰富其色彩，而在高温加热黄金的过程中，这些矿物粉末呈现出晶莹艳丽的结晶状效果。经过反复试验，古埃及人成功地破译出珐琅之美的“密码”颇具传奇色彩。公元前18世纪塞索斯特里斯二世法老的胸饰、著名的图坦卡蒙法老的鹰形项圈，都运用了珐琅进行装饰，那饱满纯正的色泽，至今依然璀璨生辉。可以说，珐琅的诞生，离不开人类与生俱来对美的向往和不懈追求。
珐琅工艺在古代世界传播范围很广，并在不同地区出现了不同的演化、发展。比如，目前可知最早的掐丝珐琅器，出现在约公元前13世纪的迈锡尼文明。那珐琅是怎样来到中国的呢？一般认为，早在隋唐时期“拂菻嵌”已传入中国，并在著名的唐三彩中使用了珐琅装饰工艺，只是当时还处于工艺起步阶段。到了元代，蒙古军队远征欧亚大陆时，每攻下一城，便会把城中工匠留下来使用。当时在大食（即阿拉伯地区）流行一种装饰华丽的金属胎珐琅制品，被称为“大食窑器”，受到贵族们的喜爱。因此，大食工匠便被引入内府，在他们的指导下，烧造出了本土的铜胎珐琅制品。
经过明代的接续传承，珐琅在清前期已经臻于成熟。清朝内廷设置了专门的珐琅作，康熙帝谕令广东地方官员留心访查工艺精湛的珐琅匠人，无论是西洋人还是本地工匠，只要确有一技之长，均可留在内廷供差，待遇优渥。档案中记载，画珐琅匠人梁意自乾隆四十四年（1779）由粤海关监督举荐入京，嘉庆四年（1799）因其母生病回粤奉养，接替他差事的是广东南海县另一名良匠周仲逵，他在造办处一直工作到嘉庆二十年（1815）病故。在这30多年里，技艺高超的画珐琅南匠每月的薪酬是白银5两，称为“养赡家口银”。在内廷中，如果活计出色，受到皇帝的额外赏赐也属常事，例如，雍正八年（1730），因一对飞鸣食宿雁样式的珐琅鼻烟壶设计做工出色，雍正帝奖赏画珐琅的谭荣、炼珐琅料的邓八格两位工匠各20两白银。清前期珐琅工艺发展迅速，跟当时招贤纳士政策的激励不无关联。
珐琅本身即是一种集成式的工艺，里面至少涵盖了艺术创意设计、色彩学、材料学、装饰学等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是一种可以和其他工艺拼接组合的“百搭”工艺。制作珐琅器的工序非常繁复，概括来说，可以分为制料、制胎、填绘上色、加热、打磨等基本步骤。
色彩缤纷的珐琅料是制作珐琅器必要的前提。它以石英、瓷土、长石等矿物质为原料，加入助溶剂、乳化剂和各种不同颜色的金属氧化物，经粉碎、焙烧、研磨，制出非常细腻的粉末状彩料，档案中将其通称为“釉料”“珐琅料”。具体的某一类釉料，则可以依据其呈现的色彩称之为红料、白料、绿料等等。此外，还需准备或专门制作金属、瓷、玻璃、紫砂等不同的胎体。之后，再按照装饰需要，把珐琅料填嵌或绘制在胎体上，经过反复加热、精工打磨之后，方可制成一件珐琅器。
制作一件珐琅器，以绘制呈现图案和色彩的方式，需先进行挂釉，即先在胎体上涂施一层白色珐琅料并入窑烧结，“画布”准备好了，工匠们方可进行画活，这一类可以归为“画珐琅”。而填嵌的呈现方式，则需要结合凿錾、掐丝等工艺，先在胎体上布置好点料的框架。以掐丝为例，是用白芨将弯折好的扁铜丝粘在胎体上，经过烧焊，使胎、丝牢不可分，再置于酸性溶液中浸泡，洗净胎上残留的杂质。清宫造办处每年会领用大量酸梅，应该就是用于“梅洗”这个环节。掐丝之后，进行点蓝，即利用专门的工具将各色珐琅料填在花纹轮廓里，先点地，后点花，这一类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掐丝珐琅。铜胎掐丝珐琅还有另外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景泰蓝。据说是因为明代宗景泰年间，珐琅工艺取得极大发展，很多传世作品带有“大明景泰年制”的款识，且以蓝色为其主要色调，故得此名。
珐琅器无论是绘制还是填嵌，都需要在制作过程中反复加热。珐琅属于硅酸盐类物质，烧结温度在800摄氏度至1000摄氏度。由于不同釉料的熔点不同，故而需要反复烧制。必须先烧高温料，再烧低温料，其过程不可逆。若先烧好了低温料，烧高温料时就会出现低温料糊胎的问题，使整件作品毁于一旦。在烧制过程中，釉料经历熔解、冷却收缩，原本与掐丝齐平的釉料会凹陷下去，此时需要再次填料之后方可入窑。哪怕是一枚小小的鼻烟壶，只要使用了多种色彩，也需依序进行多次烧制，工序“无可俭省”。以嘉庆十二年（1807）烧造年例鼻烟壶为例，内务府呈稿记载，此次烧造西洋珐琅鼻烟壶，“正月初九日生小窑一窑，烧头火鼻烟壶三个；二月二十日生小窑一窑，烧二次鼻烟壶三个；三月十六日生小窑一窑，烧三次鼻烟壶三个”，共历经3次烧制，这与今天景泰蓝中“烧蓝”工序至少“三点、三烧”的要求非常吻合。
“身份”尊贵 色彩盛宴
清乾隆 紫檀木嵌珐琅宝座 故宫博物院藏
一提到珐琅，你会想到什么呢？是那些制作精美又端庄大气的景泰蓝“国礼”重器？还是那流光溢彩的珐琅彩瓷？是那滴答作响的指针背后熠熠生辉的表盘？还是那宫廷美人云鬓边的簪环？稍微上点年纪的人，说不定会记起从前每家每户必备的搪瓷缸、搪瓷盆，是的，它们的确跟珐琅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时至今日，这些珐琅一族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令人惊叹的生命力。
珐琅之美，美在何处？那些精妙绝伦、细入毫巅的制作工艺固然是美的基础，而流溢的色彩才是珐琅之美的直接呈现。珐琅诞生在天然矿物与火焰的反复缠绵之中，演绎出如凤凰涅槃一般的绚丽华章。今天的景泰蓝，拥有着160多种不同颜色的釉料。而在古代，与天地一心的中国人也一直在孜孜找寻那些妙法自然的色彩。他们希望借助高超的工艺，让自然界的色彩走进居室内、生活里，使人抬眼看见便能体味到天的辽阔、地的深沉，旭日的明艳、月色的温婉……
用来着色和表现图案的釉料，是珐琅工艺中关键的一环。珐琅料本质上是一种玻化物，除了色彩不同之外，还可以分为透明、半透明和失透几种不同的透度，这也让它拥有了更为神奇细腻的表现力，技艺精妙、设色丰富的珐琅器，小至一管笔、一枚怀表，大至帝王的宝座、屏风，都值得一寸一寸细细品味。
元代的珐琅器虽传世不多，但经过工匠们的探索与改造，在色彩的呈现上可谓更上层楼，其特点是釉色温润明艳，比如葡萄紫、墨绿、绛黄等颜色十分鲜活，拥有水晶般的透明质感，即便是后来清代珐琅的紫色、绿色亦很难与之媲美。
明早期珐琅器的特点是设色典雅，多以浅蓝釉为地，其上以鸡血红、砗磲白、墨绿、娇黄、宝石蓝等釉色展现图案。中期的花色繁复多变，釉色丰富艳丽，足以用金碧辉煌、繁花似锦来形容。孙承译《天府广记》中记载，明代京城内市，每月逢四开市，这里汇集了人们喜爱的各类奇珍，珐琅赫然在列：“至内造如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瓷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坊之珐琅，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内市重价购之。”明晚期珐琅制作刻意求变，出现了一些大器，但在釉色方面似无超越之处。
经过明清易代的动荡，顺治朝的休养生息，清代珐琅在康、雍、乾三代迅速发展，器形和图案不断丰富，釉色也从最初的灰暗干涩过渡为色泽纯正鲜亮，釉质温润细腻，色彩绚丽多姿。博采众长的康熙帝借鉴法国的画珐琅工艺，授意创烧了瓷胎画珐琅，即闻名于世的珐琅彩瓷。雍正帝对画珐琅瓷器更是情有独钟，他曾让工匠们多方尝试，积极研制新釉料，并在康熙时期白色、黄色地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烧制出了黑地珐琅瓷。
雍正六年（1728）七月初十日，负责管理造办处的怡亲王允祥向我们展示了难得一见的雍正帝的珐琅“调色盘”，其具体内容为：
西洋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绿色，深亮绿色，浅蓝色，松黄色，深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
新炼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浅绿色，亮青色，蓝色，松绿色，亮绿色，黑色，共九样。
新增珐琅料：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以上共九样。
怡亲王令人将这些釉料作为样本，每样烧300斤备用，要求“再烧珐琅片时背后俱落记号”，因为听说西洋人说烧珐琅调色时用多尔们油，他便命人去武英殿露房查领，并说“如有，俟画上用小珐琅片时即用此油”，最后还问道：“造办处收贮的料内月白色、松花色有多少数目？尔等查明回我知道。”
造办处活计档里，除了藏着雍正帝的“调色盘”，也为我们展现了皇帝的配色美学。比如，雍正七年（1729）四月初二日，雍正帝让人拿一件洋漆万字锦绦结式盒，命造办处“照样烧造黑珐琅盒”。雍正九年（1731）四月十七日，他又命人将一对白瓷碗制作成“诗句绿竹碗”，要求这样搭配：“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选诗句题写，地章或本色配绿竹，或淡红色，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这其中既有指定的本色、淡红色地，也给予了工匠们一定的自由选择权。雍正十年（1732）七月二十七日，雍正帝传旨：“烧珐琅画黑地白梅花四寸瓷碟一对，珐琅画红地白梅花四寸瓷盘一对，俱画好着些。”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崇尚典雅秀逸的旨趣。
需要注意的是，留存至今的很多清宫珐琅器并非每一件都出自皇帝授意，也并不能完全体现帝王个人的审美倾向。而珐琅器自身所具有的“工整精细、异彩纷呈”的特点，使其天然就适合成为礼器，例如，敬奉在祖先、佛像前的供器，前朝大典时中外臣工有目共睹的陈设，皇帝大婚时的餐具、皇后出嫁时的妆奁等，涉及这一类用途的珐琅器，无论器形、图案还是配色，都要求必须首先合乎礼仪的规范，这也体现出珐琅器的“身份”尊贵。
“残雪暗随冰笋滴，新春偷向柳梢归。”欣赏过藏在文字中的这场特殊的色彩盛宴，且让我们心存喜悦，静观春雨润芳菲。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2月17日 总第3946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