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案，又称医案，即太医院御医为皇帝、皇后、皇太后等人诊治过程中形成的详细病历。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帝脉案中，光绪帝的脉案甚多。脉案中的药方不仅出自御医，还有地方名医所开，其中就有清末医学家陈秉钧为光绪帝诊脉后开出的药方。
一次进京 得赏而归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六日，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囚禁瀛台，终日忧愁，茶饭不进，疾病缠身。虽然太医院的御医轮番诊治、进呈药方，却未见疗效。随后，清廷立即向直隶、两江、湖广、山东、河南、山西等督抚发出电旨：“皇上欠安，希各处精选名医，迅速来京，恭候传诊。”不久，盛宣怀奏保江苏在籍郎中陈秉钧精通医理，可以进京。
八月十三日，军机处奉旨：“著江苏巡抚将陈秉钧迅即驰送来京赴军机处报到。钦此。”江苏巡抚德寿接旨后，立即寻访陈秉钧，并将事情缘由告诉他。十九日，德寿派苏州府知府彦秀员伴送陈秉钧赴京。8天后，陈秉钧抵京，便被召入宫中为光绪帝按脉诊治。这是陈秉钧第一次奉召进京为光绪帝诊治。
九月初三日，脉案中记录了陈秉钧与御医卢秉政、庄守和、范绍相等人共同为光绪帝诊脉开出的药方：“潞党参四钱，焦于术三钱，茯苓神三钱，杭白芍三钱、炒，淮山药三钱，干地黄三钱，川杜仲二钱，麦冬三钱、米炒，山萸肉二钱，补骨脂一钱五分、盐炒，菟丝子二钱、酒炒，炙甘草一钱。引用金石斛三钱、芡实三钱、莲子肉三钱。”从药方可以看出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帝，七情郁结，遂成发病之源，且夙有气血亏损，肝脾不足。据此后两年的脉案记载，病状与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基本相同，但有加重趋势。
在京城的两个多月里，陈秉钧越发思念远在上海的母亲。十月初二日，他以母亲年迈需要人照顾为由，请假回籍。内务府转呈奏折后，陈秉钧不仅可以回籍养亲，还得到了袍褂料子和100两银的赏赐。
二次进京 遭到申斥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初二日，两江总督端方为陈秉钧给光绪帝把脉一事致上海道台瑞澂的电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光绪帝病情加重，清廷又向各地征召名医与名贵药材。两江总督端方也接到军机处密电：“皇上圣躬欠安，令保荐精通医理人员，迅速来京。”八月初二日，他致电上海道台瑞澂：“查陈莲舫先生为江省名医，前次皇上圣躬欠安，曾经晋京请脉。现拟仍保莲翁前往，闻其在沪居住，希即密向切致鄙意，务祈允可，即当备文派员赍送盘川来沪，伴送赴京。”但陈秉钧以年老有病、难以远行为由，拒绝了入京为光绪帝诊脉一事。
清光绪帝的脉案
八月初五日，端方又令瑞澂力劝陈秉钧早日成行。陈秉钧在端方、瑞澂等人的接连劝说下，终于应允奉诏进京。端方悬着的心总算可以放下来了。4天后，陈秉钧由道员孙廷林陪同，从上海启程至湖北汉口，再乘火车北上。这是他第二次奉召进京为光绪帝诊治。
到了京城，陈秉钧不顾车马劳顿，接连数日为光绪帝诊脉开方。九月二十五日，陈秉钧与御医曹元恒在医案中写道：“皇上脉均细软，数日间并无更动，合之呼吸甚为调匀。咳嗽未作，寒热不发，似表气渐固，营阴未复，所以头晕不净。尚为耳鸣，肢腰酸软，串疼不定。惟（唯）用膳如常，运化仍迟，胃不和，脾少健，致夜寐易醒。谨拟固表和中，以杜天冷反复。”开出的药方为：“生绵耆一钱五分、盐水灸，生白芍一钱五分，橘络七分，抱木茯神三钱、飞辰砂拌，合金斛三钱。”此时，光绪帝的病势已重，治疗甚是棘手。
由于光绪帝求愈心切，又自觉懂得医理，便经常申斥御医。这也导致御医诚惶诚恐，不敢轻易开方用药。光绪帝曾谕饬陈秉钧：“所用之药，总不相符，每次看脉，匆匆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仍当尽心设法。”这些斥责之词也反映了光绪帝焦躁的心情。如此战战兢兢的日子，令陈秉钧非常恐慌。到京不足3个月，他就托病告假回到了上海。
三次进京 托病返沪
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二十一日，光绪帝的病势愈发严重，宫中御医均无良方可施。清廷急忙征召陈秉钧等人入宫诊视。此时，陈秉钧正在家中养病，奈何端方多次发电敦促其奉旨进京。他致电端方称：“近来咳嗽未愈，兼以春寒，又加微喘，即使早日到京，病躯仍难入值。现定三月初二日起程，乞先转达。”这是陈秉钧第三次奉召进京为光绪帝诊治。
三月初二日，陈秉钧由上海启程进京。十七日开始他与曹元恒轮流为光绪帝诊脉开方。五月初十日，陈秉钧为光绪帝诊脉后，在脉案中写道：“请得皇上脉右寸濡细属肺气之虚。左寸细小属心阴之弱。左关属肝，右属脾胃，见为细弦，系木邪侮中。两尺属肾，一主火、一主水。按之无力，当是水火两亏之象。三焦俱及，诸体欠舒，所以腰胯痛胀。大便溏稀，上起舌泡，……现在耳窍蒙堵，鸣声更甚。以各部脉情参观，似有可据。惟（唯）调理多时，全无寸效。必由处方用药未能切当，不胜惶悚之至。再谨拟和阳清阴之法，伏乞圣裁。”开具的药方是：“潞党参一钱五分，扁豆衣一钱五分、炒，抱茯神三钱、辰砂伴，寸麦冬一钱五分、去心，生白芍一钱五分，原金斛三钱，白蒺藜三钱、去刺，双钩藤三钱、迟入，阳春砂仁三分。引用莲子心七根，路路通三枚，桑寄生二钱。”此时，陈秉钧对光绪帝沉疴以无能为力。九月初二日，他为光绪帝诊过脉后，只开出一副“平安药”，即“苏梗七分，川贝一钱五分、去心，归身一钱五分、土炒，潞党参一钱，橘络七分，白芍一钱五分。引用红枣两枚，生谷芽三钱”，便再次托病请假返回上海。
违旨不遵 拒绝进京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初八日，内务府紧急致电端方：希望陈秉钧即日北上。端方收到电报立即令陈秉钧应召赴京。陈秉钧深知光绪帝的病情已是回天乏术，便向端方委婉表示：“近因沿途劳顿，并感风寒，喘疾复发，兼患怔忡，头眩心悸气逆，病势甚重，万难就道，恳请代为展假。”随后，端方致电内务府称：“查陈秉钧年逾七旬……所称患病甚重，尚系实情，祈为代奏展假为祷。”
然而，内务府并未理会端方的说法，十月十九日又致电端方：“著速传陈秉钧刻即来京，钦此。”端方不敢怠慢，又致电上海道台蔡乃煌“今旨意严迫，自必相需至殷。务望速转莲舫，并竭力劝驾成行”。同时，端方唯恐节外生枝，又专门给陈秉钧发去一电：“圣躬违和，近又加剧，急待公往请脉定，方务恳遵旨，克日启行北上。”陈秉钧则坚称重病在身无法进京，即便是背负违旨不遵的罪名也不为所动。
蔡乃煌为验真伪，便派人监视陈秉钧的一举一动，发现他时常乘马车出入宅邸访亲会友。就在蔡乃煌要捉拿陈秉钧，并对其治以抗旨不遵之罪时，传来光绪帝驾崩的消息。光绪帝驾崩的第三天，朝廷颁布诏书，处罚各省所荐进宫的医官，周景涛、杜钟骏等均在名单之中。陈秉钧虽有违旨之罪但不再追究，只是被罚以降二级留任。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2月17日 总第3946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