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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馆诞生记

作者:特邀撰稿人 郭 琪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2-12-09 星期五

    清朝建立后,与俄国交往密切,不仅有大量的俄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俄国商人也从中国收购丝绸、大黄等商品贩卖到本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随着中俄两国往来日趋频繁,清政府深感双方因语言、文字不通而带来的种种不便。于是,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康熙帝的支持下,专习俄语的俄罗斯文馆便应运而生。

招人选址 “紧急”开学

    清政府与俄国交往之初,中俄商人之间由于语言文字不通,很多时候只能以拉丁语和蒙古语作为中介,以致时常发生误会。不仅是民间贸易,清政府在与俄国的外交往来中也会经常遇到此类问题。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政府在与俄国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却发现,本国官员中并没有精通俄语的人才,其后只能找来两个熟谙拉丁语的传教士张诚、徐日升充当翻译。虽然最后签约顺利,但康熙帝始终对依靠传教士翻译一事心存疑虑。此后,随着中俄之间的贸易、外交等往来活动日趋频繁,这种不便愈加凸显,清政府对专业俄语翻译人才的需求也更为迫切。

    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初八日,康熙帝召见大学士马齐,命他前去询问蒙古旗的旗人中是否有愿意学习俄罗斯语言者,抓紧时间回奏。马齐不敢怠慢,第二天便将此事交付侍读学士鄂奇尔诺木奇岱办理,第三天便有了结果:仅有7名旗人愿意前来学习俄罗斯语言。康熙帝接到马齐的奏报后并不满意,让其再去汉军八旗中征招人选。二十一日,马齐接到汉军八旗的回复,称“愿习俄罗斯文语之监生、闲散子弟等六十八名”,并均已开列名册,马齐连忙携带名册向康熙帝汇报情况。康熙帝此时方才表示满意,“均令习之”,并命马齐继续操办挑选教师、选择校址等事宜,要求尽快开始上课。

    马齐对于挑选俄语教师并无经验,思量之后决定从在北京的俄国商队着手。于是,他直接来到东直门附近的俄罗斯馆,因为这里既用来接待俄国传教士团,同时也是俄国商队在北京的驻扎地。马齐找到俄国商队委员胡佳科夫,对其讲述了自己的想法,两人经过商量,最终选中了一名叫瓦西里的俄国商人来充当即将开办的俄语学校教师。紧接着,马齐又开始筹划学校的选址问题。由于时间紧迫,马齐想到俄罗斯馆本身就是俄国商队在北京的居住地,场地足够宽大,房屋充足,而且对瓦西里来说也比较方便,因此决定在此处“支搭席棚,开始教读”,并“特派蒙古房中书常度监管”,以保证教学秩序。

    于是,从康熙帝决定筹办学校开始,在大学士马齐的奔波努力下,仅用了半个月,清朝第一所俄语学校便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二十四日正式开学了。

几经努力 渐入正轨

    俄语学校成立之初被称为“俄罗斯学”,由于其中大多数学生都是由马齐命内阁典籍厅挑选的,因此,学校归属典籍厅管理。但是,开学不到几个月,瓦西里便因要随商队回国而不得不辞去了教师职务。学生们此时才刚刚入门,仅仅学完了简单的语言发音,如果不能迅速找到接任者,这批学生将会就此半途而废。七月六日,马齐上奏康熙帝,提出建议:镶黄旗满洲俄罗斯佐领中有不少人会说俄语,可以从中遴选出精通俄语之人来担任教师。同时,由于学校现址所在之处人来人往,影响正常教学,马齐又命人在京城各处寻找合适的地方重新安置学校。

    几天后,选教师和择校址这两件事都有了回音。侍读学士鄂奇尔诺木奇岱向马齐报告,已经从俄罗斯佐领中挑选了库兹马和伊凡两位俄语口语熟练的人来充当教师,并且在马市西北大佛寺内找到了几间空房,正好适合开办学校之用。马齐听后十分满意,立即批准了教师任命与学校搬迁的请求。之后,马齐为了督促俄语教师安心教学,同时防止学生在学习上出现疲沓、懒散的现象,便安排原来负责监督的中书过来管理,“嗣后一切应禀应行事件,禀呈办理”。不久,俄罗斯学又搬到了东华门外的北长街,办学条件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然而,仅仅过了3年,俄罗斯学办学再次遇到了瓶颈。原来,库兹马和伊凡两人虽然会说俄语,但“从前俄国来文内有难译之处,均咨询老俄人,现老俄人渐次亡故,俄国事件关系重大,倘再来文,诚恐难解之处不能成译”。为此,康熙帝命令东北各省寻找推荐相关的人才。可惜的是,最终只有盛京推荐了一名“言语甚佳、不通文理”的尼堪,康熙帝无奈之下,只能勉强让尼堪参加由马齐、库兹马、俄国商队商务委员等人组织的俄语考核。经过考试发现,尼堪虽然不通文理,但是语言比库兹马等人还要强出不少,因此得以留任。

    正是因为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及水平不高,俄罗斯学早期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不好。康熙五十年(1711),68名学生经过考试,仅有27名学生符合标准,可以继续留下学习,其余的皆被淘汰。而即便留下的这些学生也只是具备一些俄语入门的基本知识,要想达到翻译清俄之间往来公文的水平还远远不够。尽管如此,在康熙帝的大力推动下,俄罗斯学逐渐步入正轨。

各项制度 日臻完善

清康熙朝俄罗斯文馆学生翻译试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康熙五十五年(1716),俄罗斯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改由内阁直接管辖,并更名为“内阁俄罗斯文馆”,具备与其他有关衙署直接行文往来的权力。不仅如此,俄罗斯文馆的各项制度经过雍正、乾隆两朝不断调整,逐渐得到完善。

    在教师方面,除了库兹马、尼堪等人外,俄罗斯文馆还通过其他途径积极寻找合适的人选,如向俄罗斯传教士求助。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开始,季亚科诺夫、伊瓦诺夫斯基等教职人员陆续抵京,受聘为俄语教师,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乾隆朝中期。

    在教材方面,为了提高学生们的翻译水平,康熙帝曾派人将俄国寄来的信函、文件等送至俄罗斯文馆充作参考教材。雍正三年(1725),俄罗斯文馆从俄国传教士处得到了斯莫特利茨基编写的俄语语法书,苦于难以掌握,便组织传教士们进行翻译,直到乾隆十年(1745)才完成前十章,此后更换了翻译人员,于次年完成全部翻译工作,该书被称之为《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从此,俄罗斯文馆终于有了正式的专业教材。

    在教学方面,乾隆二十二年(1757),大学士傅恒等制定了相应章程,额定学生24名,从八旗馆学生中挑选,“五年后考试一次,一等者授八品官,二等者授九品官,三等不授官,皆留学,八品官再考列一等,授七品官,九品官再考列一等,授八品官,其不及原考等第者,各照现考等第分别降级留学,七品官又考列一等,以主事即补”。此后,又于嘉庆八年(1803)、道光十九年(1839)先后颁布补充法令,作出调整。

    俄罗斯文馆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所专门培养俄文人才的官办学校,康熙帝对其寄予了很大希望,并从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后经雍正、乾隆两朝在制度上不断调整,使其日臻完善。虽然文馆学生的翻译水平一直不太高,在中俄官方往来中的作用也并不太明显,但俄罗斯文馆的诞生无疑对中国俄语教育乃至整个外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12月2日 总第3915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张雪 实习编辑 阮伸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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