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郭沫若，一位出生于湖南韶山的农民家庭，一位出生于四川乐山的地主家庭，两人成长环境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却因对革命事业的共同信仰、对诗词文学的志趣相投，成为一辈子的战友和诗友。透过毛泽东与郭沫若的来往书信及档案资料，我们得以从历史的缝隙中窥见伟大领袖和文坛巨匠之间长达50年的亲密交往和深厚情谊。
相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缘
1926年，郭沫若经好友瞿秋白介绍，到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3月23日，郭沫若同郁达夫坐船抵达广州，成仿吾前往码头相迎，并把他们带到林伯渠的家里。此时，毛泽东正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所长，深入研究农民问题。在林伯渠家，毛泽东与郭沫若不期而遇，这也是两人的初次会面。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广东和全国革命运动的情况。
后来，毛泽东前去拜访郭沫若，邀请他做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为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的300多名学员培训。郭沫若欣然应允，两人因此有了更为深入的交流。
10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湖北武汉后，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为适应农民运动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1926年底，毛泽东奔赴武汉筹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在国民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郭沫若也投笔从戎，积极参与革命斗争，他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等。
1927年3月，郭沫若因不满蒋介石的政策，写下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恶行径，遭到国民党的通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前往江西南昌参加武装起义，在随军南下瑞金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缉捕，郭沫若化名“吴诚”旅居日本，他和毛泽东也就此分别。
互念：延安重庆两相呼应
1944年11月，毛泽东写给郭沫若的书信。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只身回国，参加抗战。同年8月，郭沫若在上海创办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激励军民英勇抗战。
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已进驻延安，毛泽东正在延安指挥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十分挂念郭沫若，曾多次向周恩来和身边同志询问他的情况。1939年7月5日，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病逝，毛泽东等人当即送去挽联：“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这副挽联不仅表达了对郭父的哀悼，其中更是将郭沫若称为“文坛宗匠”，对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给予了极大认可和赞赏。
1942年，郭沫若一连创作出《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屈原》中慷慨激昂的独白，深深鼓舞了处于抗日苦战中的广大军民；《虎符》借“信陵君窃虎符救赵”的故事折射社会现实，一经公演，便在各界引发强烈反响。毛泽东看到这部话剧后，特意写信给郭沫若：“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1944年3月，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文中，他对明朝灭亡及李自成政权迅速败亡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政治腐败和骄傲懈怠是其主要原因。这些经验教训，对处于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尤为重要。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大加赞赏，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郭沫若的文章，并作为整风文件，供同志们学习。同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期间再次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身处异地，并没有阻断两人之间的情谊。毛泽东和郭沫若通过书信交流心得、互诉衷肠，逐步成为彼此更加亲密的“战友”。
重逢：山城会面赠送手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就和平建国问题展开协商。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毅然飞赴重庆。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抵达重庆，郭沫若同沈钧儒、张澜、黄炎培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到机场迎接毛泽东一行。自大革命时期一别后，这对互通书信的老朋友，终于再次相见。
其间，郭沫若发现毛泽东没有戴手表，便从手腕上摘下自己佩戴多年的手表送给毛泽东。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我父亲觉得主席在指挥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宏伟的历史剧目，还是戴手表方便一些。”细微之处的关心，体现出两位老朋友之间的真情。毛泽东对这块手表也十分珍惜，因长期佩戴导致表带磨损、表盘模糊，但他也不舍得更换，送去修护后又继续使用。毛泽东逝世后，这块手表曾由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后于1990年11月移交给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收藏，成为两人友谊的永久见证。
相知：诗文唱和直抒胸臆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文联主席等，继续在文化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除担任政府公职外，郭沫若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毛泽东的诗友。
毛泽东《沁园春·雪》
以诗词为载体，毛泽东与郭沫若之间曾有过多次唱和。1945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重庆公开发表，迅速激起一场文化大战。面对国民党的诋毁，郭沫若当即步《沁园春·雪》之韵，连作两首和词予以反击，声援毛泽东。1957年，毛泽东的18首诗词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后不久，郭沫若就写了《试和毛主席韵》之《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3首，借诗词表达对毛泽东作品的欣赏之情。1963年元旦，郭沫若作的《满江红·一九六三年元旦抒怀》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远在浙江杭州的毛泽东读后，很有感触，当即挥笔写下《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除了文学上的相互欣赏，毛泽东和郭沫若也常借诗词唱和互诉衷肠、交换观点、表达立场。1961年10月，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场观看浙江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写下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并于11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其中有一句是“千刀当剐唐僧肉”。毛泽东看到后，认为郭沫若对被妖魔鬼怪蒙蔽的唐僧进行口诛笔伐的做法不妥，便于1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郭沫若看到毛泽东的和诗后，当即作《再赞〈三打白骨精〉》以回应毛泽东。看到郭沫若的思想转变后，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因郭沫若在新体诗和旧体诗领域均享有盛誉，毛泽东曾多次直接或间接致信，请他评阅诗词。1959年，毛泽东回家乡湖南韶山以及登江西庐山时先后作《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两首诗。同年9月7日，毛泽东致信秘书胡乔木：“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很快，郭沫若给胡乔木致信两封，说了他的修改意见，促成了这两首诗的修改定稿。1961年12月，毛泽东在筹备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期间，“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写下《卜算子·咏梅》。半个月后，毛泽东又请人将此诗送郭沫若一阅。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毛主席诗词》，毛泽东对编辑工作予以指导，他召开诗词座谈会请相关同志帮助推敲，郭沫若也在应邀之列，可见毛泽东对郭沫若诗词鉴赏能力和文学造诣的高度认可。
此外，郭沫若也曾对毛泽东诗词进行大量解读。1962年，郭沫若应《人民文学》编辑部之请，写下《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其中针对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谈了他的解读思路和想法。据统计，仅1957年到1966年，郭沫若就发表了20余篇关于毛泽东诗词的解读及评论文章。这些作品，也成为解读毛泽东诗词的上乘之作和重要参考资料。
人生能得一知己，何其有幸。毛泽东和郭沫若，同生于19世纪末，结识于国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又共同为革命事业奔走奋斗几十载，他们之间的诗文唱和与深厚情谊，为后世留下一段佳话。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11月11日 总第3906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