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创业的过程，也是与各界人士合作的过程。从筹办大生纱厂开始，张謇就与在上海工商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宁波帮商人打交道。随后，他们又在棉纺织、盐垦、航运、金融等领域进行合作。总体而言，叶澄衷、孙淦、樊时勋等宁波帮商人对张謇的事业起到启迪、支持和推动作用。
赞许叶澄衷 推崇同甘共苦善举
《叶公澄衷荣哀录》中记载的张謇撰写的《上海怀德堂记》（部分）
上海市图书馆藏
清末著名实业家叶澄衷以经营五金起家，涉足水运、火油、火柴、缫丝、房地产、钱庄等行当，富甲一方。1862年，他在上海虹口创办了当地第一家经营进口五金商品的华资商号——顺记洋货号。1876年，叶澄衷又开设新顺记洋货号，将“顺记洋货号”改名为“老顺记洋货号”。他不仅在上海先后开设老顺记、新顺记、南顺记和义昌成，还在天津、汉口、宁波、九江等地开设顺记分号，成为名噪一时的“五金大王”。其中，老顺记和义昌成是早期大生纱厂所需五金的供应商。
叶澄衷发迹后，热心慈善。他不仅积极参与旅沪同乡组织四明公所的各项慈善活动，还在家乡兴建叶氏义庄。值得称道的是他设立了抚恤企业困难员工和家属的内部互助性质的慈善机构——怀德堂。老顺记、南顺记、义昌成等6家商号经理为怀德堂董事，轮流主持。怀德堂的抚恤对象为员工病故而家贫者，因公殉职或致残者，工作满12年年迈或久病、又家贫无子或虽有子孙但无力赡养者。经费来源：一方面是叶澄衷旗下各商号共同筹集洋2万元；另一方面是企业员工每人每天献出1文钱，多助不限。1899年，叶澄衷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回顾自身半生艰苦，自惭学问未深，于是决定在虹口设立学堂，延聘名师，让清寒子弟有机会接受教育。他捐出张家湾土地28亩，规银10万两，委托怀德堂董事负责筹建。11月5日，叶澄衷去世。1900年6月24日，澄衷蒙学堂动工兴建。叶澄衷的长子叶贻鉴为实现其父遗愿，又捐资规银10万两，确保学堂顺利落成。1901年4月16日，澄衷蒙学堂开学。第一任校长刘树屏撰写《澄衷蒙学堂落成记》，由张謇书写，铭刻成碑。
叶澄衷为抚恤员工设立怀德堂，引发了张謇对慈善事业的思考；捐资创办澄衷蒙学堂，则感动了张謇。张謇在1901年6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作镇海叶氏《上海怀德堂记》。”这是一篇研究张謇慈善思想形成的重要文献。张謇认为天下没有人能不依靠别人的帮助而成事，并在文中写道：“伐木丁丁，鸟鸣嘤嘤。”该句出自《诗经·小雅》：“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其意为鸟儿都需要朋友，何况是人呢？张謇接着说，得到别人的帮助事成后，只能与人共苦，不能与人同甘，也就是不能让别人分享成果，能得人心吗？随后，他又引用《诗经·谷风》中的“将恐将惧，惟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即在恐惧的时候，我和你在一起，而到了安乐的时候，你却遗弃了我，这种弃恩忘旧的行为不可有。在阐述了人与人之间互助、知恩图报的必要性后，张謇以《周礼》为例，认为中国的礼制中很早就对孤独鳏寡人群有抚恤制度。如：为国家而死之人的老孤遗属，国家不时有食物上的优抚，算是对牺牲者所作贡献的褒奖。负责赋税征收与管理的大司徒，以德、行、艺来教化民众，并荐举贤能之人。其中，“行”包括孝、友、睦、姻、任、恤等6个方面，“恤”即救贫济困。对于不信任和不善待朋友的、见灾危而不忧恤的人，大司徒可用刑罚来纠察，进而培养民众良好的民风，提高道德。
张謇推崇叶澄衷设立怀德堂，与员工同甘共苦的善举，认为值得记录和流传下去。他用《战国策》中赵威后问齐使的典故，表达叶澄衷应该得到尊重与赞许。齐王派遣使者来问候赵威后，赵威后对齐使说：“叶阳子还好吗？他怜悯那些丧妻失夫的人，抚恤孤儿和独身老人，救济贫困穷苦的人，补助缺衣少食的人，这是帮齐王安定百姓啊。”张謇感慨，邻国的王后都称许这样道德高尚的人，何况直接得到福润的人们呢？
透过《上海怀德堂记》，可以看到张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求慈善的源流，阐述慈善的社会意义。
委托孙淦 派员东渡求学专技
大生纱厂外景 南通市档案馆藏
孙淦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倡导者和推动者。1897年冬，他向驻日公使裕庚递交《大阪华商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呈总督奏设红十字会禀》，并附日本赤十字社章程的翻译件。1898年3月26日，该禀文在《申报》全文刊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孙淦与国内赴日的众多人士有交往。蔡元培回忆，在南洋公学期间，他曾赴日游历，到神户时就暂居宁波人孙淦的寓所。
早在大生纱厂开车之初，孙淦在日本大阪川口三十二番开设的镒源慎商会就已经成为大生纱厂棉纱筒管的供应商。大生档案中有关孙淦最早的文献是1900年1月12日他写给张謇的信函，主要谈及棉纱筒管的交付问题。从现存的函件、发货单和汇票探究，孙淦与大生纱厂的合作至少持续到1904年。
在张謇前往日本考察实业、教育和慈善期间，孙淦曾给予大力支持。1903年5月23日，张謇从上海坐船赴日本。25日，他到日本长崎参观。31日清晨，张謇抵达神户，华商孙淦、李光泰前往码头迎接。随后，他分别至李光泰和孙淦开设的店铺小坐。下午3时，张謇又与孙淦等人乘车到大阪，下榻在高丽桥清宾馆。第二天，他们参加了在大阪天王寺举办的日本第五次劝业博览会。博览会不仅有日本的展品，还专设参考馆展示各国的物品。6月14日，孙淦与张謇坐车赶往京都。经孙淦介绍，张謇结识了从事学校理化器械标本制作的岛津源吉，并在其引导下考察水力发电站。随后，他们一起参观盲哑院，并按照惯例各自捐赠10钱。7月22日，回到大阪的张謇、孙淦再次赴博览会，专门在水产馆考察盐业生产。
此次随张謇赴日的还有两位准备到当地工厂实习的年轻人金永安和徐有临。由于大生纱厂创办初期设备的安装和调试主要依靠英国工程师，成本很高，遂张謇便开始筹划培养专业人员。1900年1月12日，孙淦致张謇的信中提及：“生徒东渡就学一节，淦已托日友，大略可许，如尊意已定，请即示复。淦当再为妥商，并可托日本公司船格外照料，毋须派人送来。再如择选，宜在廿岁内外，而聪明说字者。若进彼厂学习，略贴饭食可矣，但须改装，庶可合宜，衣服到坂再做可矣。所费无几，能多来几人，分入各厂，则利弊易知。”由此可见，张謇至少在1899年就委托孙淦物色可供实习的日本企业。而且孙淦还根据在日本经商的经验，建议张謇选拔20岁左右的才俊前往，鉴于所需费用不多，不妨多派些人到不同的企业实习，以便对比彼此的利弊。
在日本期间，张謇通过与孙淦以及日本友人的沟通，决定派金永安到京都染织学校实习，徐有临至大阪有机纸业及手工纸业各工场实习。据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老师回忆：1904年，张謇在唐家闸创办染织传习所，招收学生40余名，由金永安主持并担任化染课教师，另聘请日籍教师一名担任织物课教员。1908年，学生们毕业后，金永安另就他任，日籍教师则期满回国，染织传习所完成使命。虽然染织传习所成立时间不长，但培养出的染织技术人员，对当时的染织企业起到重要作用。
合作樊时勋 交二十年始终相信重
1907年8月31日，通州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议事录（部分）。
南通市档案馆藏
樊时勋曾是叶澄衷的手下，担任过义昌成的经理。他精明能干，是驻沪、驻闽海军军需物资的供应商。张謇筹办大生纱厂时，樊时勋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这也是张謇与宁波帮商人合作的起点。
与张謇共同创办大生纱厂的有潘鹤琴、郭茂之、樊时勋、刘一山、陈楚涛、沈敬夫等人，称“六董”。潘鹤琴和郭茂之是买办，樊时勋是宁波商人，刘一山、陈楚涛、沈敬夫是通海本地商人。尽管樊时勋很快退出筹办，但仍和张謇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与张謇在是否吸纳官股问题上，同潘鹤琴、郭茂之发生冲突，最终不欢而散形成鲜明对比。
1904年，樊时勋被大生纱厂聘为驻沪董事，协助大生沪帐房处理厂务及相关实业事宜，实质性地参与大生纱厂的管理。随着大生纱厂不断发展，同年筹建了大生分厂。6月26日，在樊时勋致张謇的信中，表达了对大生纱厂“惟（唯）有勤慎从事”的心愿。他任职期间，曾出面为大生纱厂等企业聘请英籍律师哈华托做法律顾问。1905年底，樊时勋与哈华托开始接洽。1906年1月11日，双方达成一致，哈华托以每家企业每年银120两的价格，为大生纱厂、上海大达轮步公司、耀徐玻璃厂等6家企业担任法律顾问。双方约定，如遇事情需要商量，张謇不在上海的话，由樊时勋和赵凤昌作为张謇的代表出面接洽。这一举动反映了张謇对樊时勋的信任。
1907年8月，大生纱厂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并按照十股为一权的计票方式来选举查账员。当时，樊时勋以278权、周湘舲以155权当选查账员。在会上，他又被公推为议长（即会议的主持人）。后来，樊时勋还参股张謇发起的通海垦牧公司和同仁泰盐业公司。
樊时勋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始人和股东之一，曾担任办事董事兼上海分行总经理，对大生企业的融资多有帮助。樊时勋的儿子樊荫庭曾回忆：“先祖任浙兴上海行总理时，注重工商业放款。对南通大生纱厂经常放款，每逢张三或张四（张謇）告急求援，先祖几乎没有回绝过，救助惓惓（拳拳），贡献非（匪）浅。”
1913年，张謇与赵凤昌、汤寿潜等24名友人共同发起《为樊时勋先生七十寿公启》，建议将酬酢之礼交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代收，汇寄樊时勋的老家浙江镇海，做公益事业用途，相信樊时勋“亦必欣髯而笑之”。1916年，樊时勋去世。1918年，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乔迁新屋，张謇在颂词里提及，感念樊时勋对大生纱厂在内的南通实业的扶持：“浙江兴业银行之分立于上海，十有一稔矣。创始之力，樊君时勋之力最多。余与樊君交二十年，方余经营纺厂，艰苦百折，能慰藉而作余气者，樊君其一。樊君组织银行时，南通实业稍稍振起矣，推心置腹，相与酌剂，亦既有年，澈始终相信重。”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10月14日 总第3894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