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西洋贡品，主要是指欧洲国家转送到清朝皇宫的各色器物，是17世纪至19世纪中西政治文化交流过程中具有特殊价值的历史珍存。西洋贡品大多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遥远的欧洲进入清宫的，这些珍品不仅折射出清朝皇帝对西方的认知与态度，也是清代海上丝绸之路交往的重要见证。
清朝初年，曾一度实行海禁政策。此时的欧洲人，则已进入海权时代。为了开拓中国市场，追逐商业利润，荷兰、葡萄牙、瑞典、英国等欧洲国家相继东来，不断派遣使臣来到清廷。大批西洋方物遂通过西洋各国使臣的进贡、西洋传教士的进献以及广州地方大员的采办带进清宫，成为清朝皇帝观赏和享用的特殊物件。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西洋贡品中，有代表当时西方科技水平的各种仪器，也有毡毯之类的生活用品，还有钟表和玻璃画等陈设摆件，甚至还有一些异兽珍禽等等。在诸多西洋器物当中，西洋钟表和各式机械玩具最能博得清朝皇帝及其后妃们的喜欢。
科技仪器类
清朝前期，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的前夜，科技制造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这段时间里，不少具有近代科技含量的西洋器物送入清宫，成为特色贡品。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是最早走入清宫的西洋人。清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二十七日，汤若望的教友耶稣会士利类思、安文思向顺治帝进献了一批贡品，其中就有西洋大自鸣钟一架、西洋万象镜一架、西洋按刻沙漏壶一具、西洋鸟枪一枝、西洋画谱一套。这里的自鸣钟、万象镜、按刻沙漏壶，都是技艺先进、制作精美的器物。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带来了一些天文仪器，他向康熙帝详细介绍了天文现象及这些仪器的用法，引起了康熙帝极大的兴趣。
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奇器中，望远镜格外受到清朝皇帝的青睐。在清宫档案中，常常形象地把望远镜称为“千里眼”。乾隆三十七年（1772），意大利传教士潘廷璋来到北京，向乾隆帝进献“新法望远镜一架”，这部望远镜“远视便捷，其长一二尺，可抵旧法一二丈有余”，乾隆帝对这架望远镜爱不释手，甚为喜欢。对意大利传教士潘廷璋，乾隆帝除给予赏赐外，还封其为启祥宫“行走”。对推荐潘廷璋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乾隆帝夸赞其“办理西洋人所进之物甚好”，并赏赐大缎一匹。
洋毡织品类
清宫的西洋纺织品，主要是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西洋布、西洋绸缎和毛织品等，最初来自外国使团和传教士的进献。如顺治十二年（1655），荷兰使团就向顺治帝进献“哆啰绒、倭缎各二匹，哔叽缎六匹，西洋布二十四匹”，这里提到的“哆啰绒”，又名哆罗呢，是西方一种宽幅的毛呢类织物。这类织物以羊毛为原料，织物组织分为平纹、斜纹，以平纹居多。哆罗呢常常用来作为皇室生活铺垫之用，比如用于皇帝、皇后的轿舆之内，或充作寝宫的炕毯、桌毯等。据内务府奏案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六月初十日，銮仪卫成做皇太后乘用暖轿帏二份，奏请领用“黄哆罗呢五丈五尺九寸六分四厘”，“成做皇太后、皇后乘用车帏二份，用黄哆罗呢十丈八尺七寸一分四厘”。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初一日，广储司因成做皇太后、皇后乘用车帏，上奏领用“黄哆罗呢九丈六尺三寸八分八厘”。可以看出，西洋哆罗呢在清宫生活中已是广为使用，且存量不少。
除了外国进献，清帝也不时谕令地方官员为之采办。譬如，雍正三年（1725）四月初七日，广东巡抚年希尧接到雍正帝朱笔批示过的奏折，在专门传递奏折的折匣内，年希尧发现还有花番巴二块、花小绒二块，另有太监传谕“照式购寻恭进”。年希尧立即于广州洋行和澳门货店里寻找，最终“寻得旧存番巴二匹，一系元青色、一系大红色”。这里看得出，雍正帝对西洋各色花布是很青睐的。
钟表陈设类
清宫藏铜镀金珐琅转花葫芦式钟 故宫博物院藏
在西洋贡品中，钟表占有很大的比重。档案文献记载，康熙帝对欧洲传教士进呈的机械钟表很是欣赏。康熙帝不仅传谕粤海关监督，在广州口岸每年向外商购买大盘的欧洲钟表，还特地延请瑞士著名钟表师法斯·斯塔林入宫指导，在内务府造办处内设立“自鸣钟处”，就近制造机械钟。
乾隆帝对西洋钟表的兴趣尤其浓厚。在军机处《上谕档》中，载有乾隆帝的明确谕令：“惟办钟表及西洋金珠奇异陈设，并金线縀、银线縀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亦不令养心殿照例核减，可放心办理。”时任署理两广总督李侍尧接到廷寄之日，随即“向省中各洋行铺店及澳门驻澳夷人处所遍加购觅，得有镀金洋景亭一座，自鸣钟五架，乐钟六架，挂钟二架，推钟七元，表七元，鼻烟壶盒八件，规矩六件，玻璃棋盘一个，重一钱上珍珠一颗，七分上珍珠一颗，六分上珍珠一颗，五分上珍珠一颗，四分上珍珠一颗，三分上珍珠九颗，二分上珍珠二十颗，小珍珠手串二串”，先行呈进养心殿御览。对办贡后剩余银两，乾隆帝也令其不必解交养心殿，而是“留粤以备本年洋船进口补行采办金珠奇异陈设之用”。在这之后，待乾隆二十三年（1758）洋船进口后，李侍尧遵旨陆续购觅，“得洋镶金玛瑙规矩乐钟一对，镶金玛瑙规矩一座，镶金珠玛瑙规矩箱一座，镶金玛瑙牙签筒一件，镶金玛瑙小圆罐一对，小方罐一对”。
玻璃画作类
玻璃画，又称为镜子画，在欧洲也称为背画，是用水粉或油彩直接在玻璃的背面作画，在着彩的另一面可观赏到精美的图画。玻璃画多为大块的平板玻璃，用于挂屏、插屏、桌屏、屏风、围屏之上。
宫中进单中有诸多进呈玻璃画的记载：乾隆十年（1745）十月初二日，两广总督策楞进呈画玻璃挂屏二对；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策楞进呈画玻璃挂屏一对，画玻璃插屏一对，玻璃画屏一对；乾隆十七年（1752）七月十一日，两广总督阿里衮进呈画玻璃挂屏一对，双面画玻璃地屏一对，画玻璃小桌屏十座；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二月初五日，两广总督李侍尧进呈紫檀镶画玻璃横披、挂屏各一对；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月二十七日，粤海关监督李侍尧进呈紫檀洋花镶画玻璃横披二对；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二月十八日，两广总督苏昌、粤海关监督方体浴进呈紫檀镶画玻璃炕屏一座；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二月二十日，两广总督李侍尧进呈紫檀镶画玻璃三屏风一座，紫檀镶画玻璃桌屏一对；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初二日，粤海关监督觉罗巴延三进呈紫檀木雕洋花镶画玻璃炕屏十二扇，紫檀木雕洋花镶画玻璃挂屏五幅；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月二十八日，粤海关监督尚安进呈紫檀木雕洋花镶画玻璃彩胜挂屏五幅。透过这些宫中进单我们可以看到，清宫对玻璃画的需求数量着实不小，各式各样的玻璃画进呈清宫一直没有间断，而这一特殊皇差主要是由广东大吏经办。
异兽珍禽类
在种类众多的西洋贡品中，有一种很是特殊别致，那就是异兽珍禽。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初二日，“西洋国主阿丰素遣其臣本多白勒拉贡狮子、进表”。西洋国即葡萄牙，葡萄牙进献的狮子送到北京后，迅即成为清廷上下关注的对象。康熙帝认为“异兽珍禽，虽古人所不尚，但西洋远贡来京，跋涉艰阻，多历岁月，诚心慕化，良为可嘉，故留畜上林”。随后，清廷安排了多场观赏狮子的活动。八月初六日巳时，康熙帝前往太皇太后、皇太后等后宫处所，恭进西洋送来的狮子，进行欣赏。随后，康熙帝又前往神武门，召集“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读学士张英、内阁中书舍人高士奇、支六品俸杜讷，同观狮子”，陈廷敬等人还进七言古诗一首，以昭皇上慎德格远之化。
清宫的西洋贡品，除了仪器、毡毯、钟表、玻璃画、异兽珍禽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珍品物件。比如雍正帝点名要的伽楠香，雍正七年（1729）八月二十一日内务府总管奉旨，传谕粤海关监督祖秉圭：“配药需用平常伽楠香四十斤，着该监督寻觅送来。”内务府总管还格外叮嘱祖秉圭：“加意寻觅四十斤，得时即差人送至本府。”祖秉圭接到旨意后，立即置办，“一俟买足，即差人赍赴内务府交纳”。此外，还有通过各种形式进献清宫的漆器、玻璃、鼻烟、香水、珐琅、家具、绘画、宝石、酒类、药品等等。所谓的西洋贡品，确实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清宫西洋贡品是中西海上丝绸之路交往的特殊印证。可以说，每一件贡品，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其来龙去脉都具有特殊的历史涵义。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关于粤海关采办西洋奇异陈设“不必惜费”的谕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10月14日 总第3894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