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是毛泽东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最早公开发表于22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之后相继在《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刊载。新中国成立后，该讲话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目的下，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坚决实行“三三制”原则。
深刻阐述“三三制”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2年6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汇刊》刊登的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的照片。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在延安举行。7日，《解放日报》刊载文章《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再现了会议当天的盛况。“各参议员来宾入场后，彼此见面，握手言欢，着毡帽长袍之银髯耆绅；包头布留发辫的老年农民；着短服之工人士兵；蓄发髻的农村妇女；名流、学者、各民族、党派、阶层团体职业之人民参议员齐集一堂，态度诚恳，情绪热烈，会场内充满感奋的空气”。会议开始后，林伯渠、朱德相继发表讲话。“这时毛泽东同志乘车莅场，立时掌声雷动，会场空气更为振奋，毛泽东同志身着灰色军装入场后全场参议员来宾颔首为礼，后被请登台讲话。毛泽东申述参议会开会之唯一目的，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三民主义”。
22日，《解放日报》头版全文发布《毛泽东同志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深刻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政策和“三三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及其他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人民的，顾及一切阶级，而特别是顾及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三三制政策，是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的政策，是真正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三三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时采取的政策，即政权机关（包括参议会和政府）的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由人民选举产生，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毛泽东早在1940年便已提出“三三制”，其提出最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需要。
面对华北事变后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毛泽东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其中明确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为渡过难关，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抗日阶级和阶层，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坚持抗战到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提出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三三制”原则。
1940年3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这是“三三制”首次被明确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7月5日，毛泽东为纪念抗战3周年而作的《团结到底》一文在《新中华报》发表，首次面向全国人民公开提出建立“三三制”的主张。文中写道：“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12月25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强调，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实行“三三制”原则。“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三三制”的实行，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这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全面实行“三三制” 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模范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把陕甘宁边区建成模范“试验区”，对边区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作了大量指导工作。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边区政府组成人员，讨论并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共3章28条。纲领明确规定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性质、特点和基本政治、经济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边区的建设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同时提出1939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该纲领的重要内容大部分是由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共21条。纲领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并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作了具体政策规定，特别是规定边区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是第一次以“法”的形式将“三三制”原则确定下来。此外，纲领还提出要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军民一致、军政团结、政治民主、经济上有办法的对全国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地区。
“三三制”原则提出后，边区的许多干部思想不通，担心实行该原则“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失去“流血牺牲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权”。针对此情形，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开展一些说服工作。
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原则和意义。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毛泽东号召参议员中的共产党员要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听人民的意见，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共同把国事办好”。毛泽东的讲话，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同时也成为本次大会的指导思想。
1941年11月7日，《解放日报》第三版刊载文章《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成功召开，最显著特点是选出了真正的“三三制”民主政府，建立起“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在这次会议中，为改变第一届边区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共产党员的情况，毛泽东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根据该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绥德县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米脂县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在选出的18位边区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有7人，超过了“三三制”规定人数，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之后，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使得非党员人数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如此一来，便完全符合了“三三制”原则。
1941年11月22日，《解放日报》头版刊载文章《毛泽东同志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毛泽东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许多中间人士。会议第二天，李鼎铭对大家讲：“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教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旧掌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之后，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
参议会在讨论边区政府提出的1942年度财政预算时，李鼎铭等11位民主人士联名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案，同时提出5项具体实施建议。该议案提出后，受到大会的高度重视，以绝对多数票获得大会通过，并“交政府速办”。毛泽东看到该提案后也非常重视，他将整个提案抄到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号召普遍推行。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对其他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彭德怀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后，曾评价说：“这个边区给全国，给敌后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认真实现了，对全国来说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因为这是国民党人几十年讲要实现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没有做。对敌后所有解放区亦有很大的帮助，这里的许多经验介绍给敌后解放区，使他们的民主建设得到更快的、更顺利的进行，对坚持战争准备反攻有好处。”
“三三制”的有效实施，使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对此，毛泽东自豪地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这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9月9日 总第3881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