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架国产“七一”1型折叠式照相机在天津公私合营照相机厂试制成功。为了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35周年，这架照相机被命名为“七一”牌。这架相机成功试制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天津开埠之后 照相行业不断繁荣
1860年天津开埠后，相机随之出现，因此，天津成为中国最早有“照片记录”的城市之一。19世纪70年代，天津开始陆续出现了由中国人自己开设的照相馆，照相行业逐渐发展起来。
随着照相行业在天津的不断繁荣，为维持行业市场秩序、增进利益，一些商人发起成立了“天津市摄影业同业公会”及“天津照像材料业同业公会”。据记载，截至1948年4月，在天津登记入会的照相馆共有72家，其中不乏鼎章、同生、良友这样知名的照相馆。除了普通的照相业务，很多照相馆还推出了“美术照”及“外出拍照”业务，当时，居住在天津的达官贵人、士绅名流都将去照相馆拍摄新式照片视为时尚。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抵津期间，天津鼎章照相馆曾派出摄影师在张园院中为其拍摄过一张全身像。不久，孙中山逝世，鼎章照相馆将这张珍贵的照片洗印了数千份，以示纪念。
其实，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想要拍照留念并非易事。当时，市面上的照相机及所需部分摄影器材均赖于从国外进口，成本昂贵，只有某些政府机构或新闻记者才有条件配备，拥有私人照相机的市民和家庭寥寥无几，市民拍照只能去要价昂贵的照相馆。1936年6月17日，《益世报》天津版刊发了一则美华摄影公司的广告，内容是：“即日起二寸到八寸美术照均特价一洋元。”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后期，因政局混乱，经济低迷，通货膨胀，进口的照相材料频频涨价，导致拍照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据天津市摄影业同业公会价目表记载，1946年5月，拍一版（共3张）普通1寸照约需法币1200元左右；到了1947年2月，拍摄同样的照片就上涨到了法币2000元，后又上调至法币7000元左右。因此，一般情况下老百姓很少会到照相馆拍照。
动员一切力量 生产中国人自己的照相机
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照相机行业早有制作生产国产照相机的呼声，在一些照相机器材工厂中，也有仿制日本镜筒的拟议，但在进口照相机泛滥市场，且各个行业各自发展、专业人员难以集中调配的情况下，制造国产照相机可谓困难重重。
1953年，党中央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中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4月18日，天津的平和机械修理厂、万象工艺社、利群工艺社等4家私营企业合并成立了天津公私合营照相机厂，这就是国营天津照相机厂的前身。21日，天津照相机制造筹备委员会在天津公私合营照相机厂成立。这是一个汇集了天津多种相关行业技术骨干的组织，由天津市第二轻工业局（以下简称“二轻局”）直接领导，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生产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照相机。
在技术工人们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在不同工种的技术工人之间，因长期的互不沟通，造成各个行业间信息闭塞，缺乏了解；而在同行之间，有些人也担心手中的“看家本事”被人学去，总是有所保留……为此，天津市二轻局党支部高度重视，与工人们开展谈心活动，倾听他们的真实想法，进一步介绍现阶段公私合营的意义和天津市“一五”经济建设计划中关于开展技术革新的部署，逐步消除了部分工人心中的疑虑。对于团队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党支部提出了“三不分家”的解决方案：即技术、财产、思想三不分家，要求所有技术人员要朝着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为照相机的试制贡献力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技术工人之间的芥蒂逐渐消除，共同的使命感让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技术人员坐在了一起，他们交流技术知识，讨论试制流程，贡献出各自的智慧和力量。一位技术工人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过去见面都不说话，今天能坐在一起互相帮助，为试制照相机的工作共同研究，真是史无前例，这种合作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
各方通力协作 首批“七一”相机试制成功
据档案记载，“七一”牌照相机是由526件零件组成的，其中，镜头快门部分180件、机体部分128件、外盖部分218件。而当时天津公私合营照相机厂用于试制照相机的厂房里，仅有一台6尺皮带车床、一台牛头刨和一个轴的研磨机。由于基础设备的缺乏，所有零部件都需靠手工打造，试制的整个过程堪称工业制造方面的“艰难缔造”。
没有滚齿铣，就用车床拉出齿轮来；没有雕刻机，就用照相制版，化学腐蚀的方法，将照相机上所有的牌号、标识、号码、度盘数字刻出来；没有螺丝机，就用手把刀将所有的1.2毫米到2.3毫米之间52种82件螺丝旋出来；没有光学玻璃，就用旧的光学玻璃以大改小……虽然困难不少，但大家坚信：试制当中的一切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在这间小小的厂房里，9个来自不同行当的技术工人集中智慧，齐心合力，以饱满的热情和非凡的匠心，跨过了相机试制过程中一道道关卡。照相机厂工会主席于孝斌后来曾回忆说：“制造车间总是灯火通明，试制照相机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但工人们几乎不用动员都自觉来到厂里加班，也没有人抱怨。”
作为镜头的主要构件，能否制造出适合一定折射率的光学玻璃成为照相机试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当时由于没有先例可供参考，光学玻璃镜头的磨制全凭技术工人的一双手。当时19岁的韩永安和几名同事一起负责光学玻璃的打磨工作，为使材料符合要求且不浪费珍贵的光学玻璃原料，她们就使用胶和石膏调和制作模具试验，用手拿着一点点打磨。经过反复实验、修改，终于得到了符合要求的镜片。由于长时间举着光学玻璃片不能移动，这位年轻姑娘两只手的中指关节僵硬到无法打弯，吃饭时连筷子都难以握住。就这样，在天津市二轻局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全体技术工人的通力协作，历经54个日夜的拼搏与奋斗，1956年7月1日，首批“七一”牌折叠式照相机终于在天津公私合营照相机厂试制成功。
社会反响强烈 中华儿女深感自豪
1946年10月15日，天津市摄影业同业公会恳请社会局准予提高照相价格的函。 天津市档案馆藏
据1956年7月2日出版的《天津日报》报道，首批生产制作的“七一”牌折叠式照相机共有3台，除作镜头用的光学玻璃以外，其他零件都是用国产原材料制作而成。相机样式精致大方，并配有当时先进的自拍机和闪光联动设备，拍出的底片可放大至百倍以上仍很清晰。
“打开黄色的皮盒按一下镜箱上的开关钮，黑亮的皮腔嘟的一声就打开了。电镀的精密的机件闪闪发光，看起来和著名的日本‘玛米亚’-6型照相机一样漂亮、大方。”同一天，新华社向国内外发出了这条国产照相机试制成功的消息。报道一经发出，社会反响强烈。后来，照相机厂陆续收到近300封贺信，有人说，过去我们用的都是进口照相机，今后可以用祖国自己生产的照相机，把我们的和平幸福生活以及建设祖国的史实拍下来了；还有人表示，省吃俭用也得买一台我国自己制造的相机。消息传到海外，有报道说：“西德照相机以前垄断着东方市场，现在这种垄断被打破了，中国也制造出照相机了。”还有东南亚某国写信给中国进出口公司，要求供应和报价……“七一”牌相机的成功试制在国际上产生积极影响，海内外中华儿女对祖国的快速发展深感自豪。
1956年7月20日下午，天津市二轻局召集中国进出口公司仪器科、中文公司天津供应部，《大公报社》《天津日报社》《工人日报社》以及照相机制造厂、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光学组等单位，对“七一”牌照相机进行鉴定并广泛征求意见，最终得到了参与鉴定各单位的一致肯定，并认为该机应迅速投入生产，以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各单位也提出了部分改进意见。会后，一些单位还与照相机厂就相机的研制事宜开展了持续的交流与合作。
1956年9月，国营天津照相机厂正式成立。“七一”牌照相机也开始由样品试制转向生产。此后，该厂又相继研制出了“幸福”1型和“幸福”2型120简易相机，全国销量节节攀升。一位天津市民曾这样描述他当年买到相机后的心情：“每当我拿出照相机，看着那乌黑发亮的机身，真是打心眼里喜欢。听到那快门的‘咔嚓’声，心里总是充满了自豪和幸福。”随着祖国的快速发展，一架架国产相机逐渐进入了中国的寻常百姓家。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6月24日 总第3848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