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给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新中国体育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和增强人民体质的有效方法。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近代中国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一系列苦难后，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人曾撰文“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以“病夫”来形容中国的衰落状态。梁启超在《新民说》中针对“病夫”一词提出“强国必先强种”，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必须提高国民体质。
受其影响，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意识到国民的身体素质是民族竞争力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就曾提出，“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以致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使得当时的爱国志士尝试从不同角度思考救国之道，借助体育运动强健国民体魄也成为一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观点。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新青年的6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彼时，尚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获悉后又为此加上了第7条，即健壮的而非体弱的。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注意通过游泳、跑步、爬山、洗冷水澡等方式来锻炼身体，并开始注重思考体育问题。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在《新青年》上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他首先阐释了“何为体育真义”，“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古今中外不同的运动形式都是通过锻炼身体的方式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面对中国积贫积弱和人民体质不佳的局面，毛泽东痛陈“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强调“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他指出“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是体育的四大作用，唯有大力发展人民体育，增强人民体质，才能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体育之研究》可称是中国体育领域的早期论文，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青年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思考。
1919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发起问题研究会，他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到成立该会的目的是研究影响现代人生进步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公共体育场建设、女子放足、劳工住屋及娱乐等多个方面。由此可见，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体育和健康的问题，关注点也从个人体质的增强和理论层面的探讨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天地，更多关注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关注普通国民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当时处于弱势的女性和劳工。
强健体魄，抗战救国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打乒乓球。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遭受着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物资保障极为困难，但党中央依然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提高军事和生产的战斗力量。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要“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1941年秋他为《解放日报》体育专刊题词“发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1942年9月9日又为《新华日报》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进一步明确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增强体质，直接为革命战争服务。
根据地的体育运动，不仅丰富了当地军民的文化生活，增强军民之间的凝聚力，还有效地提高了人民的身体素质，为军队建设和长期斗争提供保障。尽管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但各地体育事业发展迅速，涌现出如延安西区一乡这样远近闻名的体育模范乡。据1937年3月16日《新中华报》记载，该乡23个村，村村都有体育场，每隔5天，全乡少年儿童就会前往乡俱乐部所在地的体育场进行军事性质的体育训练。1999年制作的中国体育50年纪录片《光荣与梦想》也展示了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根据地的干部群众把延河当作天然游泳场，在这里游泳、嬉戏、打水球，也有一些人把清凉山上一块突出的岩石当作跳台练习跳水。
1937年8月1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闭幕式并发表讲话。他强调，“在这个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已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我们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要做一个榜样，表示我们抗战的决心”，我们“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我们要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1942年9月，边区政府又在延安大砭沟青年体育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九一”扩大运动会，设置了田径、篮球、排球、游泳、赛马等比赛项目，明确提出召开运动会的目的是“支持反法西斯残酷的战争与繁重的革命工作”，要“广泛开展国民体育运动”，“使每一个国民应该有强壮的体魄，方能担负起繁重的抗战救国工作，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积极号召并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锻炼身体，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强健体魄的目的更多是保家卫国，而非个人的延年益寿。这一时期的体育运动也因此具有一些军事特征，如当时的竞技体育就设置了武装爬山、步枪刺杀、投掷榴弹等与军事紧密结合的项目，甚至很多体育比赛的举办就是为了庆祝战斗的胜利。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1952年，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首先确立新中国发展体育事业的目的“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将体育的主要任务转为增进人民健康、提高国民体质，在此基础上达到保卫国家、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48条即为“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这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发展体育的基调，即面向全体人民，把工作重心放在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普及上。第一任国家体育事务委员会主任贺龙就曾对体育工作者说：“过去洋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搞体育工作的人来摘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体育是人民的一项事业，我们不去干，还算是共产党员吗！”
1951年，针对全国各级学校学生健康不良的严重状况，政务院强调“增进学生身体健康，乃是保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并培养出有强健体魄的现代青年的重大任务之一”。毛泽东也为此写信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1953年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和1957年接见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时，他又两次提到要祝青年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可见对青年人健康状况的重视与关怀。
随着经济恢复和社会重建的全面铺开，“新体育”的建设也随之开展起来。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举行了成立大会，大会选举朱德为名誉主席，马叙伦为主席。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朱德题词：“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它的成立推动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也标志着新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61年，毛泽东横渡长江。
1954年1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播操、生产操等方便易行又有利于增强体质的运动形式以及运动竞赛等活动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起来。因为兼顾了便利性和趣味性，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喜爱，留下了这样的歌谣：“一年四季生产忙，体育锻炼也不放。年年生产有保证，男女老少喜洋洋。”毛泽东等领导人也带头参与体育锻炼。毛泽东曾多次畅游长江，并写下《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对体育和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多次强调了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性，我国体育事业的面貌因此焕然一新，“增强人民体质，增进人民健康”的体育理念成为我国体育工作的基本准绳。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毛泽东始终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他将发展体育运动与增强人民体质联系在一起，将人民健康与保家卫国联系在一起，将人民健康与经济建设联系在一起。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6月10日 总第3842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