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回延安》
到延安去：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37年，13岁的贺敬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滋阳（今山东兖州）简师，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文化知识，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但战火的硝烟很快打破了这份宁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中国大地遭受着日军铁蹄的疯狂践踏，滋阳简师被迫南迁，贺敬之也随学校辗转迁往四川梓潼。
在流亡途中，贺敬之一有时间就看书，通过阅读《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他逐渐了解到红军长征的革命历史，同时也知道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38年初，毛泽东与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等人联名发布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写道：“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贺敬之被其中饱含的革命热情深深感染，萌生了投奔延安的想法。
1940年4月，怀揣着对民主与自由的向往，贺敬之与其他3位同学相约到延安投考鲁艺。“我不知道当时的想法怎么那么强烈，走，到延安去，一定要到延安去！”
在奔赴延安的路上，贺敬之写下了组诗《跃进》。“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大幕，猎人跃进在深处。猎枪像愤怒的大蛇，吐着爆炸的火舌。而我们四个，喘息着，摸索向前方……”历时40余天，徒步数千里，贺敬之等人终于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组织将他们送到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学部读高中。贺敬之依然向往鲁艺，他带着自己写的诗歌作品，毅然决然地赶往鲁艺的考场。由于面试阶段表现得不是太好，贺敬之认为自己这次肯定考不上。但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被鲁艺文学系第3期录取了。后来，贺敬之打听到，是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他的，何其芳说：“我看了他交来的几篇作品，特别是他的诗，他是很有些诗的感觉的！”
“在延安，尽管生活比较艰苦，学习也比较紧张，可是总觉得充实，有使不完的劲。”当时，延安常有诗歌朗诵会，贺敬之每次都踊跃参加。在会上，他既朗诵自己的诗，也朗诵别人的诗。正值风华正茂的贺敬之，逐渐写出一大批歌颂党、歌颂革命的诗词。延安这片红色热土，赋予了他无穷无尽的文学力量。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伪军加紧了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1年初，王震带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与当地民众一同开展大生产运动。在生产工具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将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
1943年春节前夕，鲁艺新秧歌运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安博找到贺敬之，请他创作一首关于南泥湾的歌曲。在接到任务的当天，贺敬之便一气呵成，写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的歌词：“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满（呀）山，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是（呀）江南，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之后，《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地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人民。
为人民而艺术：歌剧《白毛女》问世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价值导向，规范了文艺工作的立场等基本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经发表，迅速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5月30日，时任鲁艺院长周扬请毛泽东给鲁艺师生“开个小灶”。据贺敬之回忆，当天，毛泽东站在鲁艺的篮球场中央，身穿带补丁的旧军装，脚穿与战士们一样的布鞋，面前摆放着一张小桌，开始对大家发表讲话。“毛泽东主席对我们说，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知识分子要放下架子。”此外，毛泽东号召鲁艺师生要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毛泽东的话，如同黑夜里的明灯，一下子照亮了鲁艺师生前进的方向。
在这之后，贺敬之积极地投身于“下农村”“进部队”的锻炼中，孜孜不倦地吮吸着民间文艺的甘露。这段经历大大加深了他对陕北一带民间秧歌、小戏和歌舞等艺术形式的了解和学习，也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和戏剧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白毛仙姑”的传说起源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逐渐流传至延安。开始，它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直到周扬提议将“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成歌剧时，才引起大家的重视。时任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找到贺敬之，让他负责该剧本的写作。《白毛女》虽有现实故事作为依据，但要转化成艺术作品，创作者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艺术创造力。“我太年轻了，当时才20岁，还不太敢接受这活儿，担心写不好。”但是，不服输的精神让贺敬之咬牙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在创作《白毛女》的过程中，贺敬之的情感也随着剧情走向而波澜起伏，喜儿的悲惨命运跃然于纸上。贺敬之每写完一幕，作曲者就开始谱曲，导演和演员立即试排、试演，“当地农民观看完彩排后，哭成了一片”。
1945年4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次演出。
1945年4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时值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纷纷到场观看。贺敬之回忆首演时的盛况：“演出时，我负责拉大幕，我格外注意台下观众的一举一动。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我看到毛主席和其他参加七大的中央领导一同起立鼓掌……”大家都是热泪盈眶。
《白毛女》将西方歌剧艺术与中国革命题材相结合，运用中国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吸收了戏曲音乐及其表现手法，在歌剧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被誉为民族歌剧的里程碑。当年，延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飘荡着《白毛女》中经典唱段的旋律。此后，这部文艺作品也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久演不衰。
贺敬之饱含热情塑造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朽印记。但他每次谈及《白毛女》时，总要反复强调，这是“集体创作”，他本人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兵”。
与时代同行：“老文青”的不老文情
抗战胜利后，贺敬之离开延安，随文艺工作团到达华北地区，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1949年初，北平解放，贺敬之随部队进入北平。“那一年，我有幸成为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因为当时只有25岁，还很年轻，所以对会议的全貌并不很清楚。”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中南海隆重召开，贺敬之参加了开幕式。这次会议，让他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文艺力量正在逐步壮大。“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到场、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扬同志讲话，我的内心非常激动。毛主席的讲话很简短，却让艺术家们，不管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来的文艺界代表，都鼓掌欢呼。”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旧社会对于旧文艺的态度,是又爱好又侮辱。他们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是他们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周恩来的报告，给贺敬之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来同志把旧社会很多人瞧不起的艺人看作人民艺术家，在新中国，艺术家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在这次文代会上，贺敬之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和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理事。同年，他还出席了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并成为团中央组织的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和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团员。
1956年3月，贺敬之回到延安，参加西北五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他本打算写几篇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但是，大会要举办一个联欢晚会，让他出个节目。贺敬之决定，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在会上吟唱。3月9日夜里，贺敬之在窑洞中边走边唱，一有灵感，便马上落笔。他写了一夜，也唱了一夜，最终写出了那首著名诗篇《回延安》。诗句优美、朴素，而又自然，尽显他对延安永不泯灭的真情。但由于夜里着凉引发了感冒，导致他的嗓子失音，贺敬之未能在晚会上登台朗诵。后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把诗稿拿去，进行了广播，随后，该诗又在《延河》杂志上发表。一时间，《回延安》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激情澎湃的旋律感染了千千万万的读者。
1982年冬，贺敬之再次回到延安。“当时，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为落实十二大精神，我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到西安参加西北五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我顺访了延安。”看到延安在脱贫致富的路上阔步前行，人民思想、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贺敬之的心中很是高兴，立即写下了一组诗。在返回北京的路上，他又创作出新古体诗《登延安清凉山》：“我心久印月，万里千回肠。劫后定痂水，一饮更清凉。”其中，“印月”“清凉”系双关，延安有清凉山、月儿井，井上建有印月亭。
“延安对我来讲，就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到延安的时候，不满16岁，我的自然生命，也是小米饭把我养大的，我也是喝延河水长大的。”在贺敬之心中，延安就像母亲一样，给予他无穷的力量。2001年5月，年近77岁的贺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面对那熟悉的山坡窑洞、亲切的面容和乡音、朴实的庄稼和黄土、清澈的蓝天白云，头发花白的贺敬之感慨万千。这次回延安，贺敬之被延安大学鲁迅文学艺术院聘为名誉院长。
《南泥湾》词曲手抄稿
《又回南泥湾》《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三门峡歌》《西去列车的窗口》……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深深影响着中国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一路走来，贺敬之秉承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诗歌书写着人民的心声。那些饱含热情、理想和信念创作的篇章，如同延安的山丹丹花一般，绚烂绽放。
文中所示图片由台儿庄区贺敬之文学馆提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5月20日 总第3833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