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宫沿着北京中轴线一路北望，越过景山，不远处便可看到一组高大的城楼式建筑，这就是现位于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钟楼、鼓楼前后相距百余米，南鼓北钟，纵向而置。
南鼓北钟
现存的北京鼓楼为明永乐十八年（1420）重建，是砖木结构为主体的建筑，通高46.7米，建于四面呈坡道形的台基上。三重檐歇山顶，覆盖有灰筒瓦，绿琉璃剪边，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无梁拱券式砖石结构，辟有券门，南北各三个，东西各一个。在鼓楼东北角有登楼的小券门，沿69级台阶可至上层。上层为砖木结构，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外有回廊。
现存的北京钟楼则是于清乾隆十年（1745）重建，考虑到防火需要，其为全砖石结构的建筑，通高47.9米，建于四面呈坡道形的正方形台基上，重檐歇山顶，上覆以黑琉璃瓦，绿琉璃剪边，亦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四面开有券门，中心为天井，可仰望上悬大钟。沿东北角小券门拾级而上，登75级台阶可至上层。上层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四面开有券门，外有汉白玉护栏。
钟鼓楼早在汉朝便已出现。东汉蔡邕在其著作《独断》中写有“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钟鸣则息”，可知当时钟鼓就已成为报时工具。到了唐朝，长安城的承天门上设有钟鼓，负责发出启闭城门的信号。北京钟鼓楼则始建于元朝至元九年（1272），时名为齐政楼，最初建于皇城以北的中心地带，后毁于大火。明朝迁都北京后，在修建紫禁城的同时重新建造了钟鼓楼，并将其位置定在中轴线的北端，后几经焚毁而重修。时至清朝，钟鼓楼在明朝建筑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建和修缮。
定更报时
作为清朝北京城的报时中心，钟鼓楼上置有计时工具。据《日下旧闻考》中记载，鼓楼上原设有铜漏壶，相传为先宋旧物，以此计时。而清朝则“不用铜壶等物，惟以时辰香定更次”。时辰香即更香，是在香体上标出刻度，根据点燃后所余长度来计算时间。若香体粗细均匀且燃烧时周围气流相对稳定，那么每炷香的燃尽时间大致相同，由此便可计算时间。有了计时工具，钟鼓楼上又设置了完善的报时系统，即击鼓定更与撞钟报时。鼓楼上本设有更鼓25面，其中主鼓一面，代表一年，置于中轴线上，同时按照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设有群鼓24面。现存的一面主鼓，高2.22米、腰径1.71米、直径1.40米，为整张牛皮蒙制。然而此鼓现已残破不堪，鼓面多处有刀痕，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所刺。钟楼上置有八角形钟架，上悬一口铜钟，为明永乐年间铸造，钟体全部由青铜铸成。大钟通高7.02米，钟体高5.55米，下沿直径3.4米，最大厚度0.245米，重约63吨。此钟是目前世界上铸造最早、重量最重的报时铜钟，堪称“古钟之王”。
 
清宣统三年（1911），民政部为请拔除鼓楼下东西两旁蒿草事给銮仪卫的咨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朝报时，每日始于暮鼓，止于晨钟。我国古代传统的计时方式是将一昼夜平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并以地支名加“时”字表示；夜晚自戌时（19时至21时）至寅时（3时至5时）的五个时辰被划分为五更。清朝原定报时方式为一更与五更之时，先击鼓后撞钟，二更至四更只撞钟不击鼓。至乾隆年间，改为只在一更与五更报时两次，先击鼓后撞钟。钟鼓的敲击方法相同，俗称为“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钟鼓照此先后敲击两轮，各108下。这108下代表的是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和七十二候。“当五夜严更，九衢启曙，景钟发声……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
钟鼓楼的设置，体现了清代管理北京城的独特方式。每当夜晚一更时分，钟鼓声响起，城门关闭，街上交通断绝，除特殊情况不许人们出行，只有更夫敲击铜锣和梆子以报时巡视。京城的夜禁以钟声为令，若有犯夜者便会受到严惩。据《大清律例》载：“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
北京钟鼓楼更是象征着清朝统治者具有向天下万民授时的最高权力，他们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目的。北京钟鼓楼是由中央机构銮仪卫直接管辖。据清代史料记载：“夜则值更，神武门外钟鼓楼设更鼓、晨钟，每夜派校尉承值”，且“鼓则銮仪卫派旗鼓手专司”。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鼓楼地方向隶銮仪卫管辖”。光绪三十三年（1907），銮仪卫咨行民政部：“本卫应修钟鼓楼界墙栅栏等工，相应贵部派员查勘，妥为修理，以期洁净而重卫生可也。”可见，銮仪卫承担着协调钟鼓楼地区工程修缮的任务。另据宣统三年（1911）的一份档案记载，“鼓楼下东西两傍（旁）蓬蒿菁密，该处为摄政王每日进内出入经行之路”，因此民政部咨行銮仪卫“即日派工芟除洁净，以昭慎重”。由此可知，銮仪卫还要负责维护钟鼓楼周边的环境。此外，北京钟鼓楼所用物品材料，由清朝中央机构直接拨发和制造。如《大清会典》中记载，钟鼓楼每月所用更香，由光禄寺依据兵部和钦天监的来文给发，而鼓楼上所设的皮鼓，皆由工部制造库成造。清朝统治者以钟鼓“示晨昏之节”，借钟鼓楼“肃远近之观”，直至1924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搬离了紫禁城，钟鼓楼才随之结束了其定更报时的使命。
商业中心
早在元朝时，钟鼓楼地区便是大都的中心城区，且此处距离漕运码头积水潭很近，来往人员、货物众多，是城中最繁华的商业区。到了清朝，虽然漕运码头已废弃，但是钟鼓楼地区的什刹海景色秀美，吸引了许多王公贵族前来修建府邸；这一地区也是八旗中正黄旗和镶黄旗的驻地；此处的寺庙还是出宫太监养老之所。这些达官显贵、旗人、太监生活较为富足，喜好讲究吃穿玩乐，他们有消费的需求，自然会有生意人前来。据清代档案记载，钟鼓楼地区商铺云集，热闹非凡，附近的肉铺、药铺、杂粮铺、干果铺、匣子铺鳞次栉比。康熙年间，朝鲜使臣金昌业游历京城后记下：“市肆，北京正阳门外最盛，鼓楼街次之。”清末震钧所著《天咫偶闻》中亦有对钟鼓楼地区繁华商业的记述：“地安门外大街最为骈阗。北至鼓楼，凡二里余，每日中为市，攘往熙来，无物不有。”当时还出现了许多著名店铺，如“伟仪斋帽店、陈一贴药铺、桂英糕点铺、庆和堂饭庄”，还有宝瑞兴油盐酱菜店、聚茂斋靴鞋铺、北豫丰烟叶铺、天汇轩茶馆、乐春芳戏园等等。除了店铺经营，走街串巷售卖小吃、兜售各类小商品的商贩更是数不胜数。
如今，帝王通过钟鼓楼来管理时间和历法的时代早已远去，人们再也不需要借助钟鼓报时来知晓时间，但钟鼓楼依然静静伫立在北京中轴线最北端，默默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5月20日 总第3833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