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Cholera），音译为“虎烈拉”，民国时期称之为“虎疫”，俗称“吊脚痧”，是一种危害性极强、传播速度极快、波及人群较广的烈性肠道传染病。染此疫者，轻者会出现剧烈无痛性泻吐等症状，重者会出现肌肉痛性痉挛及周围循环衰竭，更甚者会脱水至死。霍乱的传播途径主要是水源和食物，蚊蝇接触也会引起间接性传播，在公共卫生条件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极易诱发霍乱疫病。因此，一旦防堵工作不到位，霍乱疫疾便会大面积暴发。
民国时期，霍乱在我国多流行于东南沿海一带，夏秋两季为高发期。其中，1932年的霍乱暴发最为严重，受灾范围最广，死亡人数最多。
洪灾肆虐 疫灾滋生
1931年6月，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阴雨连绵的天气，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更是普降暴雨，此次降雨持续了两个多月，导致全国大面积受灾，江淮地区更是遭遇世所罕见的洪灾。当时，洪水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二的国土，受灾省份达16个，县、市达90个，其中，南方7省受灾比较严重，尤其是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灾情最为严重。由于此前长期对长江蓄洪区、天然湖泊的围垦破坏以及森林植被遭到大面积砍伐，加之政府官员贪腐严重，将水利专款中饱私囊，水利设施不到位，造成蓄洪、泄洪能力下降，这些原因直接导致了洪灾肆虐，农田尽淹，使江汉平原、长江三角洲平原等产粮区受灾惨重，仅长江中下游地区被淹没的农田就多达14亿亩。当时，城市受灾最严重的是武汉，整个城市被洪水浸泡，成为一片泽国，其汉口市区平均水深3米，部分地区深达5米，受灾人数达到七八十万人。此次洪灾造成全国1亿人受灾，据不完全统计，淹死人数近15万。
翌年，水患稍有退却，但灾况并未好转，各地报告洪泛区域多达284处。洪泛区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致使灾民生活十分困难，为求生存，灾民纷纷涌入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造成灾民聚集区人口激增，而由于地方政府疏于城市供水系统保障，洁净水源极为匮乏，城市公共卫生处于崩溃状态。洪水所至之处，大量腐烂之物、垃圾、粪便等漂浮于水中；更甚者，部分人员伤亡严重的灾区，平民百姓无力掩埋尸体，导致公共卫生环境严重污染。人口大量流动与堪忧的卫生条件，为疫疾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
霍乱暴发 辐射周边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继1931年全国性大范围洪灾之后，1932年春，霍乱开始流行。
1932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关于汇报陕豫两省防治霍乱经过
及现在进行情形致行政院呈（部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月23日，湖北武汉最先出现霍乱病例；26日，上海也出现霍乱病例。5月5日，《申报》上刊载的《上海发现真性霍乱》一文中提及，此次霍乱疫情出现较往年提前不少。确实，“根据往年经验，是年正常的预防注射工作还未及开展，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霍乱流行会借洪灾余威形成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随后，多个城市相继出现霍乱疫情：5月8日，湖北武昌；21日，南京；22日，广西荔浦、河北保定；24日，安徽芜湖；6月6日，广东广州；8日，山西太原；9日，天津塘沽；22日，浙江嘉兴；23日，陕西潼关；25日，广东汕头等。此次湖北武汉最早出现霍乱，接着疫疾沿长江水路传入上海，然后凭借上海交通枢纽的通达性，沿着铁路向北方及内陆地区、沿着海路向东南沿海地区，并同时沿着公路向周边地区辐射扩散，呈现出先期在交通便利的核心城市之间传播，后期逐渐蔓延至小城市乃至乡间的发展脉络。例如，陕西首例霍乱病例发生于潼关县的东关火车站内，此后，霍乱疫情由此向周边辐射，旋即，青海西宁等地亦受影响，继而整个西北地区都受到了霍乱疫情的严重危害。
抗疫乏力 酿成惨剧
疫情初起时，各省、各特别市的防疫工作基本由本省、本市的卫生力量完成，然因卫生机构、设施、医护人员等分配不均，以及自然环境因素、公共环境卫生水平的不同，其防控能力也有着高低之别。例如，上海发生霍乱疫情后，上海市卫生局即与法租界公共卫生救济处、公共租界卫生处共同组建了上海防止霍乱临时事务所，统筹各方资源进行疫情防堵工作，迅速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发展。与上海相比，山西、河南、陕西等中西部各省的疫情防控则是另一种局面。疫情发生后，各省也采取了一定的防控措施，如成立临时防疫机构，训练、派遣医护人员分赴各市、县实施注射工作，进行一定范围的交通管制，开展城市清洁卫生运动，以及对民众进行卫生知识宣传等。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因缺医少药，部分省市只能任由疫情肆虐。
当时，国民政府当局囿于中日战事、政局动荡以及社会治理能力低下等多种原因，无暇全力抗疫。但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亦未敢放任自流，仅在其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调配防疫医护人员及药品、器材，采取了一定的防疫举措，并以中央卫生机构卫生署署长刘瑞恒为首，组成卫生防疫机构主持全国防疫工作。
8月中下旬至9月，陕西、河南、山西、察哈尔、甘肃、热河等省纷纷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呈文，汇报了各省疫情防治情况。于是，陕西方面，行政院下辖卫生机构内政部卫生署调派技正孙润晨“于7月28日抵潼关，29日抵西安，与该省政府协筹救治，并将防止霍乱应办理事项，如设立防疫医院，隔离病人，吐泻物之消毒，认真办理病人调查报告及统计，饮水、用水、井水之消毒，卫生清洁防疫之普遍宣传，不卫生饮食物之取缔，预防注射之实施等详电陕西省政府查照办理”。而河南方面，因与陕西省霍乱发生时间相同，且系邻省，传播之势也非常令人担忧。疫情发生后，河南省府电告行政院“洛阌一带疫疠流行，恳请派医携药，指导救济”。于是，卫生署电令“孙技正就近驰往豫省洛阌一带实地调查，并经添派医师牛曾恕携带疫苗及消毒药品等，驰往洛阳襄助，孙技正会同地方机关协筹防治，并办理井水消毒等工作”，复“由卫生署拨发豫省疫苗3000瓶，分批运往，以为施行注射之用。并开列预防霍乱应办事项电达豫省政府民政厅查照施行”。由呈文可知，陕西、河南两省得到中央卫生机构的专业指导、药物支援已是6月23日疫情发生一个月之后了，而此时的惨剧已经酿成，疫情已无情地夺去数以千计平民百姓的生命。
据“国际洪灾救济委员会报告”资料统计，1932年霍乱流行，上海“病例4260，死亡人数317，死亡率7.4%”；陕西“病例12644，死亡人数3468，死亡率27.4%”；河南“病例10588，死亡人数2362，死亡率22.4%”。这些统计数据受战乱与时局动荡的影响，可能并不完全准确，但从中仍能看出国民政府对不同地区疫疾防控力量配置的差别，以及各地方政府疫情防控能力的差异。
时任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伍连德据“国际洪灾救济委员会报告”资料统计，1932年中国大面积流行霍乱，波及23个省、市（特别市），306个城市，几乎遍布全国，共计有10万个被记录的病例，造成3.4万人死亡。然而，受当时统计条件限制，造成统计数值严重偏低。而据史学专家张宪文、方庆秋等人进行的数据分析研究，“因疫病而死者比淹死、饿死的还多”，全国因灾死亡达370万人。
1931年、1932年洪灾之后是疫灾，灾难的双重叠加给百姓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和痛苦，甚至绝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5月13日 总第3830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