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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埠经营,摩击百工之肆”

——张謇与民族实业家荣德生

作者:特邀撰稿人 朱 江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2-05-13 星期五

    南通和无锡,都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爱国企业家,张謇和荣德生就是其中的典范和楷模。注重诚信经营,是他们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张謇与荣德生、荣宗敬兄弟等人合作,在吴淞组织左海实业公司,试图实现东方大港的梦想。在发展实业的同时,他们还兴办教育,投身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

诚信经营

    1913年,张謇应北洋政府之邀,加入熊希龄内阁。9月11日,他被任命为工商总长,暂兼农林总长,于10月21日就任。12月27日,农林、工商两部解散,改组农商部,张謇就任农商总长,1915年4月卸任。

    张謇一度“绝意仕途”,投身实业,兴办教育和慈善事业,目的在于利用自己和其他股东的力量,“建设公共事业,为一国立些模范”,即通过南通的社会建设,探索一条地方发展的道路。在赴北京任职前,张謇告诉南通地方各界,他并非“翻然变更初志,于政界讨生活”,而是“欲举平时所主张者发为政见,以供朝野之采择”,其实是想把自己在创业过程中的经验,在国家层面进行推广。

    在1913年11月8日发表的《实业政见宣言书》中,张謇提出了他的构想,即通过制定法律、发展金融、改变税则以及奖助企业,达到振兴实业的目的。在张謇看来,立法为其中的第一计划。他写道:“无《公司法》,则无以集厚资,而巨业为之不举;无《破产法》,则无以维信用,而私权于以重危。”张謇把《破产法》与社会信用紧密联系起来,把制定《破产法》作为提升社会诚信程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一条途径。

    张謇重视经济立法,其思想中蕴含的对诚信的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荣德生。荣德生在晚年编写年谱时,回忆起1914年他与另一位无锡商人蔡兼三到北京拜访张謇的情形。在交流中,张謇说道:“吾国商人多不研究法律,故与外商订立契约往往吃亏,遇到交涉时,自己立场亦多不合,以后商会应对此注意,倡导研究。”荣德生当时感触不深,经过30多年的商战风雨后,再细细品味,张謇所言实有深意。荣德生认为像张謇这样深明法理者,在中国工商界为数不多。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中写道:“余数十年经营,未尝触犯刑章,二十余岁读刑、民法,三十岁后始有商会,遂习商法,凡事依法而行,至违法取巧之事,万不可为也。”

    荣德生所谓的“凡事依法而行,至违法取巧之事,万不可为也”,与1920年张謇给江苏淮阴士绅朱德轩的信中讲的“自治当从自重、自苦、立信用始。信用为吾人之自助”,有异曲同工之处。张謇与荣德生在实业上取得杰出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缘故,也与个人的禀赋有关,而其中诚信是他们成功的基石。

    张謇在经营实业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诚信品行的践行。1895年,他筹备大生纱厂,投身商海,多年的企业经营和商业运作经历,使他对当时营商环境有清晰的认识,这在1913年的《银行专修科演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张謇认为:“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中国商人之道德,素不讲求,信用堕落,弊窦丛生,破产停业,层见叠出。”针对中国商人不注重信用的现状,张謇告诫未来的银行从业者,“守法宜坚”,“营业宜敏”,呆与猾是经商者的大忌,因为“如履行契约,所有条件稍有欺诈,则信用难以保持,何以招徕主顾?便宜不过一时,损失终无尽期”。

    因此张謇在用人上,把诚信作为重要的指标。1914年张謇在给建筑师宋育堂的信中提及:“任事以勤笃为主,任人以诚信相孚,则遇事皆洽。”做人做事,诚信和勤勉是根本。张謇甚至把诚信品质,视作从事商业活动的基础。1917年,张謇在通海甲种商业学校落成仪式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投身商海,植基之道在道德与信用。张謇认为,道德与信用,两者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古今中外未闻有有道德而无信用之人,亦未闻有有信用而无道德之人”。有一次,张謇去通海垦牧公司视察,遇到一位办事人请假逾期。通海垦牧公司管理层对此人进行批评,此人还在争辩,张謇“明正其非”。听说此人是其子张孝若推荐来的,张謇告诫儿子:“此辈委琐小人,不足荐于自累也。”

创办“左海”

    吴淞口位于黄浦江汇入长江处,是中外轮船进出上海港的门户,其附近的吴淞为咽喉要路。“吴淞与上海接壤,濒临浦江,为国内外货物运输之门户。”1898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清政府,将吴淞自开商埠,设立海关分卡,方便轮船就近起卸货物。同年,吴淞开埠工程总局成立,在吴淞修筑马路,架设桥梁,重筑被拆毁的吴淞铁路,吴淞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观。由于《辛丑条约》列入黄浦江疏浚的条款,黄浦江航道的疏通使船舶进出变得便利,外加吴淞不设租界,吴淞获得的商业投资不多,首次开埠中止。

    1920年,吴淞再次开埠,北洋政府于11月4日命张謇“督办吴淞商埠事宜”。鉴于吴淞对于交通、工商业的作用,张謇欣然接受。1921年2月12日,吴淞商埠局开始对外办公。在张謇看来,吴淞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开辟优良的港口,同时改良港务也是吸引投资的基础。

    早在1920年8月,张謇与荣德生、荣宗敬兄弟,联合金其堡,共同在吴淞设立左海实业公司。左海实业公司有着超越时人的远大目标,根据规划,公司准备在三个方面推进:

       甲、开辟轮埠(以已购衣周塘千余亩沿浦择要建筑码头);

      乙、建设工厂(先筹办电力厂,假定六千开罗瓦达。次规画机器铁厂,其他各厂得随时提议增设);

      丙、经营航业。

    张謇在给江苏督军李纯的信中提到,左海实业公司在衣周塘领用滩地后,即着手筑岸、填地、筑路。滩地的数量,经江苏官产处核明,为1299.66亩,每亩120元,合计155959.2元。荣德生与荣宗敬合买三分之一的土地。据荣德生回忆,是他最早提议设立左海实业公司,张謇负责与外界沟通,金其堡则承担更多的日常工作。

  《左海实业公司章程草案》 南通市档案馆藏

    左海实业公司的目标是把吴淞建成一个航业中心和经济要地。当时黄浦江两岸,十之七八的岸线资源被外商所占据。最初,那些地方道路不通,滩地没有填筑,无论官府还是民众,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岸线的重要性,致使适宜建设轮埠的地方,大多数沦于外商之手。左海实业公司的设立,就是想亡羊补牢,及早规划衣周塘。左海实业公司的创立者有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们认为浦东滨江一度“滩地旷阔辽远”,不料数年间,外商纷至沓来,结果本国商人几无立足之地。在公司合约中,最后一条是“田亩分执之后,如有让渡等情,须先尽同股,并不得售于非中国人”,这既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也是希望中国商人能有投资的机会。

左海实业公司衣周塘领地示意图(衣十二外冬第壹号) 南通市档案馆藏

    由于内外多种原因,左海实业公司未能按照预期的设想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开发。1923年6月,荣氏兄弟、张謇和金其堡三方将实际领得的衣周塘土地抓阄均分,这些土地之后放佃收租。从南通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可知,至少1935年左海实业公司还存在。左海实业公司在吴淞的所为,不失为近代爱国实业家自强奋进的探索。

造福乡梓

    张謇认为,要让江苏处于“最完全、最稳固之地位”,必须治本,治本就需要“各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而成立苏社,就是设立一个专谋地方自治的“连合策进机关”。

    1920年,张謇积极推动苏社成立,得到了江苏人士的响应,荣德生也在其列。5月10日晚上,荣德生与50多人一起,在上海大达轮埠坐上“大昇”船赴南通,参加苏社成立大会。大达轮步公司为张謇发起,在浦西华界建设。1904年,张謇在给南洋大臣《请设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公呈》中提及,浦西黄浦江岸线,北自虹口,南到十六铺,凡是能够建造码头的地方,除了招商局码头外,均被洋商占据,黄浦江上桅杆林立,舳舻相继,上面飘扬的大多数为外国旗帜。十六铺往南至大关(即江海大关,又称江海常关,位于大东门外肇嘉浜边)一带,处于华界,“沿滩一带,岸阔水深,形势利便”,是建设码头的理想地带。张謇等人在十六铺至老太平码头一带,购地建筑轮步,同时建造栈房,为中国民族航运业争得一席之地。

    这是与张謇交往已久的荣德生,第一次来到南通。荣德生一行在天生港下船后,受到隆重的欢迎。5月12日,苏社在南通召开成立会,荣德生被选为苏社理事。南通方面组织与会人员参观了几乎囊括南通自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以来全部的建设成就,包括大生纱厂、广生油厂、复新面厂、资生冶厂、资生铁厂、阜生绸厂、大生织物公司、通燧火柴厂等企业,医学专门学校、师范学校、甲种农业学校、甲种商业学校、女工传习所、女子师范学校、第七中学、纺织专门学校、敬孺高等小学校、盲哑学校等教育机构,养老院、贫民工场、残废院、育婴堂等慈善组织,博物苑、军山气象台、图书馆等公益单位,以及五公园、五山等景区。

    南通的社会发展,给荣德生留下很深的印象。荣德生晚年回忆:“曾至南通,见各种社会事业。张四(即张謇)先生年六十八,并开苏社。”“昔南通因有张四先生,致地方事业大兴,号称‘模范县’。如各县都能有张四先生其人,则国家不患不兴。余以一介平民,何敢谋国,只能就家乡做起,逐步推广耳。”

    1921年2月17日,张謇去了一趟无锡,这天他从苏州乘专车至无锡,随即祭拜恩师赵菊泉,“归赴荣德生君之饮于惠麓舟中,锡之实业、教育多在者。饮罢登车即行”。22日,张謇作《谢荣德生书》,表达了对荣氏兄弟的感谢和敬意,其中有句:“清流迤逦,相逢廿载之船;名埠经营,摩击百工之肆。致钦迟于枌社,弥企慕于梅园。”

    荣德生受到张謇的影响,在垦殖方面有所体现。曾担任荣德生私人秘书的朱复康1958年12月回忆道:“荣德生先生生平最推崇南通张謇。他在1928年间,同江阴大绅士吴汀鹭及其子吴漱英(时任江阴商会会长)、常熟钱禹门等组织福利垦殖公司……仿照张謇在江苏海门的垦殖办法,在江阴、常熟沿江一带修筑堤岸,让江水冲入,水退后,泥沙沉淀,江岸逐步加高,形成田地,叫作沙田,土质肥沃,宜于种植棉花等农作物……到抗日战争前夕,已扩充到一万亩(一说二三万亩)。”

    在教育方面,荣氏兄弟也受到张謇的影响,同样成就卓著:从1906年起,先后在无锡创办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学,竞化第一、二、三、四女子小学;在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学校,鼓励工人子弟就学;1919年,为了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创办公益工商中学;1927年开办公益初级中学;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主持公益中学的复建,并添设高中部;1947年荣德生在无锡创办江南大学。

    此外,荣氏兄弟捐资兴修路桥、水利。抗战爆发前20多年间,荣德生在无锡城乡先后捐资数十万元,铺筑道路40多公里。1912年,荣德生独资建造梅园,免费向游人开放。荣德生和张謇都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各自的家乡作了多方面的贡献,受到当时乃至今天的人们的尊重。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5月13日 总第3830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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