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大量珍贵红色档案，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自即日起，本报与中央档案馆保管部合作推出《红色记忆·喜迎二十大 档案讲党史》栏目，依托馆藏红色珍档，讲述：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创办新民学会；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召开的前后……让读者了解珍档背后鲜为人知的诸多历史细节，读懂百年大党的胜利密码，感受烈火淬金的精神锋芒。
1918年4月14日，由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筹备发起的新民学会成立。最初，新民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在五四大潮的洗礼下，越来越多的会员开始寻找更为现实的救国道路。经过一系列政治实践和理论探索，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新民学会先进分子召开会议通过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方针，并最终选择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集合同志” 成立学会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开端，并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当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湖南一师”）就读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名发出征友启事。随后，他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如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在湖南一师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对这些青年学子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在他的介绍下，毛泽东、蔡和森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循着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思路，毛泽东逐渐认识到要从改造哲学和伦理学入手，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进而达到改造国家与社会的目的。至1917年冬，毛泽东和身边的青年围绕“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已经开展了百次以上的讨论，并达成了“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的共识。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13人，没有到会的有李维汉、周世钊等人。经过讨论，新民学会通过了由毛泽东、邹鼎丞起草的会章。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大会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通过新民学会的宗旨我们可以看出，学会最初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学术团体，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比较含糊。
突破学会宗旨 寻找新的出路
新民学会成立之初，湖南政局动荡更迭，教育几乎被摧残殆尽。为此，学会于1918年6月下旬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召开会议决定“向外发展”，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并推举蔡和森、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6月25日，蔡和森先行到达北京联络。7月26日，毛泽东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随后，蔡和森在回信中表明了对毛泽东志向的赞赏和对学会更高的期待。其实，新民学会通过的会章只是一个删减版，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记载：“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至于那些“不见诸行事的条文”是什么，已不得而知，但幸从上述蔡和森的回信中可略见一二。蔡和森在信中对毛泽东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他非常赞赏毛泽东不以清流自许而回避政治的态度，发出了“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的强烈号召。在信中，蔡和森还信心满满地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由此看来，毛泽东与蔡和森已经不满足于老师杨昌济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突破了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
刚从湖南一师毕业的毛泽东在蔡和森多次写信劝说和个人的慎重考虑下，决定前往北京寻找新的出路。8月19日，他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一行到达北京。毛泽东并没有选择去法国。1936年，他曾对埃德加·斯诺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我另有计划。”在北京，毛泽东主要与蔡和森一起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此外，经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并谋求了一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的工作。由此，毛泽东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读到了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1918年11月，他在天安门广场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演说。15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上。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北京期间，他还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1919年3月，毛泽东因母亲病重回湖南。
蔡和森在北京期间，不仅拜访了李大钊，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参加了五四运动。
“蒙达尼会议”的共识与分歧
1920年7月，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蒙达尼的合影。
1919年12月中旬，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蔡母葛健豪等一行由上海启程赴法，于1920年2月到达法国巴黎，后转到巴黎以南的蒙达尼公学学习法文。5月28日，蔡和森写信告知毛泽东，他正在通过查字典克服语言障碍，专心致志阅读法文报纸，了解各国社会运动情况。至同年夏，蔡和森仅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将法语水平提升到“猛看猛译”的程度。他对世界革命大势，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也有了进一步思考。这时，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已初具规模。由于居住的比较分散，他们决定在人员相对集中的蒙达尼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新民学会会务，是为“蒙达尼会议”。
受会议委托，萧子升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会议的情况。这封信于1920年8月初完成。据信中记载，蒙达尼会议自1920年7月6日至10日连续开了5天，参加会议的新民学会会员有萧子升、罗学瓒、李维汉、张昆弟、蔡和森、向警予等。在各项议程中，最重要的是确定新民学会的方针及进行的方法。对于学会的方针，大家虽然一致认为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但对于改造的方法则产生了分歧。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倾向于俄国式的“急烈”革命；而萧子升主张以教育为工具，以“工会合社”为改革的办法，倾向于温和的革命。8月13日，蔡和森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阐述了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组织共产党的看法与主张。
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19年，毛泽东回到长沙。随后，五四运动爆发。在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和声援五四运动的实践中，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要通过民众联合的力量来反对强权。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但是，在方法问题上，毛泽东还是倾向于温和的方式，主张“用群众联合的方法，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12月18日，毛泽东因“驱张运动”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期间，他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并搜寻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逐渐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与之讨论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并谈到了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36年，毛泽东曾对埃德加·斯诺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根据毛泽东表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后，着手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关于当前的，一件是关于长远的。长远方面，他致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眼光主要地转向俄国，积极联络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此时，毛泽东虽然在思想上已经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他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对毛泽东来说，当前的事业就是推动湖南自治运动，通过召开人民宪法会议这样“不流血”的方式，达到“湘人自治”的目的。不出所料，10月下旬，湖南自治运动宣告失败。11月下旬，因工作的劳累及失败的打击，毛泽东决定前往醴陵、萍乡考察。很快，他就从忙碌的状态转入冷静的思考。11月25日，毛泽东在萍乡写了5封信。其中，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写道：“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写道：“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由此可见，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完全摆脱了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
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共鸣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详细阐述了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式，并提出“旗帜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的主张。他在信中还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无产阶级革命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4种利器，分别是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其中，党（指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是神经中枢。蔡和森希望毛泽东“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由于交通条件的制约，毛泽东数月后才收到这封信。此时，他恰好也已经在秘密筹备建党工作。11月间，毛泽东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他们的委托创建长沙的党组织。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在长沙创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2月1日，毛泽东给萧子升、蔡和森及在法诸会友回了一封长信，发表了对蒙达尼会议所提新民学会方针与改造方式的意见。学会方针方面，毛泽东表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方针正是自己和多数会员平日所主张的，是社会主义的。至于改造的方式，毛泽东认为萧子升等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具体讨论了组建共产党的步骤，即“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严格地物色确实党员”“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封信于1920年底才由回国的萧子升转到。次年1月21日，毛泽东回信蔡和森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还告诉他，陈独秀已经在筹建党组织，并且出版了旗帜鲜明的刊物《共产党》。
长沙“新年大会”确立方针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萧子升、蔡和森并在法诸会友的信（部分）。
因受湖南政局影响，新民学会很久没有召开会议。1920年底，湖南政局略定，长沙的会员也有20余人，亟须一次较长期的聚会讨论来交流思想、统一认识。这次会议定在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拟讨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即蒙达尼会议所提新民学会的方针）、方法、如何着手等14项最急切的问题，是为“新年大会”。
1921年元旦，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等10余人到会，就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方法、如何着手这3项最重要的问题展开讨论，但并未表决。针对有人主张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共同目的一项“不必讨论”，毛泽东不以为然，“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他认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方法，启民（即陈书农）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1月2日，会员们继续讨论学会方针和方法。毛泽东表示，无政府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而“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经表决，有10人赞成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共同目的；实现路径上，有12人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3日，会议继续讨论了从何处着手的问题。
通过1921年“新年大会”，新民学会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并最终明确了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1921年春，新民学会完成了历史使命，逐渐停止活动。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4月15日 总第3818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