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商业帝国在十几年间迅速发展壮大，离不开其背后积极勤劳、患难与共的团队，吴寄尘便是团队中的核心人物。吴寄尘，名兆曾，早年字缙云，中年改字寄尘，籍贯江苏镇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企业家。他于1912年开始担任大生驻沪事务所所长，直至1935年去世。吴寄尘是张謇的得力干将，也是他的忘年之交，两人年龄虽差距甚大，但相交易得，知己难求，他们共谋大生企业的发展，肝胆相照、亲密合作，谱写出一段友谊佳话。
卓尔不群 慧眼识珠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江苏通海地区的土布（沙布）在东三省销路不畅。土布是通海地区重要的外销商品，其销量关系到棉花种植、棉纱生产、土布纺织等产业的发展，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时，在上海协助其兄吴季农营商的吴寄尘，认为其中必有原因，在《丹徒吴寄尘上通州商会张叔俨先生书（为请派东三省调查事）》里写道：“风闻近有外人仿织土布，由大连湾进口，分运兜售。我布税重费多，难与争利。”吴寄尘认为，关于当前是否存在外人倾销、土布是否适合市场以及如何纾解困境等问题“皆未经调查不能道其确实”，且“外人既能仿制，边城远处，难保不有华商串同，冒我土布各牌兜售”。吴寄尘建议通州商会派出“学识兼到，商情练达之员”到营口、奉天、辽阳、锦州等地切实调查，“条列原因，共筹除弊改良维持之策”。“处商战之世，智虑稍疏即落人后”，这是初入棉纱业的吴寄尘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条分缕析，有理有据。
如果说关于调查东三省土布情况的建议，体现出吴寄尘对时局敏锐的反应力，那么他在粤路股东共济会中的表现，则充分展示出他优秀的组织和社交能力。粤汉铁路于甲午战争后筹建，几经曲折。1905年11月，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召开粤汉铁路筹办会议，议定粤、湘、鄂三省“各筹各款，各修各路”。1906年2月，清政府允诺粤路依法发归商办。5月，商办广东粤汉铁路公司成立，当时的粤路公司股金基本来自广东省内各善堂、旅港粤商和旅沪粤商。1908年12月，上海粤路股东成立粤路股东共济会，目的“为粤路股东保存利益，取同舟共济之意。以激励公司恢复股价，保全成本，振作前途为宗旨”。当月20日，粤路股东共济会500余人在上海张园集会，研究二期股银截收问题，吴寄尘被众人推举为临时议长，负责处理共济会相关事务；后又被推举为代表，赴广东粤路公司董事局交涉，其“所草请愿书,文理密察,为时传诵”。
1909年3月19日，吴寄尘与董事局议定，“各善堂、行商各举查账员，凭票复选正四人，副六人，稽查一切款目”。粤路公司总理梁诚辞职后，在选举新总理的问题上，吴寄尘也是作为上海方面的代表，参与协商。粤路上海股东，除粤籍外，还有其他省籍人员，协调起来难度非常大，吴寄尘能得到大家的一致信任，足见其能力不凡。
1912年，时任大生驻沪事务所（以下简称“沪所”）所长林兰荪病重。此时，大生企业正进入空前发展的阶段，沪所作为大生企业在上海的窗口，担负着与社会各界的联络、沟通工作，事务繁多，急需统筹之人。此外，沪所所长既要具备对资本市场敏锐的反应能力，同时还要作为张謇的代理人，妥善处理大生企业的各项应酬、会务，责任重大。林兰荪举贤不避亲，向张謇推举了自己的外甥吴寄尘，吴寄尘的才能，也得到实业家刘厚生的赏识。刘厚生是张謇的挚友，张謇之子张孝若如是评述刘厚生与张謇的关系：“刘先生才识优长，品格最高洁，我父遇到大事，或疑难之事，得其一言，无不立决。民国后我父凡到政治舞台，彼必偕出相助，极讲骨气，有远识，是我父生平最爱重的一人。”刘厚生极力向张謇推荐吴寄尘，“厚生以先生才略，时时诵于南通张啬翁。”1912年3月，吴寄尘正式接替林兰荪，担任沪所所长这一要职。事实证明,张謇重用吴寄尘是明智之举，后者也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身体力行回报了张謇的知遇之恩。
同舟共济 患难与共
大生企业虽多集中于南通，但资金往来、物料采购、人才聘用、信息采集等业务都是在上海开展。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是大生企业极为倚重之所在。在与大生企业合作的金融机构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占据重要一席。在张謇领导下的大生企业，与上海银行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堪称银企合作的典范。吴寄尘作为沪所所长，代表大生企业在上海金融界中不断斡旋、奔走，为建立大生企业与上海银行的“深厚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5月，江苏省盐垦讨论会在南京举行，审查委员会全体人员合影（左八为吴寄尘）。 南通市档案馆藏
1915年4月17日，庄得之、陈光甫、王晓籁、李馥荪等金融界名流在上海宁波路8号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成立上海银行，庄得之被推举为总董事，陈光甫为办事董事兼总经理。1915年6月2日，上海银行正式开业。据陈光甫回忆，上海银行发起之初，原定股本10万元，而实收只有8万余千元。正当他们陷入焦灼之际，大生企业对上海银行伸出了援助之手。据吴寄尘的侄子吴又春回忆：“上海银行创办时资金周转是比较困难的，大生不仅在投资方面帮助过，而且常在往来户上存款维持，所以后来大生碰到资金周转困难时，上海银行也予以帮助。”由此奠定了大生企业与上海银行牢固的合作关系。1916年，上海银行在南通设立办事处，经营厂家押款，后改为上海银行南通分行，大生企业作为上海银行的支持对象，从中获益良多。
到1916年2月，上海银行的股本已达20万元；919年，该行续收资本时，大生企业又追加股本15万元。这项投资，源于吴寄尘在1918年5月23日召开的大生一厂股东常会上的建议：“适值商业银行去岁在通营业甚多，本拟设分行在通，故迎合其意附股。昨议分厂提银五万两，正厂在保险项下提银十万两，为商业股本。在两厂受金融活动之益，于秋市购花尤有关系。”1919年5月，张謇、吴寄尘等当选为上海银行董事；1922年7月，吴寄尘又被推举为副董事长，代表大生企业参与上海银行的事务；1923年，大生企业将所持股份进行转让，同年5月，张謇辞去董事；1924年，吴寄尘也辞任副董事长一职。尽管大生企业退出了对上海银行的投资，但双方的管理层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大生企业陷入困境后，上海银行依旧鼎力支持，是大生企业重要的投资者，这与吴寄尘从中的沟通密不可分。
吴寄尘接任沪所所长后，历经大生企业的辉煌与磨难，他为大生企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吴寄尘的主持下，大生企业在上海九江路22号建成南通大厦，这标志着大生企业的发展到达顶峰，该楼至今仍屹立在九江路与河南中路的交汇处，是上海著名的历史建筑。
1921年，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5家盐垦公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应邀赴通泰地区考察，吴寄尘全程陪同，张嘉璈及其背后的上海金融界“以南通提倡实业，辛苦艰难，社会有维持之责”，愿意伸出援手，吴寄尘又在其中不断奔走推介，最终成功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企业债票——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债票。该债票缓解了5家盐垦公司的经济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北盐垦事业的发展。
在大生企业最困难的时期，吴寄尘与张謇同舟共济，二人迎难而上，在绝境中突围。据《大生资本集团史》（初稿）：“1922年后盐务、纺织先后失利，大生本身陷入债海，大生沪事务所每日除为纺系四个厂调度银根外，还要为大生资本集团所属数十家单位调度银根，每晚几十个单位的收付划抵的细账，都要汇报给主任吴寄尘听，每到午夜后，才能决定次日筹码的安排，事务之烦责任之重，形成了大生资本集团的神经中枢。举个例来说，当时专司调汇账目的职员潘华封，任职才十多年，就因日夜疲?于账目数字，发了神经，足见大生沪事务所业务的紧张与繁复。”1923年底，张謇在写给儿子张孝若的信中感慨万千：“今于友辈中察得真有休戚相关，临难不却之忠者，吴寄尘、张作三、江知源、章静轩数人耳。”1935年8月22日，吴寄尘病逝,黄炎培在为其所作的挽联中也赞曰：“南通事业，海上周旋，论公私关系如麻，长日劳劳。”
通家之谊 尽心尽力
吴寄尘既是张謇的下属，也是他的幕僚，两人在长久的合作中，又结为亲密朋友。张謇的夫人吴道愔曾在请吴寄尘协助处理“遣出张佑祖”的信中有言：“先生为先夫啬公与怡儿所推重，有数十年通家之谊。”吴寄尘兢兢业业辅助大生企业，在南通市档案馆保存的吴寄尘记事本中，记录着他事无巨细地处理大生企业的各项事务，其中不乏张謇的行迹。据《季诚记事》（1913）载，张謇对吴寄尘信任有加，遇事总与吴寄尘商量。张謇寄给上海方面人士的信件，如徐积余、陈英士、虞洽卿、刘聚卿、许久香等，一般先寄到沪所吴寄尘处，再由沪所把信件分致各地。张孝若曾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中写道：“我父六十以后的经营实业,最得力而最共甘苦患难的,要算吴君兆曾。他本是读书人，所以能识大义，品行纯洁，心地长厚，也是我父生平很爱重的一个人。”此外，张謇也经常在信函中以“寄尘世兄”之称，忽略自己的长辈和上级身份，爱戴之意跃然纸上。
张謇去世之后，张氏家族依旧非常信任吴寄尘，遇到重大家庭事件，也会请吴寄尘拿主意，或者出面调解。吴寄尘利用其声望和才能，为张家处理过一些棘手的事务，包括轰动一时的“余觉诉张孝若案”。
1913年，吴寄尘记事本中关于处理大生企业和张謇个人事宜的记录（部分） 南通市档案馆藏
余觉的妻子沈寿是当时著名的刺绣大师，深得慈禧的赞赏。1914年，张謇在南通创办女红传习所，沈寿任所长兼教习，培养出许多刺绣人才。1921年，沈寿因病去世，在张家的安排下，她被葬于南通长江边的黄泥山麓。1928年，余觉向南通县法庭起诉张孝若，要求张孝若返还沈寿留存在南通的贵重财物。此案虽走上法律程序，但双方其实都有协商和解的意愿。原告余觉在法院开庭时竟然没有出庭，而张孝若也被劝说“先哲有言，刻木为吏誓不对。以堂堂公使，因此区区细故，对簿公庭，窃为孝兄不取也”。沈秉璜、张谦培等人居间调解，双方屡次商议，但几度濒临破局，“先后三月中间，决裂已五六次”。
吴寄尘德高望重，为余觉和张孝若两方面信服。为此，沈秉璜、张谦培致信给吴寄尘，希望吴寄尘“鉴谅弟等愚诚，一以婆萨为怀，始终斡旋”。他们在信里也表达出对吴寄尘来苏的期待：“顷奉孝兄七日快邮，悉已谅解，甚慰。此间亦经说妥，与前讯无甚变更。一俟驾临，再行三面协商，愈为周密，即盼束装。”吴寄尘于同年端午节后前往苏州帮助调解此事，双方经多次拉锯，最后商定由吴寄尘作担保，大生企业先行垫付，张孝若分3次支付6000元给余觉。余觉承诺撤回对沈寿公葬案的上诉，而沈寿存在南通博物苑内的绣品等物件归博物苑永久保存，吴寄尘的出面也为这桩外界瞩目的纠纷画上了句号。
吴寄尘不仅帮助张氏家族调解对外关系，也消弭过张家的一些内部矛盾。张謇曾在南通唐闸新育婴堂领养过2个男孩，分别为佑祖、襄祖，希望他们长大后可以帮助独子张孝若“发展事业，以分其劳”。可惜两人均不成器，张孝若与母亲吴道愔意欲遣出佑祖。但在遣出的条件上，两人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张孝若希望佑祖搬出濠南别业后，彼此断绝关系。吴道愔因为佑祖之妻是自己的侄女，不忍心永不往来，况且领养佑祖25年，痛心不已，希望尽可能地在物质上多给予佑祖一家补偿。张孝若认为其母对佑祖“容忍过分”，并提出“如佑一日不去，我不愿再回濠南”。
僵局之下，吴寄尘又成为张家信赖的和事佬。他在张家母子之间反复协调，这从吴道愔给吴寄尘的信中即可略窥一斑：“前年在沪曾以遣出佑祖事，相托转知怡儿，翼能早日解决”“务祈代转怡儿即谋解决，若有未当处，即请酌情代为做主”。最终，在吴寄尘的劝解下，张孝若做出适当让步，承诺佑祖在经过他和母亲同意后，有回复之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襄祖本也在遣出之列，但在此期间，襄祖患病，吴道愔还请吴寄尘在沪所腾出一间屋子供襄祖居住，而在1933年遣出佑祖时，襄祖已经去世。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2月11日 总第3791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