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有一本特殊的相册，翻开影集，一张张有关蒙边风土人情和爱国青年在当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照片映入眼帘。其中，一张题为“本团出发全国工作七同志”的合影，揭开了这本相册背后的故事。在国家危难之际，合影中的7人组成“上海国难宣传团”，两度北上，通过写生、举办展览等方式积极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文艺界“把艺术服务于国难”的真实写照。
走出象牙塔 以画笔声援华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为挽救民族危亡，各界爱国人士攘臂而起，奔走呼号。绘制上海街头第一幅抗日宣传布画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上海美专”）学生沈逸千便是其中一员，他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与同学们为抗日团体绘制宣传画。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沈逸千将生死置之度外，赴战地工作。同年夏，他从上海美专毕业，跟随陕西实业考察团北上写生。一路上，他目睹了在战争笼罩下百姓的悲惨生活。至冬归沪，沈逸千与同学俞创硕、黄肇昌、顾廷鹏等人参加了胡厥文、朱学范、史量才等社会名流组织的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义卖大会。他们鏖战8个昼夜在白布上作画30余幅，这些画有描绘战前东北美好风情的，有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虐行径的，有表现人民苦难生活的。参加义卖大会的人们看完作品后，说：“（这些画作）让人自然而然地生出同仇敌忾之心。”
1933年初，日军侵占热河，中国军队在长城沿线与敌人展开激战。沈逸千等人“痛国亡之无日”，为声援华北将士守土抗敌，他与上海美专的同学成立了“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其中，团员俞创硕、黄肇昌、莫朴学习西画出身，王彬主攻国画，顾廷鹏擅长摄影，张仪则是这支队伍中唯一的女性。当时，他们在画坛被誉为“七君子”。随后，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的成员便携带百余幅抗战布画，踏上了宣传之路。他们希望“一方面揭发敌人阴谋与暴行，一方面激励国人奋起自救，以挽救垂危之祖国”。2月，宣传团抵达江苏南京，举办国难画展，反响巨大。离开南京后，该团赶赴华北地区，并在北平停驻近3个月，筹办了国难宣传展览。据报道，一周之内参观者达10万人次，极大振奋了北平民众的救国热情。5月，国民党当局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塘沽协定》。他们痛感国难日益深重，立即由北平出塞，赴察哈尔、绥远，入乌兰察布盟（今乌兰察布市），进行写生并调查当地实况，传播救国思想。9月，宣传团返程，并于20日在南京夫子庙举行蒙边速写展。一时间，轰动金陵，每日参观者多达万人，民众备受鼓舞。
回沪后，沈逸千将此行的成果，交给上海《时代画报》发表，并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了单行本《蒙边西北画刊》，受到读者青睐。12月，由沪上名流杜月笙、王晓籁等人发起，蒙边速写展又在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再次举办。
再度北上 引起各界关注
1934年，上海国难宣传团合影。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甫一归沪，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便开始筹备第二次长途宣传，同时“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改称“上海国难宣传团”。此行他们计划由沪出发，分别前往南京、徐州、济南、天津、北平、张家口、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等19省34埠开展抗日宣传，预计耗时近一年。根据安排，这次长途宣传工作大致分为四项：一、以国难画展、画报等方式开展宣传；二、探访各民族生活、工商、物产、交通等实情；三、推广国货；四、沟通各族文化。
经过上次“远征”，上海国难宣传团已有了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遂再度出发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据说，宣传团还未离沪，就有报纸屡次刊载其出发的消息，造成不少乌龙事件。
上海国难宣传团原定于1934年1月12日出发，但种种原因导致日期一再推迟。2月初，宣传团带着大量国货、特产、画报、年画等从上海出发，胡厥文、朱学范、杜重远、史量才等人前往火车站送行。《申报》《大公报》《民报》等报纸纷纷发表文章，报道其出发情况，足见各界之关切。出发前，团员莫朴的母亲身患重病，但他想到数千万“因国难而骨肉分离”的人，毅然随团前往，并得到家人的支持。而张仪亦因祖母急病，家里催归，最后决定先回湖南，再前往北平与大家会合。
1934年农历新年前，上海国难宣传团抵达北平。他们经过紧张、细致的策划，于除夕夜在白云观举办展览，引起轰动，激发了北平民众的抗日热情。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对宣传团举办的活动甚为恐慌，多次派人威胁、破坏。幸好得到爱国人士的帮助，展览才能顺利进行。
百灵庙办展 号召蒙民抗日
为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上海国难宣传团在驻北平两个月后继续北上，计划借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绥远百灵庙召开之机，举办抗日爱国宣传展览等活动，号召蒙古王公和蒙民一致抗日。他们还欲借机再次深入考察风土人情和西北实况，以“供国人究规挽救内蒙厄运”。
1934年4月15日，上海国难宣传团携带7大箱物品抵达归绥，之后马不停蹄赶往百灵庙举办展览。其间，亲日的“善邻协会”采取各种方式阻挠他们的活动。但宣传团有备而来，事先已做好入蒙宣传的接洽工作，并得到当地王公贵族的认可，遂在办展过程中亦得到他们的支持。在蒙边各地的展览反响热烈，对广大蒙民坚定抗日信心产生了积极影响。绥远一名六年级学生观展后，在一篇题为《参观上海国难宣传团国难画展览会记》的文章中写道：“自从日奴佔（占）据了我们的东四省后，一般智（知）识阶级的人们，看得国人仍是在甜密（蜜）的睡梦中取乐，毫不清醒，可是国家呢？已是危险万分了，因此他们便想来做一个雄鸡，把全国人民都叫了起来，或许我国还有复兴的可能。”他还在文中描述了人们观看展览的情形：“有的同学只是低头发恨，有的竟要流出泪来，还有的都握紧了拳，瞪大了眼，愤愤地，好似想一下子把日本人打倒的样儿。有一个商人，竟用手指按着一个日本兵的头，咬着牙关，像真的见了日兵的愤怒。”
百灵庙展览结束后，上海国难宣传团分两路进行宣传，一路上同敌特汽车队、汉奸土匪和“善邻协会”斗智斗勇，游击迂回，总算有惊无险。他们把带去的国货、特产、画报、年画等送给蒙古族的兄弟们，画报、年画的内容皆以宣传全国各民族团结一致抗击日寇为主题。同时，宣传团将一路所见形成实事纪要，发表于报刊上，如：察东多地被伪组织占领情况、乌兰察布盟某部叛变情形、牧民生活困窘情况等。最后，两队在河南郑州会合，前往开封等地。按照最初计划，宣传团还打算前往宁夏、甘肃和新疆，最终未能成行。
1935年，上海国难宣传团历经磨难返回上海。6月，蒋介石颁布所谓的《邦交敦睦令》，禁止发表爱国反日言论。上海国难宣传团被迫解散，而一向支持宣传团的杜重远、史量才等人，或被暗杀或陷囹圄。这段轰轰烈烈的关于国难宣传的故事也落下了帷幕。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2月24日 总第3772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