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历史悠久、声誉卓著。1907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中、德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创办了德文医学堂。随后，该校几经更名，1923年定名为同济大学（以下简称“同济”）。自创校起，同济学子就心系国家命运，积极参与救国救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
初到金华 成立特别支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部分同济学子弃笔从戎，千里迢迢赶往湖北武昌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同济、复旦等大、中学校学生联名致电北洋政府和多家报刊，声援爱国学生。五四运动后，同济学子创办了进步刊物《自觉周报》（后改名为《自觉月刊》）以“自觉觉人”的精神继续投身到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1924年，在同济附设的实习工厂内，艺徒中共党支部宣告成立。大革命失败后，同济的爱国学生运动受到严重冲击，艺徒党支部亦遭到破坏。1929年，以朱觉为书记的同济中共党支部成立。1930年，朱觉被捕，同济中共党组织再度遭到破坏。
1936年，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外围组织上海学生界救国会成立。随即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以该组织为基础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就有同济学生、朝鲜人李滢来。此后，同济学子顾德熙、汪海粟、朱惟善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由于上海战事日益激烈，学校当即决定迁校。根据上级中共党组织指示，顾德熙离开同济，前往位于上海市郊的青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其他3名党员随校迁至浙江金华后，成立了中共同济特别支部，由李滢来任书记。这是同济中共党组织在抗战全面爆发、开始西迁后的首次重建。10月，李滢来离开同济，中共同济特别支部书记改由汪海粟担任。随后，汪海粟以中共同济特别支部为核心，在金华组织了以学生界救国会会员为骨干的同济学生战时服务团，团员很快从几十人发展到二三百人。他们深入金华城乡张贴抗战标语、漫画，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同济学生战时服务团还编印《合流》报，刊登进步文章，在金华地区影响甚广。
随着上海的沦陷，金华不时遭到日军空袭，同济决定从金华迁到江西赣州。中共同济特别支部及部分同济学子毅然中断学业，告别母校，留在浙江。自此，同济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暂时中断。
西迁途中 保留革命火种
全面抗战之初，国民革命军全线溃败，令国人始料未及。1938年，同济不得不从赣州、吉安迁至广西贺县八步镇（今属贺州市）。同年冬，同济又从八步迁至云南昆明，并于1939年春复学。中共党员、西南联大学生况礼文得知同济迁至昆明后，征得西南联大中共党组织同意，便从西南联大转回同济，并开始在校内发展党员。其实，况礼文是同济附中学生。淞沪会战爆发后，因淞沪铁路停运，况礼文和同济附中校长冯至等人一起乘小船撤离位于上海吴淞的同济校舍，后辗转到达重庆。1938年，他在重庆联中（今重庆七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考入西南联大。
1939年，迁至云南昆明的同济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抗日献金救国活动。
同济大学校史馆藏
1940年秋，由于昆明物价飞涨，加之日军飞机不断侵扰，同济决定再次迁校。这一次，他们选定了四川李庄。在同济迁往李庄前，同济中共党支部再度重建，共有9名党员，由况礼文任书记。当时，同济党支部的任务：一方面是结合抗战实际情况组织党员学习；另一方面是开展群众工作。其中，包括加强对读书会、民众夜校的领导，深入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针。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同济进步力量得到发展壮大，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41年，迁至李庄的同济党支部与宜宾地方中共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根据上级指示，同济党支部不再发展党员。遂从四川考入同济的党员并没有转入同济党支部，在抗战胜利后，他们随校迁至上海。同济党支部的原有党员则以“隐蔽、小型、分散”的方式开展活动，直到支部党员全部毕业离校。自此，同济党支部完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使命。
重回上海 融合进步力量
1946年，同济从四川迁回上海。在中共上海市学委的领导下，以同济医学院学生庞其方为书记的同济中共党支部于同年底恢复。党组织的再度重建，使同济实现了川、沪两地进步力量的融合。同济爱国学生运动在第二条战线上崭露头角，蓬勃发展。
1947年，同济党支部改组为同济党总支，庞其方任总支书记。同年，为加强对同济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中共上海市学委调任中共党员乔石为同济党总支书记。在乔石的领导下，同济成为上海地区与交通大学南北呼应的“民主堡垒”。其中，1948年初同济学子为反对国民党暴虐统治，争取民主权利，同国民党军警短兵相接的“一·二九”事件更是震惊全国。
从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校舍毁于日军战火后被迫开始西迁，再到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同济中共党组织先后3次重建。这段光辉历程表现了一所大学在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时应有的力量与气节，表现了同济学子在国家危亡之际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2月3日 总第3763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