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化 > 往事回眸

“欲求商业之发达,必先求金融之活动”

——张謇的金融实践

作者:朱 慧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1-11-19 星期五

    “农工商业之能否发展,视乎资金之能否通融。”这是张謇1913年出任北洋政府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后为农商总长)时,发表在《实业政见宣言书》里的观点。根据多年从事实业的经历,他认为振兴实业需要在完善经济立法、确保金融基础、减免厘税征收、奖励补助企业四个方面着手。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中,张謇充分认识到金融的重要性,开始积极培养金融人才,创办淮海实业银行,并发行了中国最早的企业债票。

设立淮海银行

    张謇兴办实业的过程,就是持续融资的过程。从1895年筹办大生纱厂起,资金问题就不断地困扰着张謇,特别是大生纱厂的资本筹集,可谓是历经艰辛,“闻谤不敢辩,受侮不敢怒”。所集资金,“往往甲日筹得一二万,乙日已罄,丙日别筹,丁日又须还甲”。大生纱厂自1899年5月23日开车后,一度面临严重的流动资金短缺。为此,张謇曾在上海“仰天俯地,一筹莫展”。

    早在1902年,张謇就倡议在南通设立银行,因响应者寥寥而未成。1906年,张謇提出“银行者,农工商实业生计之母,而国民进化之阶梯也”。因此,他于1911年设立了银行专修学校,为开办银行培养专业人才。到1916年,张謇更是感悟到“银行人身之血脉也”,他把银行视作社会经济的命脉。1918年1月,上海金融界拟在南通设立银行和堆栈,张謇认为,“二十余年中,吾花纱布同业所感受之痛苦,之艰难,而徒唤奈何者,一言以蔽之曰,金融关系而已。以通海一年中5000余万之贸易额,而金融牛耳执之他人之手,欲求操纵自如,确立于巩固地位,其何得乎?”“与其人代我谋,而受制于人,何如早自为谋”。

    “淮海银行设立之宗旨,本为通海各实业金融活动之计。”通海地区(南通和海门)的实业,以棉纺织和盐垦为核心,均为资金密集型企业,对金融业的依存度很高。因此,张謇决定设立商业银行,服务于通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根据现有史料可知,淮海实业银行筹备工作至少在1918年就已开始。在1918年5月30日的《申报》第七版《实业银行开会记》中记载,1918年5月24日召开了淮海实业银行第二次发起人会议,这次会议确定拟议中的银行定名为“淮海实业银行”,股本100万元,在通、沪两地设立筹备处,发起人公推张詧、张謇为筹备主任。上海筹备处由筹备主任委托大生驻沪事务所所长吴寄尘办理。1919年5月14日,在大生纺织公司股东常会上,主席徐静仁提出,淮海实业银行筹备已就绪,所有股款拟遵照上届议案,在股东应得官余利项下提出十分之一入股淮海实业银行,全体股东表示同意。1920年1月,淮海实业银行宣告成立,张孝若任总经理。

1918年5月15日,淮海实业银行筹备处开具的入股银收据。  南通市档案馆藏

    1920年,淮海实业银行上海分行、东坎分号、扬州分号、唐闸分理处(初为储蓄处)相继设立。其中,上海分行于9月17日开始运营,设立于九江路22号南通大厦一楼。1921年,淮海实业银行改南通总行为南通分行,另设总管理处统辖各分行、分号及分理处,为全行最高机关;复设分行于苏州、分号于海门、分理处于镇江。

 1920年,淮海实业银行设在南通的总行大楼。

    1918年至1921年,是南通地方实业的全盛时期,各企业需要大量流动资金,靠调款维持,支付的利息很多,淮海实业银行的创立适应了各企业融通资金的需要。1920年至1921年,淮海实业银行营业总额年达四五百万元,1921年全年纯利16万余元。1922年,淮海实业银行的经营日渐困难,主要表现在对企业放款难收;对各盐垦公司不仅放款难收,利息也不能结清,甚至对一些濒于破产的公司还要贷款接济。1922年,东坎分号先行歇业。即使遭遇了如此大的困难,1922年淮海实业银行盈利仍有14万余元。1923年,淮海实业银行因盐垦方面及大生厂的各项债款催收无着,当年仅盈余3万余元。1924年,淮海实业银行将各分行、分号、分理处除海门分号一处因营业尚佳未予结束外,其余均暂行收歇。1927年,海门分号也歇业,至此,淮海实业银行基本结束业务。但不可否认的是,淮海实业银行在存续期间,对通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抵制停兑政令

    张謇在筹划和组建本地金融机构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了国内其他银行的经营活动。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张謇入股1500元。1919年,该行续收资本时,大生企业加入股本15万元。1922年6月,在交通银行第11届股东大会上,张謇被推举为总理。但影响最大的是张謇1916年出任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支持上海中国银行抗拒北洋政府的停兑令,给予上海中国银行极大支持,在中国金融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謇出任交通银行总理时期发行的股票

    当时,由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为北洋政府大量垫款,滥发钞票,导致信用不稳。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诒主张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集中现金,并建议发行不兑现纸币。这一消息传开后,北京、天津两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钞票持有者,前往银行兑现的人日益增加。于是,北洋政府国务院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下达命令:“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

    5月11日清晨,上海中国银行接到北京总行转来的国务院钞票停兑、存款止付的命令后,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当即进行紧急磋商,认为如果按照命令执行,中国的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因此,宋汉章和张嘉璈决定拒绝执行北洋政府国务院的命令,上海中国银行照常办理兑现、付存。

    为了保障上海中国银行正常营业,宋汉章和张嘉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请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出面,以中国银行的股东、存户和持券人身份,聘请律师向上海会审公堂起诉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副经理有损益行为,这样宋汉章、张嘉璈必须作为被告人应诉,在诉讼期间,依法两人不会被撤职。同时,宋汉章和张嘉璈也寻求了地方政府和外资银行的支持。

    与此同时,宋汉章和张嘉璈请张謇出山担任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计划借助商股股东的力量抵制北洋政府国务院的停兑、止付令。据张嘉璈回忆,5月11日晚,“行内准备翌晨照常兑现付存。同时我与宋经理以为挤兑提存风潮平息之后,袁政府怀恨在心,势必设计摧残反对停兑之行,不得不藉股东作后盾,以相抵制,因偕股东刘厚生(垣)往访张季直(謇),说明组织股东联合会维持中国银行之用意。股东联合会随即成立,公举张氏为会长,叶葵初为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

    5月12日,针对停兑、止付令,以张謇为会长的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回应称:“金融枢纽首在银行,中央银行又为银行之母,此时骤行停顿,则金融枢纽立时破坏,是无异国家宣告破产、银行宣告停闭,况沪行为中外观瞻所系,欲求保全必自沪始。中央命令万难服从,沪行钞票势难停兑。”张謇在当时的政商两界都享有极高的威望,经由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发出抗拒宣言,对北洋政府国务院具有很强的震慑力,也有助于安抚上海中国银行的储户。

    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同时还公布了五条办法:“由股东联合会推选监察人到行监察,将全行财产负债及发行准备金移交外国律师代为保管,再由外国律师委托宋汉章、张嘉璈二人继续营业;所发钞票,随时兑现,不得停付;一切本行存款,均届期立兑;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一切均按普通银行营业办理;将来如逢商家有损失,均由本会向南北政府交涉,归正式政府承认。”

    上海中国银行从5月12日起,经受了储户兑现的冲击,到19日兑现风波基本平息。6月20日,段祺瑞致电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张謇等人:“中央银行为国家命脉所系,前因金融紧迫,必不得已停止兑现,原为暂时救济之计,幸赖诸公热诚维持,商民蒙福,感仰同深。”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停兑、止付令的不当,也表达对张謇等人的尊敬。

发行盐垦债票

    张謇与上海金融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彼此携手,相互促进。盐垦公司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水利设施建设,土壤改良时间又长,因此,有着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1921年,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五家盐垦公司遭遇经营困难。这年春天,张謇邀请张嘉璈赴江苏沿海垦区考察,张嘉璈考察了除华成盐垦公司之外的其他四家盐垦公司。考察后,张嘉璈认为,各盐垦公司有大量的土地可供开垦,潜力很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生产力低下,这可以通过提升农林技术来改进。

    张嘉璈回到上海后,积极推动金融界携手支持张謇的盐垦事业。他邀请各银行和钱庄共同讨论时称:“佥以吾国事业,久待振兴。各盐垦公司规模宏远,关系于农产纺织业者甚巨。偶为天时所困,积累不振,亟应合力扶持,以示提倡。”在此基础上,上海金融界与张謇等人共同发起,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企业债票,即“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债票”(简称“五公司债票”)。

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认数单  南通市档案馆藏

    参与五公司债票发行的银行,有上海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上海银行、盐业银行等,几乎囊括了上海的华资银行,这些银行与源昌正、裕盛隆、信康等参与的钱庄,共同组成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根据《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合同》,五公司债票第一期发行300万元,利息每年8厘。当时金融市场短期借款利息极高,“除长存款月息约在一分之谱而外,平时调汇,以市面银根宽紧,故时有重轻。活期往来,有时市拆涨至按月一分五六厘,定期放款最轻月息亦在九厘左右,平均周年计息约在一分三四厘”。年息8厘的水平可以理解为上海金融界对张謇事业的支持。

通泰盐垦五公司第一期债票  南通市档案馆藏

    为了顺利发行五公司债票,张嘉璈设计了比较合理的债票发行条件。“惟发行公司债票,系属创举,风气未开,仅以轻率利息,恐不足于鼓动企业家之兴味,似须另酬相当利益,方易集款”。认购五公司债票每千元,可以获得五公司另外赠予的红地10亩。如果按未来土地成熟后的地价每亩20元计算,债票持有人预期收益约为一分六七厘。

    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不仅在经济上给予了盐垦公司支持,还在大有晋盐垦公司所在的南通三余镇成立了农事试验场,共有田600亩左右。“特聘著名昆虫专家、作物专家,研究虫害之防除、农事之改良,以图增加各公司之收益”,委托东南大学农科代为筹备。农事试验场每年预算经费为2万元,其中,五公司承担1万元、银团承担5000元、张嘉璈承担5000元。

    由于五公司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以至于债票没能按照合同的规定按期归还,原定5年的债票期限,一直持续到抗战期间才结束。但五公司债票客观上减轻了相关盐垦公司的负担,对盐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在中国金融历史上也是一次有益的创新。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1月19日 总第3757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实习编辑 程子淇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