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纪录片《曙光》第二集《少奇》的“寻访人”是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教师张新华，对于她来说，刘少奇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她对刘少奇生前足迹的寻访、研究之路，第一站是坐落于天津海河岸边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这里也曾是刘少奇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
这座建筑修建于1915年，位于原法租界，又靠近英租界、意租界与日租界，五方杂处，非常适合开展我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至1937年，刘少奇在天津工作期间，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战斗在敌人统治的白区，战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
化名“胡服” 从陕北来
1935年，国内政治局势急剧变化，华北已成为时局的焦点所在。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后，又把侵略势力迅速向华北扩张。华北的大片土地渐渐沦入敌手，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适时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随后，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在《告全国民众书》中痛心地写道：“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而国民党政府依然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退让。最终，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联发动学生在12月9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的爆发，预示着抗日救亡已成为时代呼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决定。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丧失殆尽，只有华北保留下了一个河北省委，设在天津。它同中共中央北方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由于北方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同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导致难以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这种局面亟须打开。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张闻天说，北方局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北方的领导，需派得力同志前往。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的刘少奇临危受命，化名“胡服”，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
1936年1月17日，刘少奇从瓦窑堡出发，途经陕西鄜县（今富县）、耀县去天津。为了保证安全，刘少奇一行避开大路，沿山间小道、僻野荒径前行，翻山越岭，爬坡过沟，有时还得穿过树林。经过30多天的长途跋涉，才到达临潼，乘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在二三月间，他们终于抵达天津，入住在日租界兴安路北洋饭店。
几天后，一位手拿《益世报》的人出现在北洋饭店，他就是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由于刘少奇化名为“胡服”，王林并不知他的真实身份。据王林后来回忆：第二次“谈完话后，他才用手在桌子上写了刘少奇三个字”。不久，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的协助下，搬到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惠兴德成衣铺”楼上居住，以正在养病的南开大学周教授的名义作掩护。
就这样，刘少奇开始了在北方局的工作。
抗战时期的刘少奇
署名“K.V.” 向火线去
在纪录片《曙光》中，中共天津党史研究室的李卫永给张新华展示了一份1936年4月1日天津发行的《大公报》，上面有一篇题为《北平学生抬棺游行》的报道。事情发生在是年春天，18岁的北平高级中学学生郭清，因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警察抓捕，受到严刑拷打，于3月9日惨死狱中。北平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群情激奋。北平学联征得中共北平市委同意，决定于3月31日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追悼大会。追悼会上，警察的出现使得事件迅速升级。当即学生们抬棺上街游行，行至南池子附近时，他们突遭大批军警残酷镇压，100多人被打伤，许多学生干部被捕。
身在天津的刘少奇看到报道后，立刻决定抓住这一事件，在党内进行教育。4月5日，他给北平同志写了题为《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的一封信。出于秘密工作需要，刘少奇署名“K.V.”。在信中，他指出：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的时候，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该采取的正确的策略是，更加巩固与扩大人民的统一战线，保存、巩固与加强自己的组织和阵地，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以准备击退敌人对于人民的进攻。信中刘少奇还说：“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利用这件事来更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但不应采取今天这样的方式，可以设置灵堂由各界人士自由去致祭、送挽。如果要开追悼会，可以与学校当局商议，可以请学校当局、教授讲演，也可以举行比较盛大的葬仪，就是说完全公开地进行纪念。如果遇到某些事不能得到允许（如开会、盛大葬仪等），就少做一件两件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样做，我们相信会得到成功，不会失败。”这封信给华北地区尤其是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带来很大震动。
4月初，刘少奇又撰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也署名“K.V.”。文章列举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危害，分析了这种“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其在党内严重地长期存在的原因，着重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
1936年4月，刘少奇署名“K.V.”撰写的《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部分）。
这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第55期上。由于文章视角新颖以至于党员们都在打听这位“K.V.”是何许人。
之外，刘少奇用“K.V.”的名字在《火线》上还发表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肃清空谈的领导》《所谓具体领导》《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等多篇文章，对党的干部进行教育。他还注意发动广大干部来参加讨论“新策略路线中的问题”。为此，刘少奇在《火线》上刊登了一则《KV启事》，提出：“我发起在《火线》上组织一个讨论会。这个讨论会不要另外的组织形式，每个同志都可以参加，对于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最好是与目前现实生活有关的重大问题，新策略路线中的问题。如果同志们赞成我这个提议，就请你们提问题与意见，简单写给各级党组织，由组织汇齐给《火线》，在《火线》上发表并讨论。”
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正确贯彻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他对白区工作的方针、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的指示，尤其是那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使得广大干部、党员深感“多年来未解决的问题，如今解决了”。
五月鲜花 开遍原野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1936年夏，华北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侵略者以“防共”“保桥”的名义，向华北大举增兵。在华北的日军由8000人增至2万多人，古北口、山海关各驻日军一个师团，其余兵力分别驻在平津、通州及北宁路沿线各地。日本军方不仅将“天津驻屯军”改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仍设在天津，还大肆修建军事工程。华北局势岌岌可危。这一切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
1936年5月28日，天津学生参加游行示威的场景。
5月中旬，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在研究了天津的形势后，决定发动天津学生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从而推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成全国实现停止一切内战、抵抗日本侵略的目标。根据中共天津市委指示，天津学联在5月28日进行了游行示威。这一天，天津学生高举“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高呼“抵制日货，制止走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特殊化”等口号，走上街头。游行队伍分南、北两路：南路由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广东中学、三八女中等校学生组成，行至金钢桥南边；北路由北洋工学院、法商学院、河北工学院、女师学院及河北一师等校学生组成，行至金钢桥北边。南、北两路学生队伍在金刚桥会合后，又在官银号召开了近万人的群众大会。会上，学生们慷慨激昂地讲述了华北危亡的形势，要求全国枪口一致对外。会后，他们再度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等活动。各校在游行后罢课3天。
天津发生“五二八”抗日大游行后，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纷纷响应。爱国学生和民众的示威，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野心，并促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改变撤往冀南的意图。
根据刘少奇的意见，爱国学生们在游行中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激发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情绪。6月，刘少奇派人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华北抗日救亡运动情况时谈道：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中下级官兵与学生民众的关系改好，宋哲元的态度亦有进步。
1937年2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机关移驻北平。在离津时，“惠兴德成衣铺”的老板王惠赠送给刘少奇一件中式长袍，刘少奇则回赠了两把木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惠将这两把木椅捐献给了国家。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1月19日 总第3757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