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的回信中写道：“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新安旅行团’不怕艰苦，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奋进的精神面貌。”
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新安旅行团”踏上了抗日救亡的征途，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之后的17年里，他们行程5万余里，书写了一段经久不衰的红色传奇。
离乡救亡 共赴国难
“新安旅行团”的母校是新安小学。192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受人之托，借用江苏淮安河下的新安会馆旧址，创办了新安小学。次年，陶行知因发表抨击国民党当局的言论被通缉，新安小学不免受到牵连，面临停办的危险。毕业于南京晓庄学校，立志“在教育上进行一场革命，办一场革命的教育改变中国”的汪达之临危受命，接任校长之职。
当时，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当局不仅熟视无睹，反而集中力量“围剿”红军，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新安小学受到国民党当局暗中施压，加之经费中断等原因，许多教师被迫离职，校内光景惨淡。内忧外患之下，汪达之决心带领学生走向社会，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1933年10月，汪达之第一次带领7名新安小学的学龄儿童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自筹经费修学旅行。他们途经上海等地，历时50多天，受到了广泛关注，《时代画报》《苏报》等国内外媒体报道了此事。这次成功的旅行，给了汪达之和孩子们走出困境的信心。
1935年10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下，汪达之与孩子们组成“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踏上了抗日救亡的征途。生活上，“新旅”坚持“简朴整洁、亲爱团结、助人克己、爱护人群和国家”；旅途中，引入“小先生制”，打破“长者为师”的传统，以“知者、能者为师”，充分激发了团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汪达之始终以顾问自称，与团员们相互尊重，携手开展工作。他们风餐露宿但朝气蓬勃，天真烂漫却坚忍不拔。
1936年5月，“新旅”团员到达上海，接受了来自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培训，还参演了著名导演蔡楚生的作品《小五义》，为开展宣传工作打下了基础。之后，他们一路向西，足迹到达宁夏、甘肃等地。在甘肃，“新旅”团员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取得联系，其团员左义华、张俊卿、曹维东三人还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团内建立了党支部。1938年6月，“新旅”到达湖北武汉，开展“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的宣传工作。陶行知称赞他们：“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武汉等地相继失守后，“新旅”奔赴广西桂林。
桂林岩洞 特色抗战
由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桂林在短期内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和文化界人士，很快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1938年11月18日，第一批“新旅”团员到达桂林。初到桂林，他们就与“孩子剧团”一起，成立了联合干事会，着手组织公演和制作标语等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时，在桂林的儿童救亡团体有10多个，成员众多，但是组织分散。在“新旅”的倡议和推动下，“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从1939年1月开始举办。各儿童团体每个星期天召开会议，通报工作情况，定期组织活动，广泛团结协作。
自1938年下半年起，日军轰炸机不时侵扰桂林。每当警报拉响，城中的男女老少便会选择就近的岩洞躲避。轰炸有时会持续一整天，躲在岩洞里的人既忐忑不安又百无聊赖。起初，“新旅”团员帮助老弱妇孺躲避战火，在岩洞里演唱救亡歌曲、宣传抗日主张，以此吸引大家注意。时间久了，他们便趁机开展“岩洞教育”，或者讲授大家急需的防空知识，或者教老人和儿童读书识字。“岩洞教育”宣传了抗日主张，提高了普通民众的知识水平，舒缓了他们在炮火中的紧张情绪，可谓“一举三得”。“新旅”团员在特殊时期、特殊条件下的这一创举，很快成为桂林抗战的一大特色。1939年初，受苏联政府委托来华的摄影记者卡尔曼到达桂林，他的镜头中留下了“新旅”团员开展“岩洞教育”的生动场景。
在桂林两年多的时间里，“新旅”先后组织了西南工作队，在湘桂铁路沿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成立西郊工作队和东郊工作队，到乡村参加劳动，砍柴后组织义卖，向群众汲取生活经验，在实践中增长知识才干；面向妇女和儿童，他们开办识字班和夜校，表演戏剧，教唱歌曲，宣讲时事、科学知识和抗日主张；组建伤兵之友队深入伤兵医院进行慰问演出，鼓励伤兵写作日记和战斗经过，帮忙平息医院与伤兵、伤兵与伤兵、伤兵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每到一地，“新旅”团员都与当地的农民、工人、学生，还有伤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自始至终贯彻“服务即宣传，宣传即教育”的理念，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从事生产生活运动。
面临改编 一波三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随着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受中共关照的“新旅”处境越发艰难。1939年11月，“新旅”到达桂林已有期年，他们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就在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突然称“新旅”“在外言语行动欠妥，名称也不妥”，这是国民党当局对“新旅”产生不满的明确信号。
1940年9月，“新旅”收到第四战区政治部电文，要求他们在7日内到柳州听候改编。“新旅”在出发时曾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补助，后来以“特约群众团体”的身份接受军委会政治部的补助。军委会政治部以“由新安出发的学生不足三十人，其余成员都是沿途加入的，故无存在必要”为由，决定将“新旅”编入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并改名为“新安儿童宣传团”。收到消息的“新旅”团员即刻赶往柳州面陈存在的困难，希望此事能够从长计议。然而，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因为改编的真正原因并非如上所述，而是“新安旅行团领导人员思想左倾”。当时，进步文化界人士走街串巷，以笔作枪，把文艺当武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担忧。
1940年10月2日，陶行知就“新安旅行团”改编事给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无奈之下，“新旅”请求陶行知代为斡旋。陶行知大病初愈，只能致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10月2日，陶行知在信中写到“新旅”仓促改编，困难多端：其一，“新旅”因筹备复校，正准备公演筹款，此时改编，前功尽弃；其二，该团具有光荣历史，功用在于宣传，改编即消解了他们已经积累起来的影响，殊为可惜。然而，张治中的回复令人失望：“新安旅行团改编事，前在辞修兄（陈诚）任内，因该团份子递变，原有学生已寥寥无几，为爱护青年，改编在卷，既成定案。”眼看“新旅”即将成为军委会政治部麾下的傀儡，“新旅”团员心急如焚，他们只好求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新旅”化整为零，自1941年5月起分批转移至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转战苏北 脚步不停
1942年1月，汪达之和最后一批“新旅”团员到达苏北盐阜区，“新旅”实现了由国统区向根据地的转移。离开了白色恐怖的桂林，“新旅”来不及休整便立刻投身艰苦严酷的斗争环境。他们排练文艺节目，编辑少儿刊物，成为苏北抗日根据地儿童事业的中坚力量；组织起18万名儿童团员，劳军支前、站岗放哨，为华中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5月，“新旅”在盐阜区召开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少年先锋队队章》，内容包括“我们的目的”“什么人可以入队”“队员的权利和义务”“组织”“队风”“纪律和公约”。经过10余年的历练，昔日的少年儿童革命团体已经成长为一支组织完善、规范有序、纪律严明的革命队伍。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0日，“新旅”参加了收复淮安的战斗，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1946年初，“新旅”团员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他们这些年来的工作和战斗成果。5月20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新安旅行团各位同志们：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之后，“新旅”作为解放军文艺宣传队，参加了解放战争。从沂蒙山麓到扬子江畔，每一处都留下了他们活跃的身影。1949年“新旅”改名为华东新旅歌舞剧团，1952年又和其他文艺团体一起组建为华东人民艺术剧院，正式结束了长达17年的全国旅行。
“新安旅行团”的教育实践是成功的，他们在中国青少年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1月12日 总第3754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