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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牺牲者和一座山

——李大钊烈士侧记

作者:杨仲达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1-10-29 星期五

    大型纪录片《曙光》的第一集《铁肩》开头,是一个具有冲击力的镜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观众在解说员的引导下望向一个黑色的绞刑架,一架冰冷的、令人惊惧的刑具,解说员以稳健的语调解说道:“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架,敌人对他行刑长达28分钟……”这个绞刑架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0001号文物、国家一级文物。

    1927年4月28日,一个暮春的日子,李大钊在北京壮烈牺牲,年仅38岁。勇敢地走上绞刑架,对于革命者,那是无上的光荣,但代价是死亡和疼痛,是与世界告别的勇气,更需要坚定的信仰。

    镜头之中,一位年轻人——李大钊的曾孙李天心站在人群中思索……随后镜头一转,苍松翠柏映入眼帘,这是在李大钊烈士陵园,李天心在墓前久久肃立,似乎正在默默地和李大钊进行着心灵的对话。

    李天心由此开始了对李大钊生前足迹的寻访之路……

读北洋法政 登五峰山峦

    在天津北站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旧址,历史学者白万春陪同李天心凭吊李大钊足迹,并向他展示了一份1907年天津《大公报》刊登的广告。当年的李大钊就是看了这份报纸,才从故乡直隶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出发,转乘火车在天津北站下车,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被录取的。据其所撰《狱中自述》称,当时他“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生于1889年10月29日的李大钊,时年仅18岁,他和二三同学趁暑假之便来津,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即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在《狱中自述》中写道:“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最终选择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由那里开启了他新的人生道路。

    也就是在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归乡的那个夏天,李大钊攀登了他钟情一生并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一座山——五峰山。

    五峰山风景秀丽,又不乏人文色彩。1641年,山中韩文公祠建成,历代不乏吟咏登临者。相传这山即是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之处,李大钊在《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一文中描述,碣石山“胜境颇多,登五峰绝顶,茫茫渤海,一览无既”,碣石山即为五峰山的连体,五峰山从属于碣石山。

    李大钊曾经为此山写下多篇诗文,他于1913年发表在《言治》月刊第6期的《游碣石山杂记》一文中记载:“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天际,盖相越仅八十里许。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而于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曩者与二三友辈归自津门,卸装昌黎,游兴勃发,时适溽夏虽盛炎不以泥斯志,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西五峰是五峰山的一部分,而韩文公祠是山中名胜,李大钊在这里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

    1907年是李大钊首登五峰山,其一生曾八登五峰。1913年秋,当他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拟去日本留学之际,又到五峰山韩文公祠小住。恰在那时,昌黎县火车站5名铁路警察被日本驻屯军杀害,李大钊闻讯,立即下山到城北地藏寺吊唁死难者。他在《游碣石山杂记》一文中写道:“惟此荏苒十日间,昌黎惨毙路警五人,已孤棺冷落,寄地藏寺中。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首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士,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这段亲历日军杀害同胞的事件深深地影响了青年学子李大钊。在天津市图书馆,时任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永立为李天心讲述了这段往事,并向他展示了1913年直隶省昌黎县县志第12卷的缩微胶片,其中记载着日本铁路防兵枪杀京奉铁路巡警刘长忠等5人的事。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肆意杀人,这件事触动了青年李大钊,也触动了100多年后的李天心。

    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期间,李大钊两次登临五峰山。这两次登临,正是他的思想急骤转变和形成的时刻,此后在1913年冬,他作别祖国,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那个时候,他更多地接触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逐渐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过渡。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并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豪情磅沛,愤慨于纸,激励全国人民开展反日爱国运动,文中写道:“同人等羁身异域,切齿国仇,回望神州,仰天悲愤!”这就是李大钊发出的沉痛呐喊。

牺牲者和五峰山

建党时期的李大钊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陈翔、北京行政学院的侯且岸、北京大学的杨琥,这3位老师分别对李天心讲述了留日归国后李大钊的奋进历程。

    1916年春,李大钊回国;9月,他的一篇著名文章《青春》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文章开篇即称:“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返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庆贺明媚之象矣……”他又在结尾部分称:“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这是一篇青春的宣言书,号召中国青年打破历史的桎梏,涤荡历史的积秽,唤起青春的力量。

    侯且岸老师郑重地讲到李大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青春》,他说,李大钊认为青春可以再造;而另一篇尤为重要,即是《牺牲》一文。

    李大钊的文章《牺牲》这样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是一篇短文,如同李大钊生命的短促,它也如同文中所用语言一样,奇险而绝美。

    这篇文章是李大钊对生命的感悟,愿为真理而献身的情怀。李大钊是把生命比作“绝美的风景”和“奇险的山川”。笔者以为,其笔下“奇险的山川”,即是河北省昌黎县的五峰山。此文发表在1919年11月的《新生活》上,署名“孤松”。在那年夏天之后,李大钊大量使用“孤松”的笔名。党史中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说,“孤松”,当时是和“独秀”相提并论的,诗云:“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孤松”即是“北李”,“独秀”则是“南陈”。李大钊后来为中国革命而牺牲,与五峰山“托体同山阿”。

    透过这篇短文我们知道,李大钊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而他和五峰山那绝美的风景和奇险的山川,与“孤松”都有着一段不解的奇缘。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诞生于五峰山

1919年9月,《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马克思主义专号”
上发表的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他,在这之后,他陆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和演说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篇章,在中国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标志着李大钊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真正形成的标志,则正是在五峰山上写成的名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大钊自从日本归国之后再登此山,已非仅是为游览,而是著书立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下篇,是在五峰山的韩昌黎祠里写成。这篇文章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分两部分发表:上篇即该文的一节至七节发表在9月《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马克思主义专号”上;下篇即该文的八节至十一节发表在该刊11月的第6卷第6号上,形成完璧。

    李大钊在文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与以往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或者不确切的表述不同,该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此文成为十月革命以后由中国人撰写的,最早的系统、完整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献,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文章汪洋恣肆,逻辑缜密,显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远见卓识。李大钊在文章开篇即指出,“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行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他清醒并且谦虚地认为自己“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什么研究,今天硬要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在写作这篇文章之时,李大钊年仅30岁,他已经被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浸润颇深,写出2.6万余字的长文,颇见其学养和功力。在此之后,李大钊继续撰写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用以指导革命工作,这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写作的具体环境现今仍可复原,但是具体情境却令人难以想象,以山中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尤其是资料的相对匮乏,居然并未造成撰文的不便,足见李大钊已经对于马克思主义熟稔于心,成竹在胸,也可见马克思主义与这座山的机缘。

说不尽的五峰山

    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诞生于五峰山的名篇是《再论问题与主义》。那年胡适针对李大钊把共产主义思想引进《新青年》等报刊,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发表于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文中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李大钊此次登临五峰山后又以一封给胡适的答辩信的形式,写下了《再论问题与主义》,阐明其全面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和马克思唯物史观。文章还特意标明“寄自昌黎五峰”。这封信发表在是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上。

    在此次登临时期,李大钊还写有一篇《五峰游记》,是继1913年之后的第二篇有关五峰山的专门游记,这次是以白话文写成,文章刊载在《新生活》上。他在文章开篇写道:“我向来过惯‘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日子……”文中详细地讲述了其行程,是自北京从京奉铁路出发,到滦州车站,又在滦河上雇一只船,顺流而南行,弃舟登岸,抵达故乡,两三日后从陆路到昌黎而专上五峰山的。从昌黎城北雇骡车运行李到山下,至骡车不能前行,再步行上山。在李大钊笔下,又比较细致地描绘了五峰山的胜境美景,如果园、流水、树木、云雨等等,也写到了看守韩公祠的刘克顺夫妇。这一时期,李大钊还写了《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等描写五峰山风景的诗篇,陆续发表在《少年中国》上。

    这年夏天,李大钊从五峰山返京,途遇昌黎瘟疫,剥夺人命,而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不闻不问还封锁消息,他愤然写出一则题为《秘密……杀人》的随感录,愤慨地予以揭露;而第二年清明时节,他又过昌黎,见被瘟疫夺去生命的死难者的坟墓,在《自然与人生》一文中这样写道:“去年的新冢,已经丛了一层荒草,遥看那荒草里,仿佛又现了青青的颜色了。”

    《曙光》的结尾部分,巍巍青山,茫茫松林,李大钊汉白玉立像身在其中,遥瞰海天……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0月29日 总第3748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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