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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文彬与冯桂芬的交往

作者:特邀撰稿人 沈慧瑛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1-09-13 星期一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阶层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故他们的朋友圈也有所不同。顾文彬以进士入仕,以京官起家,最后官至宁绍台道员,故与之相交往的多为文化素养较高的官绅阶层,既有官文、胡林翼、李鸿章等朝廷官员,又有冯桂芬、汪锡珪等年少时就结交的同窗朋友。清光绪元年(1875),顾文彬归隐故里后,与吴云、沈秉成、李鸿裔、潘曾玮等旧雨新知频频举行真率会,共同演绎了光绪年间吴门文人士大夫的风雅。唯一遗憾的是,他的好友冯桂芬已经谢世。

榜眼冯桂芬

    冯桂芬(1809-1874),出身于商人家庭,因祖上经营得法,生活富足,但到其父这代时因一场大火致使家道中落。冯桂芬出生于九月,正值桂花飘香之时,父母为他取名桂芬,意为蟾宫折桂、光宗耀祖之意。在那个年代士农工商四民,商终究属于末等。因此,冯桂芬自幼就接受传统四书五经教育,目的无非是“学而优则仕”。幸运的是,冯桂芬聪慧异常,博闻强记,读书能一目数行,在当时诸生中脱颖而出。道光十二年(1832),林则徐担任江苏巡抚,考课书院时,对冯桂芬青眼有加,“有一时无两之誉,谆勖甚至”,并请他留在巡抚衙门校对其在京时所撰写的《北直水利书》书稿。此外,他还让冯桂芬代为撰写《太上感应篇图说序》,可见其才学高于一般诸生,而林则徐对他也十分信任。

    冯桂芬因崇拜苏州先贤顾炎武(号亭林),为自己取字林一,号景亭。顾炎武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与王夫之、黄宗羲、唐甄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鼓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冯桂芬以先贤为楷模,刻苦读书,又受到林则徐的鼓励,更加奋发有为。道光二十年(1840),冯桂芬与顾文彬一起进京参加会试,顾文彬败北,而他顺利通过考试,成为贡士,并在殿试中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授翰林院编修。当年会试主考官是潘世恩,这科的状元李承霖、探花张百揆都没有冯桂芬这个榜眼名气大。道光二十三年(1843),冯桂芬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次年,他赴广西任乡试正考官,旋丁母忧返苏。四年后,冯桂芬重返京城。咸丰登基后,网罗人才,恩师潘世恩向皇上推荐冯桂芬、林则徐、姚莹、邵懿辰四人,他们因此受到皇帝的召见。可惜冯桂芬的运气不是太好,因其父过世再次丁忧。三年孝期结束后,冯桂芬本想进京复职,但接到朝廷旨意,让他在地方招募团练,协同地方官员共同对抗太平军。咸丰十年(1860),苏州沦陷,冯桂芬到上海避难,不久与从湖北归来的顾文彬团聚。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的落后与弊端完全暴露无遗,冯桂芬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格局之变化及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差距。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在上海期间整理结集为《校邠庐抗议》一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各方面,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他冷静分析中西方的差异,“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此对西方国家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提出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曾国藩称道,冯桂芬的主张乃“名儒之论”。

    同治三年(1864),清军收复苏州、常州、南京等地后,局势逐渐稳定,冯桂芬与顾文彬回到苏州,开始闲居生活。同治四年(1865),江苏巡抚李鸿章委派顾文彬、冯桂芬、潘曾玮负责三善堂事务,即育婴堂、女普济堂、男普济堂。为公平起见,他们在程藻安家“拈阄”决定,顾文彬拈得育婴堂,冯桂芬拈得女普济堂,潘曾玮拈得男普济堂,三位故旧共同为苏州的慈善事业而努力。

    才高八斗、思想深刻、眼界高远的冯桂芬做了几年编修,做了几次乡试考官,因战争和丁忧耽搁了好时光,从此他再也没有出山,但朝廷依旧对他封赏,同治六年(1867)赏四品衔,同治九年(1870)赏三品衔。晚年,他在苏州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府学、试院,并负责《苏州府志》的编纂工作。冯桂芬去世后,顾文彬惋惜不已,称“绅士中少一老成,深为可惜!著作等身已足不朽……”李鸿章上奏朝廷,为冯桂芬建立专祠,以表彰他的功绩。光绪四年(1878)三月初八日,冯桂芬专祠落成,顾文彬等官绅“至史家巷送冯林一入专祠”。这是寒门子弟冯桂芬最大的荣光。作为晚清著名思想家、散文家,冯桂芬以文名盛于世,著有《校邠庐抗议》《说文解字段注考证》《显志堂诗文集》。

恰同学少年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顾文彬与冯桂芬都在正谊书院求学,受教于林则徐,两人的情谊从年少到年老,始终没有改变。当他们的人生帷幕落下后,一位以过云楼留名于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一位以《校邠庐抗议》闻名于世,传播着先进的思想,冯桂芬的真知灼见振聋发聩,惊醒了沉睡的东方雄狮。如果恩师林则徐地下有知,定会为他们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顾文彬与冯桂芬作为林则徐赏识的学生,两人的功课都十分出色。顾文彬在自订年谱中记述了道光十三年(1833)拜在林则徐门下学习的情形:“林文忠师(则徐)甄别正谊书院,见余卷,问何不会试?余以实告,即拔置超等。嗣后择书院中能文之士如胡若卿清绶、冯林一桂芬、洪铭之鼎、陆稷民元纶、王汉槎煕源、金霭如凤诏……等十余人,每月逢一进署会课。”林则徐长子林汝舟也参加会课,“藉收观摩之益”。《正谊书院小课试岾》中收录了状元吴钟骏等正谊书院不同时期学子的诗110首,其中有冯桂芬的《人淡如菊》《三月春阴正养花》《水净楼阴直》三首诗和顾文彬的四首诗。以诗言志,冯桂芬的《人淡如菊》诗,多少反映了他清高淡泊的个性,全诗云:“最爱霜前菊,风神孰比渠。心情花似解,淡泊我无如。直并兰言臭,相陪栗里居。称名宜隐逸,泄影亦潇疏。旧雨开三径,秋风话一庐。诗怀荒圃寄,酒兴短篱馀。骨格殊超俗,情闲独伴予。襟期推表圣,典雅品非虚。”而顾文彬的《青云满后尘》诗,则表达了他的凌云之志。

    顾文彬于咸丰十年(1860)丁父忧后一直赋闲江湖,直至同治九年(1870)北上谋职,再入庙堂,远赴宁波,从此他以书信的方式与冯桂芬保持联系,或者请他为过云楼等题名,或者向他讨教疑难问题。那么,顾文彬与冯桂芬这两位昔日同窗,有着怎样深厚的交情呢?且看顾文彬撰写的一副挽联,浓缩了他们的过往烟云。

    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二十二日,当正在宁绍台道员任上的顾文彬得知冯桂芬于十二日去世的消息后,哀痛无比,撰写挽联以示深深的怀念:“文社共驰驱,邀我同居,赁庑曾经三度约;交情深患难,附君不朽,乞师嘱草万言书。”上联中所指文社颇有历史,道光八年(1828),年仅18岁的顾文彬与沈芷生、冯桂芬等同道成立文社,每月举行数次活动。顾文彬于道光十一年(1831)中举,次年冯桂芬中举,但之后他们参加数次会试都不顺利。于是,顾文彬与冯桂芬、金霭如、金宝树、马昂霄、潘绍棻等同窗在道光十七年(1837)“结文会及写殿试卷会”,每月举行三次,每人“轮当一会”。通过这种方式,提高自己的应试能力和心理素质,冯桂芬与顾文彬获益良多,先后于道光二十年(1840)、二十一年(1841)得中进士。他们又因机缘巧合,三度同居,第一次同居是在苏州申衙前。道光十六年(1836),顾文彬租居申衙前孙宅,冯桂芬恰巧租住在孙宅东落房屋,从此两人开始密切交往,“凡考书院及文社出入必偕”。第二次同居则在铁瓶巷。道光二十六年(1846),顾文彬丁母忧返苏,租居铁瓶巷王宅,其时冯桂芬也因丧母在家,也租铁瓶巷房屋居住。第三次同居是在京师西河沿。道光二十九年(1849),顾文彬和冯桂芬两人的家眷结伴进京,顾文彬先于上年进京服阕,与冯桂芬赁屋于此,第一进为会客厅,第二进为冯桂芬一家居住,第三进为顾文彬一家居住。顾文彬在挽联中说起三次同居之事,以证他们渊源之深。下联中所述“乞师嘱草万言书”,是指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顾文彬、冯桂芬、潘馥、钱鼎铭、潘曾玮、吴云、薛焕、吴煦等江苏官绅均在上海租界生活,刚从湖北回来的顾文彬比较了解湘军情况,“闻安徽初复,曾帅因勇多饷少,欲撤去万人,此万人者皆百战之余,弃之可惜,招之可用”,遂提出向曾国藩借兵的建议。由于冯桂芬文采斐然,而“乞师之书非大手笔不可”,大家一致同意请冯桂芬起草万言书。因此,顾文彬认为他“与林一交情一言难尽,此特举其大者言之耳”。言下之意,他只是将他们交往中重要的事情说一下罢了。

    冯桂芬魂归道山,让顾文彬认识到,“校邠(指冯桂芬)亦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人生如电光石火,见此尚不醒悟,岂不大愚耶?”促使他下定决心辞职归家。冯桂芬比顾文彬年长两岁,一直是顾文彬虚心学习的榜样。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一日,顾文彬从京城回苏的路上,夜宿山东沂州时写诗相赠冯桂芬:“多君绩学我荒疏,惭愧生平百不如。一事幸同蝇附骥,乞师请上相公书。”顾文彬认为自己样样不如冯桂芬,唯一自豪的就是当年请冯桂芬起草江浙官绅致曾国藩万言书时一起签名,这自然是顾文彬的谦虚之词。其实,他们各有所长,顾文彬长于词学,热衷书画收藏,而冯桂芬关心时政,思想敏锐,对晚清思想界的影响极大,远非顾氏所及,然顾文彬创建的过云楼及其衍生的文化意义使其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交情深患难”

    顾文彬与冯桂芬有着几十年的交情,且冯氏的才识高于常人,人脉关系广泛,故而他遇到重大问题均在第一时间告知冯桂芬,有时请他帮忙出主意或出面协调。同治九年(1870),顾文彬的好友程味亭因育婴堂管理诸事与他发生分歧,他临行北上时特地告知冯桂芬。继而程味亭与同在堂内做事的顾家亲戚发生矛盾,“战火”烧到顾文彬儿子顾承头上,以致要对簿公堂。为此,顾文彬致函冯桂芬,陈述事情缘由,以取得他的支持。顾文彬认为程味亭是他所请帮办,合则留,不合则去,如今程氏趁顾文彬不在苏州,一味与顾承叔侄起争执,“觊觎之心,昭然若揭”。当年,他们是应李鸿章之请,才承办三堂,如今顾文彬提出“以不办为最高”。在这通密函中,顾文彬表示彼此是知根知底的故交,才敢“大放厥词”,希望冯桂芬主持公道。由于程味亭倚老卖老,顾承及其侄辈处理事情略显稚嫩,以致“诸绅皆听味老一面之词,故近于左袒”。因此,顾文彬要求顾承到木渎拜见冯桂芬,将程味亭“无理处逐细诉明”。之所以请冯桂芬出面调停,是因为“此老尚主持公道,且为诸绅领袖也”。在冯桂芬等友人的调和下,顾氏与程味亭的矛盾最终得以解决,顾文彬赋诗一首,赠送程味亭,表达友情之可贵:“暮年每怅故人疏,况复交情管鲍如。宿憾不妨杯酒释,莫教轻撰绝交书。”

冯桂芬诗《人淡如菊》 苏州教育博物馆藏

顾文彬日记中记述为冯桂芬撰写的挽联 苏州市档案馆藏

    冯桂芬不仅有思想、有文采,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书宗欧(欧阳询)、虞(虞世南),真草隶篆,无所不工,疏秀简逸,别有风致。同治十二年(1873),顾文彬遥控指挥顾承在苏州构建过云楼、艮庵等房屋,房子造好后,就邀请名家高手题写匾额。同年十二月初十日,顾文彬致函顾承:“艮庵、可自怡斋两匾,均可照题,一请校邠,一请荫甫,书之最妥。退老小行草尚好,大字我不甚取,校邠或真草隶篆,听其所为,种种入妙也。”他对冯桂芬的字十分欣赏,曾说冯桂芬与何绍基两人的字都能传世。之前他请冯桂芬为过云楼题过字,但他担心当年题字与现在建筑物是否吻合,“若嫌小,再书亦可”。目前仍保存着冯桂芬所题的过云楼匾额及其跋语:“子山二兄大人收藏法书名画、旧拓碑版甚富,以小楼储之,取周公谨烟云过眼意为名,其癖也,亦其达也。”虽然他们是故友,冯桂芬不会接受银子,但顾文彬与儿子顾承商量“前寄去於术,若未开价过去,可否即作为润笔?……此老书,我所心折,即重复亦无妨也。”当同治九年(1870)顾文彬在京城购得刘喜海旧藏马钱七十七品时,兴奋异常,准备“广加搜觅”,凑成百品,书“百金马室”匾额榜于书斋。他吩咐顾承请何绍基和冯桂芬书写,其中“乞蝯叟写隶书、林一写篆书,各一纸,以待异日钩刻”。顾文彬之父顾大澜的墓志铭就由冯桂芬撰写,何绍基书。除了何绍基、冯桂芬外,李鸿裔(香严)、吴云(退楼)、俞樾(荫甫)的书法也深得顾文彬欣赏,他要求顾承将他撰写的一副对联“托香严正、退楼草、荫甫隶、校邠(指冯桂芬)篆,分写四体小对”。

冯桂芬题写的“过云楼”

    顾文彬生活的时代,造房子、种树立石都讲究风水,而冯桂芬深谙风水之道。过云楼造好后,也涉及庭院内竖太湖石等事情。顾文彬对顾承说:“我与汝皆愿立大峰,自必愿听校邠之言,今年岁破在辰,宜避,即迟至冬腊亦复何妨?所云大工未完,牵连动工,可以不避之说,是否为迁就起见?何不致书校邠,请其一决?我之不敢定主意者,因风水之说关系全家,故不敢孟浪耳。”冯桂芬认为过云楼庭中立大峰(即太湖石)无碍,但顾承又请了张、钦两位风水先生相看,认为不可,由此让顾文彬父子纠结不已,说“风鉴家言人人殊,所谓徒乱人意者”。

    顾文彬与冯桂芬这对知己,从少年时代一起切磋学问到得中进士后同朝为官,从帮办团练对付太平军到战后办理育婴堂等慈善事业,还联合上书赈济苏州灾民,一路走来,共患难结深情,他们的人生平淡而非凡。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9月10日 总第3729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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