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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到康有为:呼唤变法图存的三次上书

作者:特邀撰稿人 伍媛媛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1-09-03 星期五

    近代中国人民面对沉沦与苦难,历经了一次次抗争与求索。跌宕起伏的变法维新运动,曾是救国方案之一。面对近代中国一步步陷入灾难深重的泥潭,面对甲午战败亡国灭种的危机,有识之士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呐喊,疾呼变法,探索维新。这里,且让我们看看甲午战争前后呼唤变法图存的三次上书。

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有识之士就开始探索救亡图存之道,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位身怀救国之志的探索者。

    孙中山早年虽是行医,但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他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曾致书因病返回广东香山县老家休养的洋务派官员郑藻如,提出改良想法,建议禁鸦片、办学堂、兴农桑等。这份《致郑藻如书》,后来成为《孙中山全集》的开篇之作。

    清光绪十九年(1893)底,时年28岁的孙中山因遭到“葡医”排挤,决定停止在澳门、广州悬壶济世,返回家乡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他经过深思熟虑,闭门撰写了著名的《上李鸿章书》。孙中山认为,李鸿章既是朝廷重臣,又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在天津修铁路、开煤矿、通电报、建学堂、组建北洋水师,其思想是开通的。孙中山的这篇上书共有8000余字,他提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清政府仅仅以“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孙中山建议,清政府应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设立管理农业的机构,发展农业生产;开矿山、修铁路,办近代工业;实行保护近代工商业的政策等。孙中山期望他的主张能被李鸿章所采纳,从而实现中国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

    为了能够见到李鸿章,孙中山一方面找到李鸿章的幕僚津海关道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同时又拜访了轮船招商局帮办郑观应。孙中山怀揣着他们写给盛宣怀的推荐信,踌躇满志地北上天津,面呈盛宣怀。他的这些主张与盛宣怀提倡的洋务事业不谋而合,两人交谈甚洽,盛宣怀旋即把这份上书递交李鸿章。可惜当时李鸿章正忙于练兵,“藉辞军务匆忙,拒绝延见”。

    孙中山没有见到李鸿章,无奈之下,来到上海。他在上海广学会倡办的《万国公报》上连载了《上李傅相书》(即《上李鸿章书》),希望能引起清廷的关注,但依旧无人问津。孙中山“怃然长叹”,意识到通过上书请愿的办法来改革中国的政治是行不通的。欲救国,需另谋他途,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救国的道路。

在京台胞的“五人上书”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最终战败。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给日本。台湾宝岛要与祖国大陆分离的消息传来,不仅遭到台湾当地军民的强烈反对,北京的台湾籍人士更是痛哭流涕,发出强烈反对的呼声。四月初四日,在京台湾籍人士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举人罗秀惠、淡水县举人黄宗鼎等多方奔走,率先上书都察院,呼吁救亡图存舍死保台,这就是著名的台胞“五人上书”。

    五位台胞的上书慷慨激昂,首先重点阐释了台湾地理位置对祖国大陆的特殊重要性:“台湾者,我圣祖仁皇帝六十年宵旰经营之地也。仁皇帝悬不赀之赏,劳心焦虑,收此一隅,诚以国家定鼎燕京,全借海疆为屏蔽。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接着,他们奋笔谈到对于割让台湾,全台百姓痛心疾首,“数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闻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在这份给朝廷的上书中,五位台胞奋力疾呼守台保台,表示“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为皇上赤子,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台地军民必能舍死忘生,为国家效命”。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在京台胞的“五人上书”,充分表达了台湾同胞强烈反对割台的决心和壮志,这是最早代表数百万台湾同胞发出的保台救亡的呼声。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是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宣传变法。在光绪十四年(1888)至二十四年(1898)间,康有为先后七次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之严峻形势,提出变法主张,希望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使国家和民族摆脱困境。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给日本,并赔款白银两亿两的消息传来后,群情激愤,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国人觉醒。从内阁大臣、御史、翰林,到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他们痛感民族危难,纷纷上奏,请求勿割台湾,变法维新。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1895年4月22日),康有为写成1.8万字的第二次“上皇帝书”,十八省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纷纷响应,有1200多人联署。这道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一系列主张。四月初八日,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聚集都察院门前,恳请代奏皇上。当时,因各省举人进京参加会试,都是由官府车马接送,遂以“公车”作为入京应试举人的代称。于是,时人便把康有为这次联合举人的上书活动称之为“公车上书”。

    康有为等请求变法图强的第二次上书被清政府顽固派搁置。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895年5月29日),已被授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继续向都察院呈递“上清帝第三书”。五月初十一日,这份上书终于送达光绪帝面前。康有为在这篇1.3万余字的上书中,对甲午战败引发中国贫弱的根源进行了剖析,提出“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将其第二次上书中关于变法自强的部分进行了全面阐述,进一步提出“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材(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的维新变法主张。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得到了光绪帝的重视,光绪帝遂发出谕旨,将其与胡燏芬等人的奏折共9件,抄录下发各省将军、总督、巡抚阅看。于是,康有为的这些上书在当时陆续刊印发行,使维新变法的思想主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共鸣,也促使维新派逐步登上了政治舞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他全面筹划变法。终于,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发维新诏书,开始实施变法。光绪帝接连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等。

    维新变法运动损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集团利益,由此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8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最终失败。历史证明,变法维新没能找到富民强国的出路,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初四日,户部主事叶题雁等为台民忠勇可战请朝廷勿弃事呈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9月3日 总第3726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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