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在创办和发展南通实业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南通与上海的接轨。上海为张謇在南通的实业与文化和教育事业提供资金、物料、信息和人才，张謇也为上海的经济和文化作出独特的贡献。大生沪所是大生纱厂对驻沪办事部门的习惯称呼，最初名为“大生上海公所”（简称“大生公所”），其名称后来多次变化，驻地屡次搬迁。大生沪所作为连接沪通的一个重要机构，不仅发展成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公司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同时也服务大生系统的其他企事业，还成为南通在上海的窗口。大生沪所是张謇所创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大生公所
《通海纱丝厂集股章程》（局部） 南通市档案馆藏
大生公所，是大生纱厂驻沪办事机构的最早称呼，也是大生纱厂最早的内设机构，标志着大生纱厂的筹建迈出实质性一步。
大生公所是经官府同意后设立的。1896年1月26日，潘华茂、郭勋、樊芬、沈燮均、刘桂馨、陈维镛6位筹办大生纱厂的董事，联名向张之洞上奏《遵办通海纱丝厂禀稿》。通海纱丝厂是大生纱厂的初名，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大生纱厂的文件。《遵办通海纱丝厂禀稿》其实反映了“通官商之邮”的张謇的思想。《遵办通海纱丝厂禀稿》除提及创办企业的由来、在唐闸建厂的设想、集股的办法外，还附有通海纱丝厂集股章程，共七条。与其说是章程，不如看作是向官府的权益申请，希望官府不要干涉商办企业的内部事务、可以自行疏通连接长江的河道以利运输、自行开办自来水和电灯、参照上海几家纱厂的惯例给予的优惠等。
章程第六条特别提出：“定购机器点收装运，及陆续添购煤炭物料、汇兑银洋、出售纱丝、投税领照诸事，均在上海，其与道署、税关交涉甚夥，拟立公所一处，由厂派人经理，刊刻戳记，以昭凭信，文曰‘奏办通海大生纱丝厂上海公所记’。”
这个章程，除了刊刻戳记“大属不合”，没有获批外，基本得到张之洞的认同。在1896年2月11日张之洞给光绪帝的《通海设立纱丝厂请免税厘片》中写道：“督饬司道，将该商等所禀章程逐一考核，均属可行。除由臣批饬招商兴办外，理合附片陈明，一面将该商等禀请核定章程，咨送总理衙门备案。”经过修订，去除刊刻大生公所印章的条款后的章程，因涉及江海关报税事宜，遂由张之洞报送到总理衙门备案。大致在3月中旬，光绪帝在奏片上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将大生公所设在上海，有着经济上的考虑。1896年，上海拥有华盛纺织总厂、裕源纱厂、裕晋纱厂、大纯纱厂等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棉纺织工业区，上海市场行情是大生纱厂必须关注的，设立办事机构有利于跟踪市场动态。大生纱厂所需的机器配件、燃料等生产必备物资，在上海采购也容易许多。还可以依托上海这个全国的金融和贸易中心来集资，因为上海一直是大生纱厂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地，许多股东甚至没有实地去过大生纱厂，只是通过大生纱厂的驻沪机构与大生纱厂发生联系。与江海关的联络和沟通也是设立大生公所的原因之一。大生纱厂官机从上海运往南通，随后机器配件、燃料的运输，以及开工后产品运往外地，都需要跟江海关打交道，而江海关就设置在上海。
1897年8月，买办潘华茂和郭勋退出大生纱厂的筹办，从表面上看是对是否引入官机（官股）与张謇发生分歧，实质是并不看好大生纱厂的前景。1897年秋，大生公所迁出暂寓的广丰洋行，名称改为大生纱厂沪帐房，迁至新北门外天主堂街31号的春裕成，一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
大生纱厂是1899年开车的，春裕成时期的大生沪所，主要是围绕大生纱厂的筹建，筹措资金，与江海关沟通，把官机从上海运回南通，购置大生纱厂需要的各种物料，物色大生纱厂亟须的技术人员，为大生纱厂的顺利投产提供资金、物料、人才的支撑。大生纱厂在上海购买的物料，到江海关交税后，凭上海道颁发的护照，可以直接运往南通，沿途不再缴纳厘税。护照由大生沪所到上海道署领取，而且是一次趸领100张。1897年3月19日，张謇致信上海道瑞澂：“兹查前领护照壹佰张，自壹号起至壹佰号止，业经用完，除已将填用者随时陆续缴销外，相应循案续领。”为此张謇请求瑞澂按照成案再印发护照100张，编号后交给大生沪所。3月26日瑞澂复函批准，由大生沪所“随时填用，仍按月汇缴一次”。这样的便利条件，无疑节约很多时间成本。
河滨新屋
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901年1月10日），大生纱厂沪帐房缴纳税款的存根单。南通市档案馆藏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月，大生沪所搬进裕源批发所，一直到1914年迁往法租界外滩12号。这个阶段，大生沪所迁徙最为频繁，先后在裕源批发所、印书公所、通海花业公所、紫来街同福昌衖协兴公皮货行、十六铺南太平码头弄等处租屋办公。
1903年5月23日，张謇在上海乘坐日本邮船会社的“博爱丸”轮船，赴日本考察，置身紫来街的大生沪所为张謇的日本之行张罗一阵。张謇是5月15日抵达上海的，19日理发，21日最终定下行程，并买船票（洋134.4元），兑换日币30元。22日，张謇登船，坐人力车花费洋1.1元。开船当日，大生沪所还为张謇代办赴日的物品（洋22.8元）。张謇于7月29日早上5时回到上海，大生沪所已经搬到十六铺南太平码头弄。张謇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是日顺风乘潮，故速。纱厂帐房已移十六埠南太平马头弄内。前地二弊：楼上太低，夏日不堪其热，秋病皮臭。今亦二弊：弄不洁，马车难通”。从张謇的日记推断，大生沪所不仅搬迁频率高，而且办公和生活的条件比较差。
1903年6月26日至28日，《新闻报》刊登了一则广告：“通州大生纱厂沪帐房迁至十六铺南太平码头衖内。”此前大生沪所一直在租界租房办公，这是首次搬到华界，跟张謇筹备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有一定关系。
1904年，张謇在给南洋大臣《请设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公呈》中写道：“上海滨临黄浦一带，北自外虹口起，南抵十六铺止，沿滩地方，堪以建步停船处，除招商局各码头外，其余尽为东西洋商捷足先得，华商识见短浅，势力薄弱，不早自占地步，迄今虽欲插脚而无从。每见汽船、帆舶往来如织，而本国徽帜反寥落可数，用为愤叹。”浦西黄浦江岸线，北自虹口，南至十六铺，凡是能够建造码头的地方，除了招商局码头外，均被洋商占据，黄浦江上桅杆林立，舳舻相继，上面飘扬的大多数为外国旗帜。“自十六铺起至大关止，沿滩一带，岸阔水深，形势利便，地在租界以外，尚为我完全主权所在”。十六铺往南至大关（即江海大关，又称江海常关，位于大东门外肇嘉浜边）一带，处于华界，是建设码头的理想地带。“兹议约结同志，筹集开办经费，先就十六铺迤南老太平码头左右，购定基地，建筑船步，并造栈房，以立根据而固基础。即拟招集华商股本规银一百万两，分作一万股，计每股银一百两，分期收足，掣给股票。船步栈房工程告竣，接续订购轮船，增筑船步，一面先就沿江、沿海及内河地方，相定码头，以便添设。务冀华商多占一分势力，即使洋商少扩一处范围。”张謇等人发起，在十六铺至老太平码头一带，购地建筑轮步，同时建造栈房。需要说明的是，张謇等人创办的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是在十六铺南边建造码头，并不是在十六铺建造码头。
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大生沪所与山协森木作签订合同，“在法界东城河浜建造住宅、帐房五间”。这是大生沪所第一次在上海自建房屋，工程采用包工包料的形式，约定4个月完工，工程款规元3800两，分四期领取。1904年11月15日至17日《申报》和《新闻报》刊登：“通州大生纱厂沪帐房迁移法界金利源后城河滨新屋。”
金利源，指金利源码头，是上海十六铺码头的前身。经历多年颠簸，大生沪所终于在上海滩拥有了一席之地，一直到1914年。“金利源后城河滨”所指，则比较宽泛，后来以“小东门外”替代。小东门外时期，大生沪所在大生纱厂内部地位逐步提升。1907年8月31日至9月1日，大生纱厂召开第一次股东常会，议决大生沪所更名为驻沪事务所，跻身大生纱厂的核心管理机构，取得与会计所、营业所、考工所和庶务所同等的地位。大生纱厂花红分配方案为：股东十成、总理两成、五所所长及机匠一成、各执事一成，大生沪所的负责人得以分享大生纱厂的丰厚盈利。
南通大厦
1914年，大生沪所迁往法租界外滩12号。大生沪所置身法租界时期，酝酿并实施了一项重要的形象工程，即在上海滩建造一座属于南通人自己的大楼。此时，大生的核心企业正步入辉煌阶段，连年盈利不仅让股东获利匪浅，还带动上下游企业不断诞生和发展，南通也随之在国内外声名鹊起。无论是业务拓展后办公场地扩张的需要，还是发达后追求体面起见，再加上有足够的财力支撑，新大楼呼之欲出。
这座后来命名为南通大厦的大楼，经营管理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的。从租地、建筑到出租、运营，具体工作由大生沪所操作，牵头负责的是大生沪所所长吴寄尘。而投资方则为南通大厦专门成立了上海南通房屋公司。南通大厦地块位于当时的九江路22号，毗邻河南南路，面积1.84亩，是以每月规元800两的代价，1918年7月起从上海永庆公司租来的。上海著名的营造作辛和记以规元9.5万两、外加钢价1.85万两中标。南通大厦落成后，大生沪所于1920年5月18日搬进前楼的二层楼办公。大生沪所进驻南通大厦办公，既是大生沪所的高光时刻，也是张謇及其所创大生企业步入辉煌时期的标志。
大生纱厂开车后经营顺利，在张謇的倡导下，一系列的配套产业在南通陆续投资设立。以棉纺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初步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大生企业集团日益壮大。大生系统的很多单位，都是依托大生纱厂的资金带动滚动发展起来的，也是依靠大生沪所筹措资金和购买物料。大生沪所由大生纱厂的驻沪办事机构，逐渐成为兼理大生系统其他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总代理。某种意义上讲，对于新办的企业，乃至张謇倡导和投资的教育和慈善机构而言，大生沪所是孵化器。大生沪所协助和支持的单位，主要在南通，但也涉及震旦学院、左海公司、上海图书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地处上海的单位，甚至包括江西瓷业公司、镇江的大照电灯公司等通沪以外的单位。
1920年开业的淮海实业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家总部在南通的区域性银行是张謇等人创办的，根据现有史料，淮海实业银行筹备工作至少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在1918年5月30日的《申报》第7版《实业银行开会记》中记载，1918年5月24日召开淮海实业银行第二次发起人会议。这次会议确定拟议中的银行定名“淮海实业银行”，股本100万元，在通沪两地设立筹备处，发起人公推张詧、张謇为筹备主任。上海筹备处由筹备主任委托沪所所长吴寄尘办理。
大生沪所对淮海实业银行创立起到的作用，首先，代收股金、代换股票和发息；其次，在上海代购多批次的用品，主要是会计记账用品，如支票、日记表、开支账、未收票据账、定期放款分户账、现金保单，其他办公用品如保险箱、橡皮图章、木器等；再次，代办业务，在淮海实业银行上海分行1920年9月17日正式开业前，大生沪所代为承担部分职能，如1920年8月25日第88号号信所述，金城、上海银行各交到洋2万元，代存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洋户。
1907年2月19日，大生纱厂致大生纱厂沪帐房最早的号信。 南通市档案馆藏
大生沪所对于南通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也起到助推的作用。大生沪所一直利用身处上海的优势，为中国师范教育源头之一的通州师范学校购置图书、仪器，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大生沪所的总录里记载，大生沪所8月19日代购《二十四史》，支付规元152两，还花费洋2元买书箱2个，把书送到开往南通的船上又给了力资费洋5角。
1920年6月5日至8日，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受邀到南通讲演和参观，这是南通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杜威一行由上海到南通的旅途上，大生沪所作了精心安排。杜威是6月4日晚上在上海乘坐大达轮步公司的“大德”轮赴南通的。早在5月31日张謇儿子张孝若给大生沪所的沈燕谋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沈燕谋把“大德”轮的大餐间完全包下，供杜威一行使用（包括杜威夫妇及两个女儿、两位翻译，共6人。据6月9日《民国日报》报道，随行两人为刘伯明和杨英夫，均为南京高师职员），并在大餐间案上铺上洁白的餐布，同时悬中、美两国国旗，“务求清洁，使人一上大达船，即见南通真精神”。张孝若请沈燕谋上船，把欢迎信交到杜威手上，至于第二天的早餐，关照船上预备好。张孝若还告知沈燕谋，“大德”轮在抵达天生港之前，会在任港停留，南通方面有人上船接站。6月9日，张孝若又给沈燕谋写信，提到“杜博士在通招待颇周至，彼十分满意，昨已回沪。博士颇称上船时及船上优待，甚为铭感云”。大生沪所的周到安排，给杜威留下了良好印象。
1922年开始，大生企业陷入债务深渊。1929年12月，南通大厦转让给永安公司。1930年11月1日，《申报》和《新闻报》同时刊登《大生纺织公司沪事务所迁移通告》，大生沪所迁至南京路保安坊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4楼办公。一直到1953年1月26日，上海市老闸区人民政府同意大生沪所（当时为大生第一、第三纺织公司上海联合事务所）撤销。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8月13日 总第3717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