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陕西档案”，熟悉的人都知道过去的建国路和现在的学府大街，然而“陕西档案”还有一个神秘的名片——后库。
地处陕西宝鸡凤县的后库山高路远且有“重兵”（武警）把守，从西安乘坐4个半小时的大巴再步行至凤县城郊的一处院子才能到达，当地百姓提到这里都用“神秘”“机要”来形容。
后库的全称为“后方保管库房”，是20世纪60年代党和国家为适应战备形势、确保档案安全，将档案分处保存以避免在突发事件中遭受破坏而建造的战备设施，从1965年设立后库至今已经有50余年的历史。
今天，笔者就带大家走进这一神秘之处、走近几代“守库人”，了解“陕西档案”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和“守库人”默默守护的故事。
初代“守库人”——耐得住寂寞
1965年4月，陕西省档案管理局起草了《陕西省档案馆建设档案后库的计划申请书》，开始建设陕西档案后库。同年7月，省档案清理小组决定将西北局、省委、省人委、省公安厅、省档案馆5个单位的后库集中在一起，并到岐山、凤翔、旬邑等地选址，最终选定岐山县周公庙。
周公庙位于岐山县城西北7.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三面环山，庙域古木参天，加上庙宇全是木质结构，对档案的保管存放来说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第一代“守库人”李志学说：“档案最怕火，木质结构的库房保管条件又很容易失火，这就要求后库管理人员慎之又慎。”
周公庙当时条件极其简陋，无路、无电、无排水、无围墙、无电话，只有数间古殿、几排简陋平房和几个土窑洞。在20世纪60年代，要把这样的一个地方改建成一个保密单位、一个存放重要档案的基地，着实不易。
1968年，陕西省发生抢劫档案事件780余起，西安市档案战备后库也被抢劫，许多档案无法追回。同年10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设立档案组，接管了陕西省档案馆。
1969年2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档案馆接管岐山周公庙后库（时称“516所”）。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为保护档案实体完整安全，省委指示紧急转移档案。同年11月，省档案馆的大部分档案，由西安市新城省革命委员会大院搬运到周公庙后库中保管，陕西档案后库由此肇始。
当时转移周公庙后库的档案为民国档案、革命历史档案、西北大区档案、1968年接收的省级档案等，共有30余万卷（册），这么多珍贵档案要存放首先需要档案装具。李志学回忆说：“周公庙的库房和档案装具都是由大家齐心协力清理和制作出来的。”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木工组，档案人干起了木工活，制作了木质档案柜、档案架。珍贵的档案资料怕火，木质装具如果出事就是大事，为了每天能够去周公庙坚守后库，保管档案，大家就一起在庙外盖了简易房。为了看好珍贵档案资料，“守库人”常年不回家。为了安全和保密，即便是家属来探望也不让靠近，甚至连简易房也不能住，只能住在村里农户家。
1970年，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恢复了档案局的建制，“守库人”的档案业务除档案保管外，还开展档案利用工作，调档同志每周两次往返于岐山、西安之间，花开花落，岁月忽忽。
1981年3月，陕西省委指示省档案局接收凤县41所，作为新的陕西档案后库。凤县41所原是中央组织部、联络部、调查部在1965年为战备转移而于秦岭山区选址设立的档案资料保管库房。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转变，中央组织部转移调回全部档案资料，41所原址移交陕西省。省档案局经过实地调查、多方考虑，放弃原拟建的周至县马昭档案后库点，决定接收凤县41所。将周公庙的档案搬至更利于档案存放的凤县41所，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修葺库房、清点档案、打包装箱、联系搬运，据记载，1983年4月7日至20日，省档案局组织人力、车辆将原周公庙后库档案搬迁至凤县41所新后库。其间，投入人力160多人，组织车辆23辆，先后共运送114车次。档案整体搬迁工作进行顺利，未出现任何事故。至此，陕西档案后库进入凤县41所后库时期。老“守库人”将沉甸甸的档案交到了第二代“守库人”的手里，也将“坚守”的接力棒传了下去。
二代“守库人”——守得住清贫
在党员李晓春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大多是在后库办公室大门前的“守库人”合影，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2000年左右，场景没换，面孔却换了一批又一批。李晓春作为第二代“守库人”在后库守了近30年，一个人的小半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像他这样参与凤县后库开荒至今还留在此处的已经不多了，但这一张张照片却见证了第二代“守库人”在改革开放外界诱惑不断的年代，如何甘守清贫、默默奉献的宝贵初心。
在初至凤县后库时，除了档案上架、日常检查库房、收集档案等工作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制作档案目录以便查找利用。李晓春说：“上架时发现竟然有20世纪50年代接收的档案，还用麻绳捆着没动过。”1983年底，库藏档案资料年报指出，那时后库的档案共有361个全宗263804卷，资料60276册。其中，新中国成立前档案共有83个全宗74337卷，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共有278个全宗189467卷。1986年8月，经省档案局馆批准，后库第二次对库藏档案进行全宗调整，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至此定型。
过去，后库的档案以保管为主。改革开放后，后库的档案利用率突然增加，一份1987年手写的工作总结中记录着，那一年后库一共接待了346家单位、4326人次，调归卷38850余卷，这相比过去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意味着除了在省档案局的政策方针下，后库工作人员还得根据特殊身份摸索新的制度，制度不仅要沿袭周公庙后库的严谨作风，同时还要参考新的局势，以及后库所处的交通不便的地理位置。
等一切定了规矩后，为了便于开发利用和保护，1989年3月20日至5月30日，后库存民国档案（共78800卷）因“划分民国档案开放范围”分两批调运至位于西安的省档案馆；1993年7月，中央档案馆移交来西北大区零散文件31箱（后经陆续整理组卷共3463卷）；1993年10月7日，向中央档案馆移交档案共计23342卷；1995年，后库保存的省级档案共有4个全宗（与省委、省政府全宗相互交叉）共25742卷调回省档案馆；1997年11月初，向位于西安的省档案馆移交后库存放的全部资料有816箱，共计58959册；1999年，后库存放剩余的革命历史档案32个全宗4962卷移交调运至位于西安的省档案馆；2001年，后库存省级档案18个全宗共27065卷调回省档案馆；2002年，后库存省级档案2个全宗共510卷调回省档案馆。2006年7月，后库用半年多的时间，对西北大区库共计882个捆包卷进行了解捆拆包、加工组卷工作，共分装案卷3782卷（袋）。这一来二去的移交、清点工作，又是何其烦琐！这一代“守库人”任劳任怨，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用他们的话来说，虽远离大城市，却守着宝藏；年复一年虽看不见繁华，却能坚守初心。
新一代“守库人”——看得起平凡
据说，来到陕西省档案局馆的新人有一个传统，那便是要到后库“练”两年。后库管理处处长唐建军说，刚毕业的年轻人一开始都受不了，有的冬天坐了几个小时的大巴来到这天都黑了，看着四周黑乎乎的，蹲在地上就哭。为了让年轻人安心守在后库，领导特别关心他们，精心照顾他们的生活，不仅提供宿舍楼，还经常给他们讲故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看得起平凡。”
大家一起上下班、一起进库房、一起学习进步、一起跑着赶回西安的大巴车。2016年，大家一起完成了大区库和省级库库存档案的清点工作，确定档案数量与以前清点数一致，无缺损卷情况，在这众多“一起”的过程中，大家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有年轻的同志主动要求留下来，接过接力棒继续坚守。
年轻人的到来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也加速了科学电子办公。2020年，大家一起完成后库现存全部档案共236个全宗117751卷电子目录制作工作，为以后档案清点、查阅利用、档案数字化等业务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对西北大区档案全宗介绍进行摸底、整理、撰写，对原有的全宗介绍订正、添补，对缺失的全宗介绍调档查阅、拟写，并全部制成电子版。同年9月中旬，配合省档案馆信息化处调运后库存放的省级档案183全宗、245全宗共计1268卷，装入29个纸箱，交接顺利，安全运回省档案馆进行数字化加工。
回看陕西省档案馆的“练两年”这个传统，到底“练”的是什么？练的就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与无声事业默默相伴、不骄不躁的心性，是心无旁骛、不受干扰，一门心思用在事业上的专注；是重奉献、轻索取，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是负责任、抵诱惑，不改变心系兰台情怀的笃定。
结语
档案事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一项“坚守的事业”，所谓坚守，就是坚决守卫、绝不离开的意思。李晓春说，他理解的坚守不仅需要身在坚守，更需要心在坚守；不仅是奉命在坚守，更重在自觉自愿坚守和认真负责、生怕有一点点闪失的坚守。
看来，这50余年的“守得住”是有原因的。正是存在这样一批有着高度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守库人”，才能够守得住瑰宝、守得住基地、守得住资源，而这些“守库人”身上的可贵品质又恰恰来源于档案事业。它塑造了一个默默无闻干实事、政治坚定、无私奉献的群体，他们就是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兰台人。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6月28日 总第3697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