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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不辞牺牲”

——著名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英勇就义前后

作者:杨仲达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1-04-14 星期三

    人们在怀念革命先烈的时候,通常会说“抛头颅、洒热血”。对于赵世炎来说则是他牺牲时的真实写照。

    1901年4月13日,赵世炎出生于四川酉阳(现属重庆)。酉水东流,直奔大江,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从这里出发,到北京、上海,到法国,到莫斯科,再到北京、上海……

    1926年5月,赵世炎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当月,他转道上海,先后担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和军委书记。1927年3月21日,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福源里,赵世炎和周恩来、罗亦农一起指挥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1927年4月,赵世炎兼任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6月,任江苏省委常委,代理书记。7月2日,赵世炎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他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而不改其志,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敌人对峙,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19日,赵世炎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在上海枫林桥英勇就义,年仅26岁。

“夏仁章”就是赵世炎

赵世炎

    1927年7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共产党夏仁章被拘》的简讯:“共产党夏仁章挟有巨款潜行来沪,匿迹公共租界北四川路志安坊一百九十号屋内,秘密活动。为警备司令部访悉,由杨啸天司令派侦探队长乔崧生于前日午后四时半,投北四川路捕房,请为协助。经捕头派探陈锡康驰往,将夏拿获。抄出钞币三万八千八百三十二元,小洋四角。当经乔探长将夏带回司令部讯办,其钞票则暂存该捕房,容再解去。”这则简讯主要讲述共产党人夏仁章被捕一事,其中尤以抄出巨款博人眼球。

    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保存的原上海英租界工部局“临13号”档案中,有一份英工部局刑事稽查处情报科探长姚克于1927年7月4日给总探长盖文斯的报告:“1927年7月2日下午二时半,应乔崧生要求到北四川路志安坊190B逮捕一共产党活动分子,名夏仁章,在其身上搜到38832元,7月4日前将被捕人带到临时法院,还押后,一直拘留到7月5日。”这份档案和《申报》所载事件及钱数一致。一位共产党员,何以有如此巨款,夏仁章又是谁呢?

    1927年7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上海共产党重要机关封闭》的文章:“本埠四川路二十九号苏联远东银行上海分行,于本月十六日下午五时被封,查其原因,系由上海当道奉蒋总司令之密令,以该行为共产党总机关。所有共产党在中国暗设各机关,经费均由该行接济……陈延年、施英两名,在该行存款颇多。该行并曾四出运动各同业,如某某银行及某某商人等,汇款至汉。为数甚巨,当警备司令部派员会同巡捕房检查时,搜获证据多件,故报由临时法院将其封闭,以后共产党少一接济机关。”此文除叙述苏联远东银行上海分行被认为是共产党总机关“将其封闭”外,还提及陈延年、施英“在该行存款颇多”。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也是我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而施英又是谁呢?原来被抄出家中有巨款的夏仁章就是施英。这一切还要从陈延年被捕说起。

    192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江苏省委仍驻在上海,并以上海工作为重点。6月26日,江苏省委在上海施高塔路(今山阴路)恒丰里104号召开了干部会议,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王若飞传达中央指示,由时任江浙区委书记的陈延年改任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在会议进行的同时,一个交通员被捕,会址立时变成险境。果然,在会议结束后,陈延年等人被捕。

    陈延年在远东银行上海分行有存款,因为他是中共领导干部,掌握党的经费。而照这个逻辑推测,施英也应该是一位党的领导干部。其实,施英是赵世炎的笔名,也是化名。“施英”在工人中有着极高的声望,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后来为缅怀他,写下了“工人万代仰施英”的诗句。

    本来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之前,党组织已决定调赵世炎到湖北武汉中央机关工作,但上海任务繁重,他迟迟未能动身。因此,在恒丰里的会议上并没有宣布赵世炎的职务,他也因未出席会议而逃过一劫。

雨中的蔷薇

    陈延年被捕之后,他对敌假称自己是厨子。由于敌人无确凿证据,中共党组织便准备把他赎出来。但是韩步先投降了,他不仅指认了陈延年、郭伯和,还供出了施英。

    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是赵世炎的居所。本来他已决定转移,但因雨季耽搁了搬家。7月2日,大雨如注,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根据韩步先的供词,派捕探闯入了赵世炎的家中。敌探入户,坐待不走,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及岳母夏娘娘心急如焚。夏娘娘走向窗口,打算换上出事的信号,然而被敌探拦住了。随后,她又以收窗台上的蔷薇花为由来到窗口,并看见匆忙回家的赵世炎。夏娘娘急中生智,顺手把花盆向下一推以此作为警报,然而雨声掩盖了花盆摔碎的声音。赵世炎一进门,便被敌探包围。盘问中,他称自己是湖北商人,名为夏仁章。敌探本来有些动摇,但搜证时发现了3万余元银票,而赵世炎一家吃的却是剩饭剩菜,再度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在慌乱之际,赵世炎将王若飞的地址告诉了妻子夏之栩,然后起身随敌探而去。

    最初,赵世炎被拘押在上海英租界的临时法院。7月4日晚上10时左右,他又被押解至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当夜,雨水延绵,赵世炎并不知道,陈延年已被杀害。第二天,上海《申报》除刊登了《共产党夏仁章被拘》一文,还以较大篇幅刊载了陈延年被害的消息。

    很多历史资料和回忆文章都说赵世炎被押在龙华监狱,实则不然,他被拘的地方是枫林桥监狱。因为谬误流传,这两个相距不远的地方总被混淆,如:吴玉章在赵世炎就义35周年之际所写的《忆赵世炎烈士》一文中称其在枫林桥遇害,但是又写道:“赵世炎同志在龙华监狱中受尽了各种酷刑。”

    据叛徒张葆臣在1961年的回忆笔录记载,赵世炎一边脱着水淋淋的雨衣,一边大声道:“岂有此理!我是来上海做生意的,我叫夏仁章,你们无故捕人是犯法的。”他这样高声说话的目的,是有意向拘留室内认识他的同志打招呼,示意他已改了名字。

    经叛徒韩步先指认后,敌人便开始对赵世炎使用残酷的刑法,但他仍坚称自己叫夏仁章,是湖北人,因为家乡闹土匪才到上海避难做生意。当时,湖南、湖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确有地主豪绅纷纷携巨款逃出。主审此案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汪啸崖以为抓错了人,因为一般人经受不住如此酷刑。于是,他再次审问韩步先,并找到叛徒张葆臣指认,最终才得以确定“夏仁章”就是“施英”。

1927年7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的《共产党夏仁章查系史英化名》。

    7月6日,上海《申报》又刊出了一篇题为《共产党夏仁章查系史英化名》的文章:“共产党夏仁章被逮,已志昨报,兹悉该共产党原名史英,夏仁章系属化名……乃该党中之著名人物,此次若辈由汉水来沪,设立机关,多数密谋扰乱。北四川路志安坊一百九十号门牌之机关,由史主持……及将其带回司令部,由在押同党十三名中之两人证明彼系史英,实非夏仁章,遂严行收押……”

    在赵世炎被捕之后,身怀六甲的夏之栩去向王若飞报信,夏娘娘则把那盆被她推到楼下的蔷薇花捡了回来,放入一个铁罐头盒里,摆放在窗台上……

抛头颅、洒热血

    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将丈夫赵世炎被捕的消息告知王若飞后,中共党组织便安排她住进了“一品香”旅馆。同时,党组织开始进行多方营救,除买通监狱内的狱卒外,还让夏之栩去找淞沪警备司令杨啸天的小老婆疏通。在赵世炎的身份确认之后,公开营救的方法已经无济于事,因此王若飞等人决定劫法场,该行动由江苏省委负责武装保卫工作的苏幼农指挥。7月10日左右,苏幼农曾两次前往枫林桥侦察地形和情况。

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平面图

    敌人一般在深夜或黎明行刑,但事先会通知普善堂准备“火匣子”(即棺材),地保人员掩埋尸体。当时,中共党组织不仅打点好普善堂的人员,还派人住进了地保家等待消息,该地保是一位工人同志的亲属。苏幼农等十几个人整装待发,埋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刑场附近。他计划在营救赵世炎时,率先破坏司令部的电话线,阻断其与外界的联系,然后兵分三路,第一路人用火力封锁司令部;第二路人营救赵世炎,并乘汽车逃离;而第三路人则乘另一辆汽车向反方向开行,以迷惑敌人。

    苏幼农等人按照这个计划在枫林桥潜伺了几个晚上后,因中央得到“敌人将赵世炎押解到南京枪决”的消息,便决定在途中营救,故而放弃了这个计划。最终,敌人还是在上海杀害了赵世炎。

    临刑前,军法处处长汪啸崖再次提讯赵世炎,赵世炎所答滔滔不绝。因狱方记录不及,他便自索纸笔,“书蝇头小楷,约一小时,已尽八纸”,言“志士不辞牺牲”,“血债自有清偿之一日”云云。

    7月19日清晨,监狱外响起号声。一个狱卒打开牢门问:“谁是施英?”赵世炎回答:“我是施英。”狱卒又说:“出来。”赵世炎用戴着手拷的双手整理衣服,与难友们诀别,坦然地走向了刑场。

    在刽子手向赵世炎砍下第一刀时,他奋身跳起高喊:“共产党万岁!”刀砍在了腰上。随后,刽子手又向赵世炎的脖颈处砍下数刀,头颅落地,一双怒目圆睁,瞪向敌人,令人惊骇!

    当天晚上,一个戴草帽的人来到“一品香”旅馆,此人是曾受托营救赵世炎的一位国民党军官。他找到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夏仁章奉命斩决。”并说:“夏先生有很长的遗书无法取出,许多共产党员的英雄气魄,实在令人钦佩。”后来,敌人曾扬言,欲将赵世炎的亲笔陈述用铜版纸印出,却不了了之,应是慑于正义不敢公布。

    赵世炎慷慨就义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又传到法国和苏联,所有熟识他的人都悲痛万分。法国的华工和留学生为赵世炎专门开了追悼会,并在一年后又召开逝世纪念会,出纪念小报。许多老华工保存着纪念小报,逢人便讲赵世炎的英雄事迹。

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第一期发表的《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

    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第一期发表《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写道:“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二个勇敢而有力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二个忠实而努力的战士。”“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在中国共产党的行伍中留下了虚空,这虚空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生命上一个永不磨灭的黯然的伤痕!”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4月9日 总第3663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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