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场挽救民族存亡的战争中，面积仅160平方公里、人口约22万的盐都四川自贡，为保军需、供民食，盐业从业人员增产赶运，对战时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及社会救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全面抗战的8年间，自贡盐场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销售食盐174.9万吨，供应了西南各省、两湖地区、西北部分地区占全国三分之一人口所需的食盐。同时，自贡盐税也占了川盐税收的80%以上，自贡富荣盐场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产盐中心。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盐区相继沦为战区，海盐断于内运，于是西南各省，以及其他一向食海盐的地方”，不得不转而依赖川盐。国民政府财政部明令川盐增产，1938年4月13日，其下属的盐务总局给位于自贡地区、主管四川盐务的四川盐务管理局（后更名为川康盐务管理局）发出指令，要求川盐增产计划先从富荣盐场（即富荣东场、富荣西场，后分别更名为自流井盐场、贡井盐场）着手，并对一年内增产300万担、增产借款、增产后余盐的销售、自流井至重庆运段运盐办法等作出指示。5月25日，盐务总局更是在给四川盐务管理局的训令中，明确将川盐、淮盐并销的湖北西部及湖南澧属六县划为川盐专销区，以3年为期限，并且饬令四川盐务管理局，查明盐价核定、统制汲卤等情况。
1938年5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为
速定增产计划给四川盐务管理局的训令。 四川省自贡市档案馆藏
增产计划开始实施后，四川盐务管理局、富荣盐场积极筹备，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产量，承担起供应军需民食的重任。
一是起复废井，开凿新井，新设盐灶。自贡盐场仅从1938年至1941年7月，就先后起复旧井188口，开凿新井43口，建设炭灶2437口，发动人员10万余名，投资6800余万元。1940年7月3日，富荣东场在给川康盐务管理局汇报生产赶运情况时提及，该场为了超额赶运，采取给久大公司增加配卤、增加煎盐的盐锅口数和恢复停煎的盐灶等措施。
二是改良技术。1942年，川康盐务管理局为改良产制、降低成本、奖励生产、节省燃料起见,订立了《富荣盐场奖励场商改良产制暂行办法》。其中改良事项包括建设晒卤台、平锅、塔炉灶等，同时对于从事改良的盐商给予一定的奖励，并在技术上给予指导。
三是实施增产贷款。增产需要的巨额资金，多依赖于政府贷款。从1943年10月2日颁布的《自贡两场场商生产贷款借款还款及分配办法》可以看出，贷款数量庞大，总额达2.4亿元，贷款用途涉及范围更广，包括购备生产所需材料、改良生产建设及扶助现行凿办、淘办各井之用；偿还方式由川康盐务管理局在自贡两场联合办事处每月应领盐价内截扣转还银行。
四是整修运道。抗战时期，自贡地区建成盐、煤矿区公路150余公里，整治威远河、井河（今釜溪河）航道共30余公里，建成船闸12座，极大地提高了增产所需的煤炭及外运食盐的运率，降低了产销成本，同时航行人员及财产安全得到保障。
五是其他促进增产的措施办法。比如，为防止有的盐井非正常停产，派税警等员役到各井昼夜监督，非万不得已不能停推；设立“东场鼓励增产及盐工奖励金”账户，以备增产方面的奖励等。为便于增产通信，盐商王绩良请求在自贡市政府所设的电话杆上附设一条电话线，以便与在贡井的井灶联系，而利于增产事宜，自贡市市长刘仁庵为此做了批示，准予附设。1942年11月，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曾仰丰因为井灶急需钢绳，写信给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请他代为向蒋介石呈明，将钢绳视同军用器材由美国提前航运回国。
增产后的第四年，自贡的盐产较增产前有了显著提高。鉴于自贡盐业从业人员为增产所作的贡献，1945年1月，盐务总局奉国民政府财政部命令，发文嘉奖为增产作出贡献的盐商，要求川康盐务管理局传令嘉奖，其中自流井盐场的王绩良、熊佐周等，贡井盐场的余述怀、宋席九等盐商均在受嘉奖之列。
1945年9月和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两次发文给川康盐务管理局，文中阐述因战事结束，盐产复常，自1945年7月起停止适用增产考核的相关办法，至此自贡盐场的“增产赶运”落下帷幕。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3月12日 总第3651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