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纱厂，是张謇投身实业的开端，也是他日后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基础。从1895年农历八月两江总督张之洞委任张謇筹办纱厂，到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开车。其间，集资之难，让张謇日后有“坐困围城，矢尽援绝”的感慨，但即使“进无寸援，退且万碎”，他还是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把现代工业引进通海地区（通州和海门的合称，现为南通市区），进而彻底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
两江总督的支持
1893年，上海德商瑞记洋行、地亚士洋行承办湖北纺纱厂纱机合同抄件（部分），
上有张謇的批注“存沪帐房备查”。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藏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而直接的动因则来自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授意。
1894年11月1日，还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上《增设纺纱厂折》，指出近来考察沿海各口岸商务情形，“发现洋纱一项进口日多”，在江苏、安徽、四川和湖北等省份，洋布倒未必全部占领市场，但洋纱无处不在。张之洞认为开源塞漏，以棉纱业为最大宗。他准备在湖北添设南、北两个纱厂。其实，早在1893年12月8日，张之洞已经委托上海德商瑞记洋行、上海德商地亚士洋行承办纺纱机器。1894年11月3日，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由于湖北纱厂几无进展，他便寻机在两江地区设厂，于是纱机一路颠簸，从进口地上海，转运至湖北，再至江宁，最后又回到上海，搁置在上海黄浦江边的席棚中。
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签订，允许“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为抵制外人的经济入侵，张之洞分嘱苏州、镇江、通州（南通）的在籍京官陆润庠、丁立瀛和张謇，各自在家乡兴办工厂。张之洞依据上海华商纺纱织布企业的惯例，为张謇兴办的纱厂争取到同等的待遇，即只在洋关缴纳正税，免除其他厘税，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张謇所处的通海地区，滨江临海，为冲积平原，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宜棉花种植。1896年2月11日，张之洞在《通海设立纱丝厂请免税厘片》中提到，“通州、海门为产棉最盛之区，西人考究植物，推为中国之冠。各处纱厂无不资之，涎视已非一日”。通海地区的棉花，至少在乾隆年间就销往福建和广东地区。本地纺织的土布，则颇受山东和东北地区欢迎。
通海地区手工织布原本使用土纱，随着机纱逐渐被乡民接受用来织布，加上本地的棉花外销，产业链的中间环节断裂，导致大量利润外流。就地设立纱厂，既靠近棉花这个原材料市场，企业的产品棉纱又能就近销售。稳定的市场需要，加上便利的运输条件，纱厂的前景可想而知。
1896年秋冬之间，上海纱市行情低落，华盛、大纯、裕晋等华资纱厂或准备停办，或准备出卖，受此影响，大生纱厂的集股并不顺利。在上海集资期间，张謇处处看人眼色，受人讥讽，只能“闻谤不敢辩，受侮不敢怒”，就连旅费都是用自己卖字的收入来维持。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考虑到张之洞采购的纱机日益锈蚀，希望能早日贬值变卖。12月6日，江宁商务局与张謇、大生纱厂6位商董订立《官商合同》，约定纱机4.07万余锭，连同锅炉、引擎，作为官本50万两入股，每年官利8厘；大生纱厂另集商股50万两；日常经营管理，由商董负责，另派官董一名驻厂查核账目、协调经营。这样一来，官机的投入，减轻了大生纱厂集股的压力。官府则顺利处置一笔不良资产，避免机器的继续锈腐，减少仓储和保管费用，并通过大生纱厂的运行实现了资本增值，可谓皆大欢喜。
买办的离去
大生纱厂领用官机，意味着企业的性质，从之前的商办，演进为官商合办，由此，创业者之间逐渐发生根本的分歧，最终分道扬镳。
张謇接受张之洞的委任后，在上海和通海地区开始招商，先得到本地的刘桂馨和陈维镛的响应。刘桂馨是土布商人，陈维镛则是经营芦泾港轮船客人上下船接驳的商人。后来，刘桂馨、陈维镛把上海买办潘华茂和郭勋介绍给张謇。买办熟悉中外贸易规则，人脉广泛，又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潘华茂、郭勋最初的策划是，纱厂购纱锭2万，集资股本60万两。对于既缺乏资金又没有经验的张謇来说，买办的加入可以弥补本地团队的不足，特别是在资金方面，他对买办寄予了厚望。随后，张謇又邀请多年的好友、土布商人沈燮均加盟，与刘桂馨和陈维镛一同作为“通董”，负责集股20万两。潘华茂、郭勋连同上海五金商人樊棻作为“沪董”，需要集股40万两。不久，樊棻和陈维镛退出，张謇推荐木商高清和典商蒋锡绅任董事。
对于官机的引入，潘华茂、郭勋最初从经营的角度来分析。1896年9月14日，他们提议参照苏州和绍兴两地纱厂采用机器的行情，来评估官机的价值；签订合同之前需要查清损坏情况；大生纱厂的商办性质不能改变。23日，潘华茂、郭勋更是从专业的角度指出，机锭是否有损坏，以及机锭的粗细是否合适，尤需首先予以考虑。通海地区织布惯用12号棉纱，14号、16号棉纱也兼用，如果机锭与纱支规格不符，机器无疑等于废物，遂他们建议去实地考察机器。10月3日，潘华茂查看官机后，认为纱机可以用，但操作上需要谨慎。
11月4日，潘华茂、郭勋鉴于华商纱厂经营不利，而外资纱厂陆续开设，市场银根短缺等情况，建议建厂事宜稍缓，看来年市场行情再定。不久，他们又提出，官机入股意味着官府会介入纱厂的经营。晚清官办企业，普遍存在着传统衙门的做派，会导致机构臃肿，营私舞弊严重，经济效率低下。潘华茂、郭勋有所迟疑，倒也有一定的道理。张謇为此劝说，有4万锭现成的官机，再加上已经入股的15万两，已经为纱厂打下了基础；就通海地区的营商条件，则是利大于弊，前景乐观不必观望游移。至于官府方面，张謇提出由他去交涉，不至于干涉纱厂的经营。潘华茂、郭勋依然坚持己见，张謇为此反复筹虑，甚至夜不能寐，在屋内焦灼踱步。他认为，如果不用官机，仅依靠“通董”的薄弱经济实力，难以集得足够的股本，况且大生纱厂已经购地，并且开始营建房屋，一旦放弃，很难善后处理。于是，张謇最终决定吸纳官机，而潘华茂、郭勋也没有反对。
1897年5月，随着大生纱厂基建的展开而面临资金缺口，张謇向官府申请拨款，此举引发了潘华茂、郭勋的不满。他们在给张謇的信里又言，之前领用官机，股东本来不大赞成，现在听说又要申领官款，愈发持重疑惑，不少人士已经打退堂鼓，而原本准备入股者则戒心重重。最终，潘华茂、郭勋也退出大生纱厂的筹办。客观讲，这两位买办的顾虑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没有充分剖析上海和通海地区的纱厂，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导致的生存环境的差异，更低估了张謇兴办实业的韧劲，因此失去一次绝佳的投资机会。
华盛纺织总厂的帮助
大生纱厂正式开车前在《申报》《新闻报》刊登
《通州大生纱厂告白》的文字底稿 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藏
领取官机后，大生纱厂需要募集50万两白银商股与之配套，但进展缓慢。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搭桥，在1897年8月11日，张謇与盛宣怀签订《通沪纱厂合办约款》，约定双方各自领取2万余锭官机，各作价25万两，分别在通州的唐家闸和浦东开设工厂；各自招募25万两商股；官府不再派出驻厂官董。由江宁商务局代表郑孝胥和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见议”（即见证）。官机规模缩小一半，配套的厂房、物料和流动资金也相应减少，这样有利于早日把纱厂建起来。8月16日，总办江宁商务局的桂嵩庆作为官方代表与张謇、盛宣怀签订《官商约款》，取代了之前的《官商合同》。《官商约款》对于官股利息，官机的点交、转运、安装等事宜均有约定，其中规定江宁商务局派崔鼎到上海点交机器，张謇和盛宣怀各派人员共同到现场查点均分。大生纱厂方面由大生沪帐房具体负责，沪厂方面，盛宣怀把具体事务交给郑孝胥和盛宙怀。
根据当年形成的大生沪帐房的会计档案，以及参与分机的郑孝胥的日记，基本可以还原当年华盛纺织总厂和大生纱厂分机的概况。
9月30日，郑孝胥连同大生纱厂方面的沈敬夫、陈少岩、蒋书箴，一同拜见盛宣怀，协商分机事宜。10月1日，大生纱厂的沈敬夫、陈少岩、刘一山、蒋书箴，华盛纺织总厂的盛宙怀、潘剑云到瑞记洋行，会同崔鼎及买办吴仁甫、顾佩堂，洋人李曼、史立臣、汤姆斯，讨论分机事宜。11月5日，众人到堆栈查看机器。9日，郑孝胥到上海杨树浦察看分机，13日，又察验驳船将大生纱厂的机器转送到运输的兵船上。大生纱厂把纱机运往通州，一直延续到1898年春。这段时间，大生沪帐房的员工从所在的天主堂街（今上海四川南路）31号的春裕成到杨树浦之间不停地穿梭，大生沪帐房有不少的费用流水记载。
分机过程中的关键技术人员是英国工程师汤姆斯（大生档案中也记载为汤姆司、汤谟士、汤洋人、洋人），他不仅制定具体分机方案，还指导分机作业，之后大生纱厂的机器也是由其负责指导安装的。由于华盛纺织总厂参与分机，最初是该厂翻译处的潘剑云担任翻译。之后，潘剑云以及他的同事蔡啸甫继续协助大生纱厂。
大生纱厂早年缺乏翻译，潘剑云和蔡啸甫在较长时间辅佐大生，显然是得到盛宙怀的首肯。盛宙怀是盛宣怀的堂弟，字荔孙，曾任广东候补知府，时任华盛纺织总厂总办。从分机开始，盛宙怀给予大生纱厂很多支持，特别是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对于大生方面的咨询和考察，可谓热情相待，这在大生纱厂起步阶段，殊为难得。1898年2月10日，大生沪帐房向华盛纺织总厂借来引擎锅炉房“承揽”1个，12日，又借来工程“承揽”8个，14日送还。“承揽”即劳务或供货合同，把原始合同借出，相当于把商业秘密和盘托出。大生纱厂选择宁波帮曹青章经营的协顺木作，为厂房的承包商，估计也与华盛纺织总厂有关。因为协顺木作曾于1894年承担过华盛纺织总局轧花厂的建造。大生纱厂开工后，由于粗纱机太少，所纺的粗纱不足2万锭细纱机生产，因此向华盛纺织总厂“借用粗纱、棉条、钢丝车，共二十二部，仍由原洋匠装配，以足成两万锭实用”。对于盛宙怀的支持，张謇刻骨铭心。可以从张謇所写的《纺工说明书后序》中体味到其感恩之心。
“通董”的扶助
虽然张謇没有直接从事过商品经营，但他拥有一个富有经验的“通董”团队。他们在商界摸爬滚打多年，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过成功。沈燮均和刘桂馨长年从事土布贸易，熟悉棉纱布流通的各个环节，又往来通沪之间，通晓贸易规则，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高清负责基建和设备安装，大生纱厂的主体建筑，包括仓库、清花车间等，历经百年风雨，今天依然发挥作用，可见工程的质量，也显见高清的能力和责任感。蒋锡绅则管理银钱账目，在集股不顺利的情况下，如何腾挪资金，确保大生纱厂不中途而废，着实不易。况且，按照盛宙怀的评价，这些“通董”“皆朴实有条理”，就是品性质朴诚实，办事严谨踏实。张謇取各位之长，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通董”也不辱使命，与张謇共同创造了一段传奇。
沈燮均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员。1898年冬，大生纱厂工房初成，机器安装过半，开始储备性收购棉花。当时，大生纱厂只有四五万两流动资金，既用于收花，又要支付造厂装机的费用，还得准备燃料，可谓捉襟见肘。张謇疲于应付，心力交瘁。沈燮均则始终如一地给予他以精神和资金上的支持。在大生纱厂筹办期间，沈燮均经常将自己布庄在上海出售土布所得款项，借给大生纱厂周转。在大生纱厂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表示，自己的布庄可以关门，但纱厂不能停止收花。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开车。投产后流动资金的压力有增无减，张謇求助各处，换来的却是嘲笑和非议。他一度准备把大生纱厂出租3年，只是因为对方开出的条件实在过于苛刻而作罢。农历八九月间，张謇每晚徘徊于上海大马路（南京路）至泥城桥（西藏中路西藏路桥前南至凤阳路一带）之间，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恰好此时，沈燮均来信劝说张謇回通。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把现有的棉花纺成纱，将纱出售后再购买棉花，使纱厂先运作起来，不至于关闭。天无绝人之路，农历十月后上海地区的棉纱滞销，而大生纱厂的棉纱却独自畅销，带来大量资金投向大生纱厂，由此大生纱厂连年获利。
作为中国早期民营纺织企业之一，大生纱厂的成功，使张謇有余力，也有号召力渐次在通州布局相关企业，逐渐形成了以棉纺业为核心，盐垦、交通等为配套的工业体系，进而带动通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将通海地区建成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作出独特的贡献。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2月26日 总第3645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