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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大德曰生”

——张謇筹办大生纱厂的历程

作者:特邀撰稿人 朱 江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1-03-01 星期一

早期大生纱厂厂门

    大生纱厂,是张謇投身实业的开端,也是他日后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基础。从1895年农历八月两江总督张之洞委任张謇筹办纱厂,到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开车。其间,集资之难,让张謇日后有“坐困围城,矢尽援绝”的感慨,但即使“进无寸援,退且万碎”,他还是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把现代工业引进通海地区(通州和海门的合称,现为南通市区),进而彻底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

两江总督的支持

1893年,上海德商瑞记洋行、地亚士洋行承办湖北纺纱厂纱机合同抄件(部分),

上有张謇的批注“存沪帐房备查”。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藏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而直接的动因则来自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授意。

    1894年11月1日,还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上《增设纺纱厂折》,指出近来考察沿海各口岸商务情形,“发现洋纱一项进口日多”,在江苏、安徽、四川和湖北等省份,洋布倒未必全部占领市场,但洋纱无处不在。张之洞认为开源塞漏,以棉纱业为最大宗。他准备在湖北添设南、北两个纱厂。其实,早在1893年12月8日,张之洞已经委托上海德商瑞记洋行、上海德商地亚士洋行承办纺纱机器。1894年11月3日,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由于湖北纱厂几无进展,他便寻机在两江地区设厂,于是纱机一路颠簸,从进口地上海,转运至湖北,再至江宁,最后又回到上海,搁置在上海黄浦江边的席棚中。

    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签订,允许“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为抵制外人的经济入侵,张之洞分嘱苏州、镇江、通州(南通)的在籍京官陆润庠、丁立瀛和张謇,各自在家乡兴办工厂。张之洞依据上海华商纺纱织布企业的惯例,为张謇兴办的纱厂争取到同等的待遇,即只在洋关缴纳正税,免除其他厘税,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张謇所处的通海地区,滨江临海,为冲积平原,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宜棉花种植。1896年2月11日,张之洞在《通海设立纱丝厂请免税厘片》中提到,“通州、海门为产棉最盛之区,西人考究植物,推为中国之冠。各处纱厂无不资之,涎视已非一日”。通海地区的棉花,至少在乾隆年间就销往福建和广东地区。本地纺织的土布,则颇受山东和东北地区欢迎。

    通海地区手工织布原本使用土纱,随着机纱逐渐被乡民接受用来织布,加上本地的棉花外销,产业链的中间环节断裂,导致大量利润外流。就地设立纱厂,既靠近棉花这个原材料市场,企业的产品棉纱又能就近销售。稳定的市场需要,加上便利的运输条件,纱厂的前景可想而知。

    1896年秋冬之间,上海纱市行情低落,华盛、大纯、裕晋等华资纱厂或准备停办,或准备出卖,受此影响,大生纱厂的集股并不顺利。在上海集资期间,张謇处处看人眼色,受人讥讽,只能“闻谤不敢辩,受侮不敢怒”,就连旅费都是用自己卖字的收入来维持。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考虑到张之洞采购的纱机日益锈蚀,希望能早日贬值变卖。12月6日,江宁商务局与张謇、大生纱厂6位商董订立《官商合同》,约定纱机4.07万余锭,连同锅炉、引擎,作为官本50万两入股,每年官利8厘;大生纱厂另集商股50万两;日常经营管理,由商董负责,另派官董一名驻厂查核账目、协调经营。这样一来,官机的投入,减轻了大生纱厂集股的压力。官府则顺利处置一笔不良资产,避免机器的继续锈腐,减少仓储和保管费用,并通过大生纱厂的运行实现了资本增值,可谓皆大欢喜。

买办的离去

    大生纱厂领用官机,意味着企业的性质,从之前的商办,演进为官商合办,由此,创业者之间逐渐发生根本的分歧,最终分道扬镳。

    张謇接受张之洞的委任后,在上海和通海地区开始招商,先得到本地的刘桂馨和陈维镛的响应。刘桂馨是土布商人,陈维镛则是经营芦泾港轮船客人上下船接驳的商人。后来,刘桂馨、陈维镛把上海买办潘华茂和郭勋介绍给张謇。买办熟悉中外贸易规则,人脉广泛,又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潘华茂、郭勋最初的策划是,纱厂购纱锭2万,集资股本60万两。对于既缺乏资金又没有经验的张謇来说,买办的加入可以弥补本地团队的不足,特别是在资金方面,他对买办寄予了厚望。随后,张謇又邀请多年的好友、土布商人沈燮均加盟,与刘桂馨和陈维镛一同作为“通董”,负责集股20万两。潘华茂、郭勋连同上海五金商人樊棻作为“沪董”,需要集股40万两。不久,樊棻和陈维镛退出,张謇推荐木商高清和典商蒋锡绅任董事。

    对于官机的引入,潘华茂、郭勋最初从经营的角度来分析。1896年9月14日,他们提议参照苏州和绍兴两地纱厂采用机器的行情,来评估官机的价值;签订合同之前需要查清损坏情况;大生纱厂的商办性质不能改变。23日,潘华茂、郭勋更是从专业的角度指出,机锭是否有损坏,以及机锭的粗细是否合适,尤需首先予以考虑。通海地区织布惯用12号棉纱,14号、16号棉纱也兼用,如果机锭与纱支规格不符,机器无疑等于废物,遂他们建议去实地考察机器。10月3日,潘华茂查看官机后,认为纱机可以用,但操作上需要谨慎。

    11月4日,潘华茂、郭勋鉴于华商纱厂经营不利,而外资纱厂陆续开设,市场银根短缺等情况,建议建厂事宜稍缓,看来年市场行情再定。不久,他们又提出,官机入股意味着官府会介入纱厂的经营。晚清官办企业,普遍存在着传统衙门的做派,会导致机构臃肿,营私舞弊严重,经济效率低下。潘华茂、郭勋有所迟疑,倒也有一定的道理。张謇为此劝说,有4万锭现成的官机,再加上已经入股的15万两,已经为纱厂打下了基础;就通海地区的营商条件,则是利大于弊,前景乐观不必观望游移。至于官府方面,张謇提出由他去交涉,不至于干涉纱厂的经营。潘华茂、郭勋依然坚持己见,张謇为此反复筹虑,甚至夜不能寐,在屋内焦灼踱步。他认为,如果不用官机,仅依靠“通董”的薄弱经济实力,难以集得足够的股本,况且大生纱厂已经购地,并且开始营建房屋,一旦放弃,很难善后处理。于是,张謇最终决定吸纳官机,而潘华茂、郭勋也没有反对。

    1897年5月,随着大生纱厂基建的展开而面临资金缺口,张謇向官府申请拨款,此举引发了潘华茂、郭勋的不满。他们在给张謇的信里又言,之前领用官机,股东本来不大赞成,现在听说又要申领官款,愈发持重疑惑,不少人士已经打退堂鼓,而原本准备入股者则戒心重重。最终,潘华茂、郭勋也退出大生纱厂的筹办。客观讲,这两位买办的顾虑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没有充分剖析上海和通海地区的纱厂,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导致的生存环境的差异,更低估了张謇兴办实业的韧劲,因此失去一次绝佳的投资机会。

华盛纺织总厂的帮助

大生纱厂正式开车前在《申报》《新闻报》刊登

《通州大生纱厂告白》的文字底稿 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藏

    领取官机后,大生纱厂需要募集50万两白银商股与之配套,但进展缓慢。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搭桥,在1897年8月11日,张謇与盛宣怀签订《通沪纱厂合办约款》,约定双方各自领取2万余锭官机,各作价25万两,分别在通州的唐家闸和浦东开设工厂;各自招募25万两商股;官府不再派出驻厂官董。由江宁商务局代表郑孝胥和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见议”(即见证)。官机规模缩小一半,配套的厂房、物料和流动资金也相应减少,这样有利于早日把纱厂建起来。8月16日,总办江宁商务局的桂嵩庆作为官方代表与张謇、盛宣怀签订《官商约款》,取代了之前的《官商合同》。《官商约款》对于官股利息,官机的点交、转运、安装等事宜均有约定,其中规定江宁商务局派崔鼎到上海点交机器,张謇和盛宣怀各派人员共同到现场查点均分。大生纱厂方面由大生沪帐房具体负责,沪厂方面,盛宣怀把具体事务交给郑孝胥和盛宙怀。

    根据当年形成的大生沪帐房的会计档案,以及参与分机的郑孝胥的日记,基本可以还原当年华盛纺织总厂和大生纱厂分机的概况。

    9月30日,郑孝胥连同大生纱厂方面的沈敬夫、陈少岩、蒋书箴,一同拜见盛宣怀,协商分机事宜。10月1日,大生纱厂的沈敬夫、陈少岩、刘一山、蒋书箴,华盛纺织总厂的盛宙怀、潘剑云到瑞记洋行,会同崔鼎及买办吴仁甫、顾佩堂,洋人李曼、史立臣、汤姆斯,讨论分机事宜。11月5日,众人到堆栈查看机器。9日,郑孝胥到上海杨树浦察看分机,13日,又察验驳船将大生纱厂的机器转送到运输的兵船上。大生纱厂把纱机运往通州,一直延续到1898年春。这段时间,大生沪帐房的员工从所在的天主堂街(今上海四川南路)31号的春裕成到杨树浦之间不停地穿梭,大生沪帐房有不少的费用流水记载。

    分机过程中的关键技术人员是英国工程师汤姆斯(大生档案中也记载为汤姆司、汤谟士、汤洋人、洋人),他不仅制定具体分机方案,还指导分机作业,之后大生纱厂的机器也是由其负责指导安装的。由于华盛纺织总厂参与分机,最初是该厂翻译处的潘剑云担任翻译。之后,潘剑云以及他的同事蔡啸甫继续协助大生纱厂。

    大生纱厂早年缺乏翻译,潘剑云和蔡啸甫在较长时间辅佐大生,显然是得到盛宙怀的首肯。盛宙怀是盛宣怀的堂弟,字荔孙,曾任广东候补知府,时任华盛纺织总厂总办。从分机开始,盛宙怀给予大生纱厂很多支持,特别是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对于大生方面的咨询和考察,可谓热情相待,这在大生纱厂起步阶段,殊为难得。1898年2月10日,大生沪帐房向华盛纺织总厂借来引擎锅炉房“承揽”1个,12日,又借来工程“承揽”8个,14日送还。“承揽”即劳务或供货合同,把原始合同借出,相当于把商业秘密和盘托出。大生纱厂选择宁波帮曹青章经营的协顺木作,为厂房的承包商,估计也与华盛纺织总厂有关。因为协顺木作曾于1894年承担过华盛纺织总局轧花厂的建造。大生纱厂开工后,由于粗纱机太少,所纺的粗纱不足2万锭细纱机生产,因此向华盛纺织总厂“借用粗纱、棉条、钢丝车,共二十二部,仍由原洋匠装配,以足成两万锭实用”。对于盛宙怀的支持,张謇刻骨铭心。可以从张謇所写的《纺工说明书后序》中体味到其感恩之心。

“通董”的扶助

早期大生纱厂码头

    虽然张謇没有直接从事过商品经营,但他拥有一个富有经验的“通董”团队。他们在商界摸爬滚打多年,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过成功。沈燮均和刘桂馨长年从事土布贸易,熟悉棉纱布流通的各个环节,又往来通沪之间,通晓贸易规则,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高清负责基建和设备安装,大生纱厂的主体建筑,包括仓库、清花车间等,历经百年风雨,今天依然发挥作用,可见工程的质量,也显见高清的能力和责任感。蒋锡绅则管理银钱账目,在集股不顺利的情况下,如何腾挪资金,确保大生纱厂不中途而废,着实不易。况且,按照盛宙怀的评价,这些“通董”“皆朴实有条理”,就是品性质朴诚实,办事严谨踏实。张謇取各位之长,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通董”也不辱使命,与张謇共同创造了一段传奇。

    沈燮均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员。1898年冬,大生纱厂工房初成,机器安装过半,开始储备性收购棉花。当时,大生纱厂只有四五万两流动资金,既用于收花,又要支付造厂装机的费用,还得准备燃料,可谓捉襟见肘。张謇疲于应付,心力交瘁。沈燮均则始终如一地给予他以精神和资金上的支持。在大生纱厂筹办期间,沈燮均经常将自己布庄在上海出售土布所得款项,借给大生纱厂周转。在大生纱厂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表示,自己的布庄可以关门,但纱厂不能停止收花。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开车。投产后流动资金的压力有增无减,张謇求助各处,换来的却是嘲笑和非议。他一度准备把大生纱厂出租3年,只是因为对方开出的条件实在过于苛刻而作罢。农历八九月间,张謇每晚徘徊于上海大马路(南京路)至泥城桥(西藏中路西藏路桥前南至凤阳路一带)之间,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恰好此时,沈燮均来信劝说张謇回通。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把现有的棉花纺成纱,将纱出售后再购买棉花,使纱厂先运作起来,不至于关闭。天无绝人之路,农历十月后上海地区的棉纱滞销,而大生纱厂的棉纱却独自畅销,带来大量资金投向大生纱厂,由此大生纱厂连年获利。

    作为中国早期民营纺织企业之一,大生纱厂的成功,使张謇有余力,也有号召力渐次在通州布局相关企业,逐渐形成了以棉纺业为核心,盐垦、交通等为配套的工业体系,进而带动通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将通海地区建成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作出独特的贡献。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2月26日 总第3645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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