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历代名琴88张（包含石琴、铁琴、铜琴在内），其中,宋代名琴有9张。在这9张琴中有7张为南宋斫制，仅有两张为北宋所作。而就在这两张琴中，也只有一张既是明清宫廷旧藏琴，又是北宋官琴的代表作，它就是——“金钟”琴。
宣和殿中藏名琴
北宋绍圣二年（1095）是北宋第七位皇帝哲宗赵煦（1077-1100）在位的第十年。这一年的四月初二日，宋哲宗命人在宫中修建了一座新的宫殿——宣和殿，用以休憩燕居。
绍圣虽是宋哲宗的第二个年号，但却是他亲政的第一个年号，这个年号他一共用了4年（1094-1098）。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里讲“绍，继也”，哲宗的父亲驾崩后，谥号为英文烈武圣孝皇帝，所谓绍圣就是要继承其父宋神宗的变法。
元丰八年（1085）二月，宋神宗赵顼病重期间，其兄弟歧王、嘉王也有意皇位，每日都来问候皇帝起居。关键时刻，高太后一面令侍卫禁止“二王”随意出入宫禁，一面又密令太监梁惟简使其妻（宋代宦官首领可有妻子）做一件10岁小儿能穿的黄袍，并让梁惟简藏于怀里，以备不时之需。
当宰相王珪等托孤大臣在奏请乞立9岁的延安郡王（赵煦）为皇太子、皇太后高氏听政时，神宗皇帝已不能言语，但颔首表示同意。王珪等重臣拜见高太后，高太后坐于帘后一边哭泣，一边抚着赵煦说：“儿孝顺，自官家服药，未尝去左右，书佛经以祈福，喜学书，已诵《论语》七卷。”然后，她让赵煦走出帘外与王珪等大臣相见。
宋哲宗登基之后，尊高氏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1085-1093），太皇太后起用旧党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苏轼等人，推翻了王安石等人倡导的变法，恢复旧法，史称“元祐更化”。而在绍圣年间，宋哲宗亲政后再次罢黜旧党宰相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人士，启动元丰新法。此时，才是他施展抱负的时刻。
南宋王应麟在《玉海·宫室·殿·宣和殿》中记道：“哲宗以睿思殿先帝所建，不敢燕处。乃即睿思殿之后为宣和殿。绍圣二年四月二日丁卯，宣和殿成。徽宗昼日不居寝殿，以睿思为讲礼进膳之所，就宣和燕息。大观二年再葺。”按照王应麟的说法，因睿思殿为宋哲宗之父宋神宗所建，为示尊重，宋哲宗不敢在殿中休息，所以在睿思殿后建宣和殿。到宋哲宗的弟弟宋徽宗继位后，又搬到睿思殿讲礼、进膳，继续将宣和殿作为燕息之所。宋徽宗还于大观二年（1108）重新修葺宣和殿，并将这一区域变成了皇家博物馆。《续资治通鉴》记载：“保和殿（一说宣和殿于宋徽宗宣和年间改名保和殿）……左实典谟训诰经史，右藏三代彝铭，东序置古今书画，西序收琴玩笔砚焉。”
宋徽宗将大量的图书绘画、鼎彝礼器、琴玩笔砚等古物珍玩收藏于此。著名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也与此殿有着密切的联系。
宣和旧藏号“金钟”
确定“金钟”是北宋琴的，正是它琴背上的琴铭“宣和殿”三字。宣和殿于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建成，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改名为保和殿（也有建保和新殿的说法），与故宫三大殿中的保和殿同名，可见其重要性。因此，通过“金钟”琴琴背的“宣和殿”琴铭我们可以知道，北宋的宣和殿中曾经收藏过“金钟”琴。那么“金钟”琴到底是怎样一张琴呢？
“金钟”琴是清宫旧藏琴，琴形为仲尼式样。这张琴的琴胚上蒙有一层葛布地，地上施鹿角灰胎，胎上髹黑漆，漆面发牛毛断纹。琴头正侧面的凤舌是后来镶嵌上去的，琴头与琴尾承弦的岳山、焦尾均使用了木质较硬的紫檀木，支撑琴体的雁足也用的是紫檀，但可能在历史上的某次修复中被粘死，很难再次替换。
“金钟”琴琴背上留有长方形的龙池与凤沼。龙池上方刻有小篆“金钟”琴名，字体疏朗有力。那么，“金钟”是何意呢？古人讲上好的古琴所拥有的琴声会像先贤一样拥有“九德”：奇、古、透、静、润、圆、匀、清、芳。这“九德”里的“古”字，就是指古琴的琴声中有上古雅乐的金石乐悬之音。“金钟”从字面意义理解就是黄金制作的编钟，但这种金编钟直到清代宫廷才出现，故宫博物院现存有两套金编钟：一套为康熙年制，一套为乾隆年制。乾隆年制的那一套金编钟曾经被末代皇帝溥仪抵押出宫，换取了40万块大洋。给“金钟”命名的北宋人可能还不知有金制的编钟，他们更多想象的可能是先秦被称为金石乐悬的青铜编钟。
龙池左右刻有隶书琴铭：“闲邪纳正，导德宣情。”（三国曹魏）嵇康《琴赞》中有“闲邪纳正，宜和养素，禁邪见上”的句子，（东晋）戴逵《琴赞》中有“至人托玩，导德宣情，微音虚远，感物悟灵”的句子，可见这两句琴铭是集起来的句子。
在唐代徐坚编撰的综合性类书《初学记》中曾经将这两句话放到一起。说的是古琴有“纳正”“禁邪”“宣情”“理性”的功用，想是“金钟”琴声一鼓，能荡涤人的身心。
在“金钟”琴的龙池下方刻有草书“宣和殿”三字，其下为九叠文“御书之宝”印章。这说明“宣和殿”三字可能为宋徽宗亲笔书写。
在历史的长河中，此琴的护轸缺失，七个琴轸与七条琴弦均已不知所踪，蚌徽也缺失七枚，只剩六枚，琴面也多处失漆。但琴体扁圆的气势仍在，温润的气质犹存。
历史上的“金钟”琴曾是北宋的内府藏琴，这说明北宋皇家与古琴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
北宋 “金钟”琴正面、侧面、背面 故宫博物院藏
宋朝的开创者太祖赵匡胤曾拥有一张叫作“靡玉”的名琴，明代董斯张《广博物志》云：“宋太祖琴曰靡玉，即命萧思话弹于钟山，赐银钟酒者也。”宋太祖收藏的古琴相传就是南北朝时期左卫将军萧思话（406-455，南朝宋人）跟随宋文帝刘义隆（407-453，南朝宋第三位皇帝）登钟山北岭时所弹之琴。萧思话与宋文帝登山途中遇有磐石、清泉，宋文帝命他于石上弹琴，说道：“相赏有松石间意焉。”并赐以银钟酒，被传作千古佳话。
宋太宗赵匡义（939-997）更是在至道元年（995）仿照周文王、武王将五弦琴增做七弦琴的故事，创制了九弦琴，新制了五弦阮，并别造新谱二十七卷，令太常乐工肆习。他还解释道：“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古人之意或有未尽。琴七弦今增为九弦，曰，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则九奏克谐而不乱矣。阮四弦今增为五，曰金、木、水、火、土，则五材并用而不悖矣。”
宋徽宗跟古琴的关系更为密切，他曾绘制过一幅《听琴图》，是描绘弹琴的画作中最为知名的一幅。他在位期间曾在宣和殿设“百琴堂”搜罗天下名琴。除了“金钟”琴、“松石间意”琴外，“宣和殿百琴堂有琴名黄鹄秋又有琴名混沌材”。宋代周密所撰《云烟过眼录》说：“琴则雷为第一，向为宣和殿百琴堂称最。”这里的“雷”不知具体是指哪张琴？还是斫琴名家的姓氏？明代林有麟《青莲舫琴雅》说：“雷威琴向为宣和殿百琴堂称最。”他认为雷威是唐代蜀中制琴世家雷氏中最著名的斫琴师，他所作之琴被称作百琴堂第一琴。明代都穆《都氏铁网珊瑚》中则说：“琴则春云为第一，向为宣和殿百琴堂称最。”认为宣和殿百琴堂第一琴应为“春云”。明代张应文的《清秘藏》中则说：春雷，宋时藏宣和殿百琴堂称为第一。总之，后世人对宣和殿中所藏之琴推崇备至。
“官琴”“野斫”从此分
在当代著名古琴大家郑珉中主编的《故宫古琴图典》中，介绍有两张故宫藏北宋时期的名琴：一为“万壑松”，一为“金钟”。在郑珉中1999年发表的文章里将“万壑松”琴认作是南宋早期的作品，在2010年出版的《故宫古琴图典》中又将它重新定为北宋琴的代表。但是，“金钟”琴不但一直被郑珉中看作是一张北宋名琴，而且是故宫藏琴中唯一一张北宋“官琴”。
那么，什么是“官琴”呢？宋代曾设有专门制作古琴的琴局，为官方制作古琴。明代高濂《遵生八笺》曾言：“宋有琴局，制有定式，谓之官琴，余悉野斫。”也就是说，明代人认为至少从宋代开始便出现了“官琴”与“野斫”（民间制作之琴）的分野。而“金钟”琴因有“宣和殿”与“御书之宝”，正是“官琴”的代表作。
宋徽宗时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名震千古，使得摹画《清明上河图》成为一种时尚。其中，明代仇英所摹之《清明上河图》中便有斫琴的店铺出现。图中斫琴店铺的门口悬挂有两个招牌：一为斫琴，一为太古冰弦。店中墙壁上挂有一张黑漆琴，一角还摆放有三张琴胚。店中共有两位斫琴师：一位一脚踏在长凳上专注地锯着琴材，一位正用斧子劈凿琴材。这张图中所画的就是“野斫”的场景。
明代 仇英 《清明上河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明代林有麟《青莲舫琴雅》说：“宋时置官局制琴，其琴俱有定式，长短大小如一，故曰官琴。但有不如式者，俱是野斫，宜细辨之。”在对“官琴”的理解上，现代琴家多认为“官琴”主要是传世宋代官局所作之名琴，类似“金钟”等琴。但如果琴俱有定式，长短大小都一样的话，那么“官琴”中的一大部分，应该指的是礼乐用琴，也就是宫廷用琴的主体。从清宫档案上看，清代造办处主要是给名琴进行部分修补，但也会制作一批礼乐用琴，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88张历代名琴中有近一半的数量是礼乐用琴，这些礼乐用琴是有定式的。
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宋代的制琴工艺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甚至还出现了对制琴工艺进行总结的专著《碧落子斫琴法》，其作者为北宋易学家石汝砺（字介夫，号碧落子）。他是广东人，自幼聪颖，过目成诵，曾与苏轼有过交往。
在苏轼生命的最后一年（1101），宋徽宗大赦天下，在从海南返回常州的路上，苏轼经过金山龙游寺看到了当年李公麟为自己所画的画像写下了“心似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的诗句。诗中描绘了苏轼一生被贬职的三个地方。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途经英州，游览圣寿寺，曾与石汝砺长谈，称他为隐士。苏轼精于演奏、鉴赏古琴，并能创作琴歌歌词，石汝砺也擅于弹琴、做琴，二人的长谈中不知有无琴声陪伴？
现《碧落子斫琴法》一书收录于《琴苑要录》书中。《琴苑要录》是汇集了宋代斫琴文献的明人抄本。《碧落子斫琴法》包含定材尺寸、琴身尺寸、削面法、调声法、较古琴大小法、琴色样法等内容，是对宋代及其前代斫琴法的总结。
宋代时皇家用琴不但有了专门制作的“官琴”，还有了特制的琴谱——阁谱。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中曾说：“阁谱由宋太宗时渐废，至皇祐间复入秘阁。”也就是说在宋太宗赵匡义之时甚至之前宫内便有阁谱，他也曾经命乐师制作过新谱，之后逐渐废弃，到北宋第四位皇帝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阁谱重新进入内府，宋徽宗时更是看重阁谱，未经大晟乐府（1102-1106）审定的谱本不准进入御府。
北宋皇家对古琴的重视大抵类此。
所以，国学大师陈寅恪有：“华夏民族志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就古琴来看，确是如此。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月8日 总第3626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