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大批支持团结抗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迫撤离国统区。一时间，香港聚集了众多国内精英，抗战文化盛极一时。12月8日，日军对香港发动突然袭击，25日下午，驻港英军阵地全线崩溃，港督杨慕琦下令扯起白旗投降，香港进入了3年零8个月的日占时期。
香港突遭日军袭击，战事又出乎意料地在短短18天内结束，既贻羞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又令大批在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陷入危险境地。日军占领香港后，在对香港人民进行奸淫掳掠的同时，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及一切抗日分子，特别是积极宣传抗日的文化界人士。日军封锁了香港与九龙的水上交通，设置关卡，实行宵禁，全面清查户口，分区分段搜查抗日分子。许多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不会说广东话，在食品短缺时外出容易暴露，人身安全难以保障。
火速出手 抢得营救良机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想尽一切办法，把困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营救到后方安全地区的指示要求，1941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在香港岛召开紧急会议，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驻香港的刘少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党支部书记连贯和中共东江前线特委书记兼东江游击队政委尹林平等人参加了会议。大家认为必须趁敌人立足未稳，尚未掌握这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情况，且忙于劫掠金银财宝和战略物资运回日本之机，以最快的速度展开营救。
之前，在许多文化界人士看来，香港四周是海，不易失守，便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相继从九龙半岛渡海避居香港岛，大部分集中在八路军办事处开办的商行里。香港陷落后，许多人不得不分散隐居。日军为了减少粮食压力，在清查人口的基础上，搞所谓“归乡运动”，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强迫在港居民100万人离境。尹林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营救在港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绝好时机。12月28日下午，他在九龙的东江游击队后方办事处，召集宝安大队政治委员何鼎华、中共地下交通站负责人李健行等人开会，传达香港岛会议精神，决定先将在香港的廖承志、连贯等人营救出来，以便找到其他失去联系人员的线索，并详细研究如何建立秘密接待站、撤退路线以及吃饭住宿等具体问题。
会后，李健行按照尹林平的指示，马上同廖承志派来接头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交通员廖安祥一起，商议尽快渡海到香港岛找到廖承志等人，摸清营救对象的名单、地址及近况。第二天上午，他们两人在红磡区附近找到“偷渡”到香港用的小木船。不料，木船开出不远，便遇上了日军的巡逻快艇。日军将船上十几人赶到一块退了潮的大礁石上，然后拖走了木船。李健行、廖安祥两人都不会游泳。傍晚时分，当上涨的海水快要淹到他们脖颈时，终于有两只小艇路过这里，两人与另外三人凑足了几倍于平时的摆渡费，船家才开船驶向香港铜锣湾。将靠岸时，小艇又被日军的电船发现，大家伏在船篷里，在枪林弹雨中驶到岸边。
李健行两人大难不死，在铜锣湾登岸后，直奔廖安祥做生意租下的大驳船，在那里找到了连贯，汇报了日军近期准备疏散大批难民回内地的情况以及尹林平的意见。连贯听后，马上派人请廖承志和“香港中国通讯社”创办人乔冠华到船上商议，他们决定立即撤出香港，返回内地指挥、接应从香港营救出来的文化界人士。
1942年元旦，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乘坐一艘小船，由李健行护送“偷渡”到九龙红磡码头，悄悄来到旺角的一幢楼房里，同尹林平一起研究开辟从九龙到东江游击区所在地的东西两条陆上通道，以迅速营救在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
1月2日，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假扮成难民，混在逃难的人群中通过了日军封锁线，在东江游击队员的掩护下，顺利撤回东江抗日根据地。接着，尹林平也返回东江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营救工作。行前，他找来何鼎华、李健行布置九龙地区营救文化界人士的事宜。他特别叮嘱，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年纪大，不适宜走陆路，宜安排从海上离开。
水陆并进 几经周折脱险
在香港市区，营救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柳亚子及其女儿柳无垢和何香凝一家，以及邹韬奋、茅盾等人被相继找到。考虑到日军实行严格的海上封锁，且将许多船只的马达拆卸掉，而东江游击队已派武装人员进入新界、九龙活动，只要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离开九龙市区后，就能得到游击队员的暗中保护，因而大部分文化人可混在难民中间走陆路撤回内地。
1月9日下午，化装成难民模样的邹韬奋、戈宝权和茅盾夫妇等人，分别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机要人员带领下，通过日军检查站，辗转来到香港铜锣湾避风塘里的“海上交通站”大木船上，战乱中重逢，大家悲喜交集。次日凌晨，他们在大雾的掩护下渡海来到九龙的秘密交通点。11日一早，邹韬奋、茅盾和戈宝权一行10余人在交通员带领下，离开九龙住地，绕过各个交通要道的敌人岗哨，混杂在难民中，在东江游击队员的保护下，抵达东江游击区的前哨基地白石龙。13日晚，在宝安驻地，曾生、尹林平等东江游击队领导人以当地名菜“宝安香肉”招待邹韬奋、茅盾一行，并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慰问，欢迎他们从香港脱险归来。
按照尹林平的意见，1月15日，中共党组织派谢一超用小船将何香凝、柳亚子等民主人士从水路护送离港，在长洲岛停留一夜，次日转乘一艘机帆船开往海丰。不料，这艘被拆掉马达只靠风力的帆船开出后不久，海上风停了，何香凝等人在海上漂泊了7天7夜，食物和淡水都用光了。幸好踫上东江游击队的巡逻船，及时为他们补充了淡水、番薯和肉食等。感慨之下，何香凝写下了《日寇侵占香港后回粤东途中感怀》：“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抒发了脱离虎口的艰辛与坚定抗日的志向。后来，海面起了风，帆船很快于1月24日驶抵海丰马贡港口。中共东江党组织秘密交通站工作人员将何香凝一行接上岸。
从海上分批撤离香港、辗转回国的还有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华、夏衍、梁漱溟、千家驹等人。因为他们来港时间长，接触面广，走陆路容易暴露。
香港沦陷后，在党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香港和广东的各级党组织针对困居港九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具体情况，迅速周密部署，水陆两路并进，以最快的速度从驻香港日军的罗网下，营救滞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至2月底，包括国民党将官家属、国际友人在内的800多人被营救出来。香港秘密大营救保护了一大批祖国“文脉”和精英，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党史和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许多脱险归来的文化界人士深深感受到共产党人舍生忘死伸出援手的宽广襟怀和无私义举，纷纷发表文章或谈话，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感激之情。在东江抗日根据地，邹韬奋深有感触地说，“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今后要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并为曾生题写“保卫祖国，为民先锋”8个大字，临走前还为《东江民报》题写了报名。柳亚子到达兴宁后，为感谢谢一超等人冒险一路护送，欣然写下赠诗：“复壁殷勤藏老拙，柳车辛苦送长征。顺髯如戟头颅贱，涉水登山愧友生。”茅盾在1943年撰写《脱险杂记》，真实而生动地忆述了东江游击队冒死护送文化人的经过，称这次营救工作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月1日 总第3623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