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遗产名称：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给戴季陶的题字
文献形成年代：1913年（民国二年）
文献数量：1件
文献保存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016年11月，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的讲话中，曾引用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的“愈挫愈奋”之语。然而，像这样记录孙中山此一时期革命心路的存世档案极为稀少。因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典藏的一幅1913年冬孙中山和胡汉民、廖仲恺书赠戴季陶的题字，则显得尤为珍贵。这幅题字不仅反映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1912年8月由同盟会改组而成，1913年11月被袁世凯解散）人一心一德的政治信念，情同手足的革命情谊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而且还暗喻着孙中山的革命志向，是研究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正式成立于日本东京，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革命活动不可多得的珍稀档案之一。
革命挫败亡日本 力洗积弊谋再起
1913年7月，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领导人决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面对早有准备的袁世凯北洋军，国民党组织的讨袁军却节节失利。8月2日晨，孙中山被迫离开上海转赴广州。3日下午，船到福州，日本领事告诉孙中山，广东的反袁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建议他改道台湾再赴日本。然而，让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袁世凯早已电告日本山本内阁，禁止孙中山登岸，并计划逮捕他。同时，在袁世凯授意下组织的暗杀团，也准备在孙中山到达日本东京时进行谋害。得到消息的日本友人犬养毅、头山满等人，一面迅速通知先行到达日本的国民党人廖仲恺、何香凝等，一面组织“刺客击退团”进行防范。18日晨，当孙中山到达东京时，头山满等人陪同何香凝等到火车站迎接，护送孙中山安全入住赤坂区灵南坂町的住所。后来，孙中山又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取得山本内阁的同意，留居日本。与此同时，胡汉民、李烈钧等大批国民党人也先后流亡日本，继续追随孙中山。是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生活十分艰苦，“同志中之衣食亦多不能顾”，或是购买烤红薯果腹，或是向公费留学生索取一点食物糊口，甚至竟有在大雪之日“不能向火而致疾者”。
二次革命遭到挫败后，孙中山针对国民党“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的不利现状，一面积极设法在海外华侨中筹集资金，接济同志；一面激励大家恢复反清革命时“所具之精神”，继续奋斗，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二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国民党内部存在的精神不团结、思想不统一、权力不集中和党员不纯净等致命缺陷。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二次革命之所以会迅速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在“鉴于前车，惩于覆辙”的同时，孙中山还切中肯綮地指出，“已往弊害”的根源“全坐不服从、无统一两大端”，即“对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以前的国民党“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尽管党员众多，声势浩大，但是内部却“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既没有“团结自由之精神”，也没有“奉令承教之美德”，从而致使党魁“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故此，在袁世凯北洋军步步紧逼之时，国民党“立见摧败”，“患难之际，疏如路人”。基于如此沉痛的教训，孙中山为“卷土重来之计”，决议整顿组织，“力洗从前积弊”，建立一支纪律严明、步调一致而又绝对服从的革命政党。
重组政党主一元 广开会议纳群言
本着纯洁队伍、增强战斗力的精神，孙中山在重新集结革命力量的时候，特别强调一元化领导，即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孙中山一人。因为他认为，为避免以往“积弊”，此次组建中华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凡是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必须“甘愿”服从领袖，“毫无疑虑而后可”。如果是“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愿“割爱”，绝不勉强，务求多得一名党员，即多得一员之用，不取“浮滥”，以免“良莠不齐”。这也是此次组党与以往不同的地方。除此之外，孙中山还要求新党员在入党时，无论资格辈分，都必须加按指模，重立誓约，以求“正本清源”，淘汰“伪革命者”。1913年9月27日，王统、黄元秀、朱卓文、陆惠生和马素等5人最先表示愿意宣誓加盟，从而成为中华革命党的首批党员。当月底，陈其美、戴季陶、柏文蔚、钮永建等23人也先后宣誓加入。10月，在上海的蒋介石、张静江等亦陆续加入，成为国内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到11月，又有何天炯、邓铿、林虎、林森等123人在东京加入，陈复元等10人在上海加入，陈德元等6人在大连加入。至此，约有200人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
但是，孙中山坚持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必须加按指模、重立誓约和绝对服从他本人的做法，却引起了一批老同盟会成员和国民党党员的异议。黄兴认为，“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誓词不妥，不能“附从”。李烈钧亦认为，“牺牲一己自由，附从党魁为屈辱”，并且反对加按指模。甚至有人指责孙中山，“以党魁统一事权，则近于专制；以党员服从命令，则为丧失自由”。为妥善解决这些分歧和争议，孙中山在1913年冬的短短3个多月时间里，先后密集主持组党会议数十次，平均两天一次。他一方面阐述自己对世界革命大势的分析和中国革命建国方略的筹划，另一方面也充分听取老同盟会成员、国民党党员，以及中华革命党党员的不同意见。据会议书记官戴季陶记述，孙中山“广纳众意”，亲自主持“作最后决定者会议四十余次”。孙中山后来追述这段历史时说：“经讨袁失败，大家灰心，以为革命党势力已尽，一时难再振兴了。但是我觉得事业虽然失败，一般同志依然存在，尽可再接再厉。我很怕大家冷淡下来，就要涣散了。所以我急急设法团结起来，发起这中华革命党，不过那时候都在海外亡命，和在内地办党的情形不同，所以当时章程只准着海外情形来定的。”
休会间隙留墨迹 巧借题字明志向
在孙中山主持的40余次组党会议期间，戴季陶有感于当时的同志“一心一德，既贫且苦，而亲如手足”，遂利用会议休会间隙，请孙中山和出席会议的党内同志“书作纪念”。孙中山的题字为“澹薄明志，宁静致远”，出自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胡汉民的题字为“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出自《易经·系辞下》，寓意革命要守正专一。廖仲恺的题字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人和”，（脱“如”字，随后补加3字说明），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寓意革命低潮时人心团结至上。整幅题字因为孙中山、胡汉民和廖仲恺的题字占满大部，所以仅仅留下他们3人的珍贵墨迹。题字下部是戴季陶的题记，介绍“最苦之时”的“最难得之会”和题字的缘由。在同一幅题字上同时书有3位中华革命党领袖人物的题字，使得题字充盈着特殊的艺术欣赏价值，成为研究中华革命党革命活动的珍稀档案史料。
实际上，孙中山“澹薄明志”的题字暗喻着他矢志不渝的“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的宏伟志向。这一志向，在孙中山看来，“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宁静致远”则蕴含了孙中山“风尘荏苒”的“无日不图谋再举”的长远愿景。孙中山曾在致南洋革命党人的信中说，二次革命“不幸失败以来，国内同志死亡枕藉，困苦流离，而爱国深忧，天日可矢，一种凌厉无前之气，磅礴积郁，不可磨灭”。此后，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孙中山始终遵循着他的革命志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直至卧病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8月18日 总第3107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