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30万南京军民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侮辱，全城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南京沦为人间地狱。
南京人民遭受的空前大劫难，激起了当时在宁外国人士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这些勇敢的外国人士立即行动起来，保护南京难民的生命安全，并为难民提供生存所必需的食品和生活用品，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国际人道主义乐章。
筹建安全区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即经由苏州、无锡、镇江，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进犯。南京处于危难之中。
这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人士，商议效仿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设立难民收容所之先例，在南京设立一个难民保护区，以便在形势危急时，使未及撤离的难民有个躲避的处所。11月22日，由15名外侨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并推德国西门子洋行南京分行经理拉贝任主席，金陵大学教授、美国人史迈士为秘书，委员有美国人马吉、毕戈林、贝德士、密尔士、德利谟、李格斯，德国人潘亭、史波林，英国人福娄、希尔兹、麦寇、里恩，丹麦人汉森。此前，以外国人为主、由马吉任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也宣告成立。
国际委员会成立后，经过慎重的调查与讨论，决定将美国大使馆所在地、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外国侨民住宅和中国高级官员公馆云集的地区划为安全区（亦称难民区），该区域约为南京城区的八分之一。
12月11日，在中国人的协助下，受命保护德国、丹麦两国财产的京特和辛德贝格在南京城郊栖霞山的江南水泥厂内设置了难民营，收容来自江宁、句容等地及栖霞山附近的难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
保护难民
为了保护安全区内难民的生命安全，国际委员会早在成立初期即与中日双方交涉，要求承认安全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设立军事机关，不加以轰炸。12月13日，南京陷落，成千上万的难民及少数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纷纷涌入安全区避难。当天，拉贝及史迈士即与入城的日军联系，详告安全区所辖区域。第二天，国际委员会又致函日军当局，要求与日军司令讨论保护安全区内中国平民的问题，并保证将进入安全区内的中国士兵解除武装，纳入收容所，恳请日军司令“使他们重过平民生活”。但是，日军当局对他们的要求置若罔闻，并不顾国际信义，以捕捉“败残兵”为名，在安全区内大肆屠杀、奸淫、纵火、抢劫。
面对日军的暴行，留宁外国人士立即行动起来，东奔西走，竭力保护难民。
其一，保护安全区内的青壮年难民，使他们免遭杀身之祸。
日军闯入安全区后，以安全区内躲藏有大量中国士兵为名，疯狂捕杀难民。日军将收容所里的青壮年难民集中起来，“一个一个进行检查”，看到头上有帽箍印的，手上、肩上有老茧的就拉出来，说他们是“中央兵，叫另在一旁”，押往下关、大方巷等地实施集体屠杀，这其中虽有少数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但绝大多数是无辜的平民。
对于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一方面，国际委员会及中立外国人士不断向日军当局和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据统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国际委员会就向日方递交了公函69件，提出日军暴行报告400余件，要求日军停止屠杀和骚扰难民的行为，恢复安全区内的生活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冒着生命危险，亲赴日军屠杀现场，为即将被杀害的难民说情或施以援助，有的人因此遭到日军的殴打。当时在安全区避难的军医蒋公穀在《陷京三月记》中记载：“在京外侨，无一不努力救护吾民与敌人争执，因之受辱被创者时有所闻。”12月14日，1000多名放下武器的士兵逃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被日军发现，马吉闻讯立即拿了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冒着横飞的子弹赶去救下他们。16日，日军赴国民政府司法院大厦难民收容所，“坚持欲将男性难民拖去枪决，并将警察50人同时抢去”，李格斯闻讯立刻赶至该收容所阻止日军，“日本军官曾三次以军刀威胁李格斯，并痛殴其胸部。李格斯不断向该军官解释真相，竭力避免平民遭殃”。20日，马吉以红十字会的旗帜做掩护，将解除武装的30名中国军队伤病员悄悄送上小船，帮助他们逃往后方。京特、辛德贝格则以“这里是德国和丹责合资的企业”为由，拒绝日本官兵进入江南水泥厂难民营。
为此，这些外国人士忍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诚如当时一位外国人士所言：“为了他们（难民）的安全，我们对付在这一幕悲剧中占据各种重要地位的日本军官和士兵，必须以笑脸相迎，并谦恭有礼，接连要许多天，简直是一种苦刑。”
其二，竭力保护女难民，使她们免遭侮辱。
日军除疯狂进行大屠杀外，还大肆奸淫妇女，发泄兽欲，“只要看见女人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里。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数万无辜妇女被强奸、轮奸，有的在奸淫后又遭残杀，甚至在被奸杀后还加以不可名状的侮辱，其狂虐残暴的程度实为人类历史上所罕见。
耳闻目睹日军奸淫妇女的兽行，在宁外国人士除将日军兽行向日军当局及日使馆提出报告并抗议外，还尽一切可能来保护这些妇女，使她们免遭侮辱。首先，他们利用外侨的身份，将一些妇女安置在自己的住所，以便保护。拉贝的住所就安置有妇孺300人，马吉、季君（金陵大学建筑师）等人的寓所里，也收留有女难民。其次，对于一些妇女较多的难民收容所，外国人士利用其特殊的身份日夜守护，阻止日军进入其内。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孺的难民收容所，所内难民最多时达1万人，日军士兵曾多次闯入或翻墙摸入院内强奸妇女，国际委员会特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美籍人士魏特琳女士等3人负责保护这些妇女。被女难民称为“活菩萨”的魏特琳，“将女界同胞组织起来，一切皆有规定，一点也不乱”。为了保护这些女难民免遭日军强暴，魏特琳不吃不睡，“日夜坐在门房内，守卫态度十分严肃——日本兽兵如果来了，要进去的话，她即不顾一切抵抗，不准进去。说理不成，有时动武，同兽兵搏斗”。为了驱赶闯入校园内的日军，她常常被紧急传呼，“从校园这一头跑到另一头，赶走一群又一群的日本士兵”。仅1937年12月20日午餐时，她即先后3次赶走了进入校园的日军。为此，魏特琳多次遭到日军推扯、殴打、辱骂甚至刀枪的威胁，但她毫不让步，她当时的名言是：“谁（日军）要想进收容所的这座大门，除非是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此外，金陵大学医院（鼓楼医院）的医生威尔逊、护士亨兹等人，充分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尽一切努力抢救和医治被日军刺伤、烧伤及受枪伤的平民，并向难民注射预防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针剂等。京特、辛德贝格也在江南水泥厂内设立了小医院，收治死里逃生的伤兵和村民。
救济难民
在宁外国人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及其后，还采取各种措施救济南京难民，向他们提供维持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等条件。
其一，设置难民收容所，为难民提供栖身之处。
安全区设立时，由于区内公私机关和富有及中产以上人家随政府西迁，区内居民剩下仅约10万人。为了迎接来区内避难的难民，国际委员会在安全区内设立了五台山小学等25个难民收容所，并将区内空置房屋统一征用，以供难民栖身。据统计，1937年12月下旬，25个难民收容所共收留难民7万余人，安全区内收容的难民最多时达25万人。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在其存在的4个月时间里，收容的难民最多时达到2万人左右。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1937年11月至1939年4月30日》（部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由于日军不断进入安全区抓捕、屠杀青壮年难民及强奸妇女，加上区内停电、停水，难民无时无刻不处于惊恐之中。为了帮助难民在战乱情形下能够有序地生活，国际委员会指派专人或从难民中选出一批富有学识又乐于承担责任的人士充当收容所的管理人员，负责收容所各项工作的管理，为难民排难解纷等。同时，该委员会所属的1500名工作人员，还承担起安全区内卫生、搬运、道路填平等工作。
国际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因日军暴行而造成的恐怖局势，给那些家破人亡、心灵受到极大创伤的贫苦难民带来了一些慰藉。但是，日军当局绝对不能容许国际委员会及安全区、难民收容所的存在，特别是伪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后，国际委员会更成为日伪当局的“眼中钉”，处处遭到刁难。1938年1月底，日军当局发表通告，“令于2月4日以前，解散收容所，必要时得使用武力”。
迫于日军的高压，2月18日，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安全区宣告解散，难民收容所也于5月全部办理结束。
其二，设立粥厂，发给粮食，向难民提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食品、用品。
难民的栖身之所暂时解决后，吃饭问题便成为首要问题，如果没有饭吃，在严冬里，难民们仍不免一死。而要吃饭，就必须有米、面、盐、煤等基本生活物资。尽管国际委员会在成立之初，曾极力呼吁、督促进入安全区的难民随身携带粮食、衣被等生活必需品，但由于南京城内留下的均是些穷困潦倒无力西迁的最下层贫民及年老体弱、残疾者，所携粮食数量有限，只能满足自身暂时需求，而居住在25个收容所内的难民则多为身无长物者，必须完全依赖救济才能存活。因此，在保护难民生命安全的同时，向他们提供粮食、燃料等成为南京沦陷后国际委员会的中心工作之一。
国际委员会成立时，南京市政府曾拨给安全区2万袋米、l万袋面粉，但因日军的轰炸与炮击，运输困难，南京沦陷前，由国际委员会运往安全区的米仅9067袋，其余米、面粉均被日军封存。国际委员会另有大同面粉厂捐助的1000袋面粉和南京市政府拨给的350袋食盐。这些食品成为安全区难民赖以生存的初步保障。
为解决难民的吃饭问题，国际委员会一方面向难民免费发放粮食，另一方面会同南京红卍字会、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创办了5所粥厂，为难民提供饮食。为了加强难民的营养，根据营养专家的建议，国际委员会还设法从上海购置了蚕豆计1077袋约87吨，免费发放给难民。
1938年5月后，随着最后一批难民收容所的解散，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由国际委员会成立初期的保护与救济难民并重，改为专事难民救济，且救济工作也改为包括发放大量米麦、被服、办理小规模之工赈、现金救济及有关生产事业之小借款等，救济范围扩大到整个南京城区及郊区。
不忘恩情
由于侵华日军不顾国际信义，对南京人民采取了疯狂的屠杀政策，外国人士对南京难民的保护和救济工作，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外国人士的努力，仍使数万难民免遭日军屠戮，无数妇女免遭日军强暴，同时使10多万难民免遭饿死，这些外国人士因此赢得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尊敬和感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向参与安全区内难民保护和救济工作的27位外国人士颁授勋章，以示感谢。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1948年，当南京人民得知曾任国际委员会主席，为保护和救济南京难民不辞辛苦、殚思竭虑的拉贝一家因无经济来源而陷入窘境时，南京参议会特地成立了救助拉贝劝募委员会，号召南京人民向拉贝捐款、献物。南京各界人士特别是当年受过拉贝等人保护与救济的难民纷纷尽己所能，解囊相助，很快就募得1亿元兑换成2000美金汇寄德国，并陆续向拉贝寄去了奶粉、香肠、牛肉、果酱等食物，帮助拉贝一家渡过了难关。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血腥暴行已与日本军国主义一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当时留宁外国人士“勇毅、大公无私、热诚以及不辞赴汤蹈火来拯救难民的决心与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12月11日 总第3614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