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底，梁启超辞去北洋政府内阁财政总长的职务后，决心不再进入官场，转而致力于学术。1918年初，梁启超已有出游欧洲之意，因旅费没有着落，未能成行。11月，发生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随之展开。梁启超一行的欧洲游历计划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实现。同行者分别为蒋百里、刘子楷、丁在君、张君劢、徐振飞、杨鼎甫。
海行中的生活与学习
1918年12月23日，梁启超一行从北京出发，开始了欧洲游历。此次游历的目的，正如梁启超所讲：“第一件是要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场，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12月27日，梁启超一行到达上海。他们与张东荪、黄溯初畅谈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对于此次畅谈，梁启超称：“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畅谈结束后的第二天清晨，他们便搭乘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号前往海外了。
“海行恰四十五日，舟今在伦敦港外三十里，顷刻登陆矣。此行在印度洋波平如掌，红海毫不苦炎，舟中每日黎明即起，以数小时习法文，余日则打球、下棋，间亦作诗，为乐无极。惟出直布罗陀海峡后，遇大风三日，同行人多不支者，吾则健饭如常也。万事一无睹闻，惟日与天光海色相对，觉飘飘有出尘想，登陆后恐无复此乐矣。”梁启超在给女儿梁思顺的家信中，描述了他在船上的生活与学习。
梁启超非常善于利用时间，而学习之乐也被他描述得非常美好。在给女儿梁思顺的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每日起皆极早，观日出已二度，初登舟即开始习法文，顷已记诵二百字，循此不倦，归时或竟能读法文书矣。每日功课晨起专习法文，约一时许，次即泛览东籍，约两三日尽一册。午后假寐半时许，即与百里下棋（日两三局），傍晚为打球戏，晚饭后读文学书，中间仍时时温诵法文。”
梁启超的同行者均为喜好学习之人，因此能够互相激励，在船上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正如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所写：“我们在船上好像学生旅行，通英文的学法文，通法文的学英文，每晨八点钟，各人抱一本书，在船面高声朗诵，到十二点止，彼此交换着当教习，别的功课照例是散三趟步，睡一趟午觉，打三两趟球，我和百里还每日下三盘棋，余外的日子，都是各人自由行动了。”这些每日的功课，即便在颠簸的地中海中依然照旧，乃至于同船的一位波兰人羡慕得不得了。
“发愤当学生”
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到达了英国伦敦，这是此次欧洲游历的第一个地方。由于梁启超等人的声望，他们在伦敦受到了周到的照料。即便如此，伦敦的艰苦环境让他们感受颇深。梁启超也在信中告诉女儿梁思顺：“在此镇日间黄雾四塞，日色如血，一种阴郁闭塞之气，殊觉不适。所居虽一等旅馆，每日恒不饱，糖为稀世之珍……煤极缺，室中苦寒，战后尚尔，战时可想，乃知吾侪在东方，盖日日暴殄天物也。”
2月18日，梁启超一行抵达法国巴黎，此后便进行了马不停蹄的游历。他们先以巴黎为中心，在法国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游历，并前往南部、北部战地，考察详细情形。
在梁启超心目中，此次游历的主要目的就是考察与学习，以便开阔视野，了解世界之真正形势，为日后从学术思想上改造中国打下基础。当然，他也希望在外交方面为中国出一份力，并就有关事宜写信给国内，但收效不明显。所以，梁启超在给弟弟梁仲策的长信中称，“吾在此发愤当学生，现所受讲义：一、战时各国财政及金融；二、西战场战史；三、法国政党现状；四、近世文学潮流。即此，已费时日不少矣。其讲义皆精绝，将来可各成一书也……质言之，则数月来之光阴，可谓一秒一分未尝枉费。所最怏怏者，则中国人方面之拜往寒暄，饮食征逐，夺我宝贵时间不少，此亦无可如何耶。所最负疚者，此行于外交丝毫无补也”。
梁启超还将数月以来的主要功课总结为四点：一为见人；二为听讲；三为游览名所；四为学习英文。其中，与当地名士、学者的交往，是他们了解和观察法国的重要途径。对此，梁启超自述：“法国方面之名士，已见者殆十之八七，最多见者则政治家及哲学、文学家也。政治家除专制怪杰之克里曼梭外，殆皆已见。”“巴黎人最富于社交性，每赴茶会一次，可以得友无算，吾于其他茶会多谢绝，惟学者之家有约必到，故所识独多，若再淹留半年，恐全巴黎之书呆子皆成知己矣。”
6月7日，梁启超一行再次来到伦敦，然后用10多天的时间游历了爱丁堡名胜、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莎士比亚故居等处。这些地方当中，梁启超对剑桥大学印象最深，所以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写道：“剑桥大学待遇之隆，实出意外，副校长（实即校长也，其校长戴一皇族挂名而已）涉菩黎博士，馆余于其家（即校长宅），亲自陪观各校，是晚集各教授宴余于校中公共食堂，即用校中常膳。盖剑桥、牛津两校教授例与学生共饭，欲吾观其仪式也。教习学生共数百人，皆穿校中制服，酷类大丛林中披袈裟打斋，其亲爱融泄之状，令人起敬。吾游剑桥生无限感触，他日当为文详记之。”
此后，梁启超一行又到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等地游历。游意大利时，他们在罗马的时间最长，为的是深度了解古罗马历史。故而，梁启超在给弟弟梁仲策的明信片上称：“客罗马经旬，日日与古为徒，几忘却尚有现代意大利人矣。每日玩奇披僻，晨出暮归，亦颇极劳瘁。”游历德国时，则使梁启超感受到凄凉的战败国滋味，故而称：“晚九时抵柏林，此十五小时中仅以饼干一片充饥，盖既无饭车，沿途饮食店亦闭歇也。战败国况味，略尝一脔矣。霜雪载途，益增凄黯。”
梁启超一行的欧洲游历，带有很强的考察与求学目的，所以颇为劳累。他因忧劳太过，常常失眠。这种情形在梁启超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有所表述：“吾日来常患失眠，每间日辄终夜不能合眼，晨起便须应酬游览，觉疲惫极矣。殆因求学太锐，思虑太深所致，欲自节，但苦不能……”
“深山道院”的功课
位于巴黎附近的白鲁威寓庐，是梁启超一行在欧洲游历期间的主要住所。尤其是1919年10月11日从意大利经瑞士返回后，他们在此处居住了一个冬天。11月，梁启超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这样介绍道：“吾现仍居巴黎附近之白鲁威，拟住到明年二月初乃行，此地本避暑之所，御寒实不相宜，吾侪贪其僻静，且金廉，故决意不迁。用两下女，即兼司庖，每日两馔，两馔两簋，虽不能算苦学生生活，亦只好算阔学生生活罢了。在此百无所苦，惟苦缺煤，数人共围一炉，炙湿薪取暖，现重阳才过，已一寒至此，此一冬不知如何过法。”梁启超称这个僻静的地方为“深山道院”，而他则在这个特殊的道院中做着两项单调而有意义的功课。
第一项功课是学英文，这是白天的主要事情。对此，梁启超称：“英文已大略能读书读报了。吾用功真极刻苦，因此同行诸君益感学问兴味，百里、君劢皆学法文，振飞学德文，迭为师弟，极可笑也。最可笑者，吾将来之英文，不能讲，不能听，不能写，惟能读耳。向来无此学法，然我用我法，已自成功矣。”第二项功课是撰写游记，这是晚上的事情。在外游览期间，梁启超已随时随地记述了一些经历与感想。这个时候能静下来了，他便也有了大把时间继续写作。
由此，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细致观察的《欧游心影录》初稿诞生了，梁启超的思路也更加条理与清晰。在他们于1920年1月17日离开巴黎返回祖国时，梁启超对于中国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已完全改变其旧日的观点，将此前的悲观完全扫清，遂全力从事于培育国民素质的教育与学术事业。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10月16日 总第3590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