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戴共和国“友谊勋章”的伊莎白·柯鲁克
2019年国庆节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六位国际友人颁发了“友谊勋章”。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颁发“友谊勋章”，是我国对国际友人授予的最高荣誉。新中国历史上，至今仅有八位获得者。其中以终身教授的身份获得“友谊勋章”的伊莎白·柯鲁克，她是一位拥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国宝级外国专家”。最为特别的是，伊莎白在中国出生、成长、工作，她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留给了中国。
年轻时的伊莎白
华西坝的儿时记忆
故事就从伊莎白的父亲饶和美、母亲饶珍芳开始吧。1912年，加拿大传教士饶和美来到中国的四川成都。最初，外国人到四川都要进行汉语和四川话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融入当地生活，了解当地人的所需所想。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保存的1917年华西协合大学一年级中英文教材的内容显示，当时在华西坝的外国人，都要学习四川话。饶和美在成都彭州白鹿镇学汉语时，认识了同为传教士的饶珍芳，两人都曾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学院学习过。此时，在异国他乡有着共同文化经历和事业追求的两位年轻人走得越来越近。
1915年初，饶和美与饶珍芳结婚。同年底，伊莎白出生。按照加拿大教会的管理规定，饶珍芳结婚之后，就不是传教士了。于是，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先后在成都参与创办了蒙特梭利幼儿园、弟维学校（今天的红专西路小学）以及担任华西外籍教师子女的弟维学校的校董。1919年至1924年间，饶珍芳还在弟维学校担任过校长一职。她的丈夫饶和美也一直在华西教育体系，曾任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系主任。饶和美与饶珍芳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并让孩子们学习中文。
伊莎白（中）与家人的合影
据伊莎白回忆，小时候她就读的弟维学校，当时多数校董觉得自己懂中文就行，子女这一辈没必要学，因此学校并没有开设汉语课。作为校董之一的饶珍芳则有不同的看法。她坚持给家中的三个孩子请中文家教，但是年幼的伊莎白，并不觉得中文有意思。毕竟，家教给她们教授的是中国孩子在学校学习的课本，也没有英语解释。这对于伊莎白和妹妹们来说，实在是太难、太枯燥了。尤其是她们一起学习中文的时候，看到伙伴在外面嬉闹玩耍，非常羡慕。每天上完中文课，伊莎白还得练琴至少一个小时。到了晚上，饶和美与饶珍芳还要带着她们阅读中文书籍。正是饶珍芳的严格要求，伊莎白三姐妹才打下了坚实的中文基础。
在纪录片《西方女人类学家的中国记忆——伊莎白·白鹿顶》里，再现了儿时的伊莎白和家人去白鹿镇以及到四川度假的往事。饶和美很早就带领全家在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中国哲学道理。影片中纪录了儿时的伊莎白在高高的屋顶上“走屋脊”的影像。伊莎白回忆，她和妹妹有时候将很粗的毛竹竿的两头拴在树上，然后像走平衡木一样在竹竿上来回走。伊莎白胆子大，觉得走竹竿不过瘾，于是便跑到屋顶上“表演”。学校的屋顶是斜坡，她常爬到屋脊上，沿着屋脊走。屋脊下面有个砖砌的烟囱，她就从屋脊上像坐滑梯似地滑下去，直至撞到烟囱上。这事在弟维学校家喻户晓，别人看着都觉得危险，但饶珍芳很支持女儿伊莎白的大胆尝试。据伊莎白回忆，当年华西协合大学校园里有许多小水渠，她和妹妹都很爱玩水，常在校园的水渠里划船，有时顺着水流一路划到望江楼，有时还会从船上跳入水中去游泳。饶珍芳觉得孩子就是要有敢于挑战的勇气和智慧，这是儿童教育里最稀缺的。正是受她这种性格和教育方式的影响，最终，伊莎白成长为一名独立坚强的现代女性。
伊莎白儿时就读的弟维学校
高中毕业以后，伊莎白考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兼修人类学。对于这个选择，她坦言是早年在华西坝旁听学术活动时，认识了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并受其影响。从那时起，伊莎白就梦想以后能成为一名人类学家。
动荡年代的乡村调查
1938年，学有所成的伊莎白返回中国成都，开始了她所热爱的人类学调查研究。当时，她和女伴俞锡玑深入中国西南重庆的璧山县兴隆场。两个人身着长衫、脚穿草鞋，到百姓家中调研。白天，她们对兴隆场的1497户人家进行入户调查，翔实记录。晚上，伊莎白就用打字机整理白天的所见所闻。伊莎白和俞锡玑的研究方法颇为细致，就连当地文庙碑文记载的集市历史也不放过，还把当地报纸上一些重要社评都翻译成英文。就这样，她全面客观地记录了抗战时期一个西南小城镇的历史沿革，其中有政治经济、家庭婚姻、法律诉讼、袍哥组织、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信息。这是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女性及中国合作者完成的逐户采访式的调查报告，对于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教育、性别关系、乡村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在走访调查的同时，伊莎白不仅是记录者，更是参与者，她总是竭尽所能地帮助乡民改善生活。她和俞锡玑开办了平民学校，不仅教当地妇女儿童文化知识，还把西医引进璧山县，为乡民治病、接生，改善了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
伊莎白用西方女性的细腻和独特的视角以及扎扎实实的一线采访和调查，再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从那时起，她就对中国的穷苦百姓抱以深深的同情。这本形成于1940年至1941年间的中国农村“乡野调查”，在后来出版时被命名为《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
伊莎白俊俏的脸庞，遮不住一颗勇敢的心。一位曾追求过伊莎白的美国记者说：“伊莎白的确很不错，但她的个性太鲜明了，吓跑我了。”在兴隆场调查期间，伊莎白与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相识，由于有着太多的共同话题和人生追求，他们决定牵手一生。伊莎白与大卫订婚后前往英国办理结婚手续，接着又返回中国，并在此携手走过了相濡以沫的大半个世纪。
伊莎白与大卫曾共同实地调查，在河北农村深入农户，见证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夫妻俩合著了《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据当地村民回忆，伊莎白在采访他们的时候，说的中国话都带着浓浓的川味。在1982年出版的中文版《十里店》的前言里，记录了两个人的心路历程：“1947年从英国第一次进入解放区时，我们充满幻想，首次接触到这个英雄的新时代，真使我们为之目眩，经过30多年后我们才体会到，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两人白天采访，晚上做文字笔记。在此期间，酷爱摄影的大卫还用相机拍摄了千余张照片。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都收录在《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一书中。
这段经历让伊莎白与大卫认识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正是在为建立一个新社会进行的一场科学实验。他们沉浸在这种不断尝试的状态中，“想要生活在事情正在发生的地方”。当两人在十里店的调查接近尾声时，伊莎白与大卫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创办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外事学校。正是这个邀请，让伊莎白与大卫放弃了返回英国的决定，从此扎根中国再也没有离开。
人类学家与教育学家的双重身份
1948年，外事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始筹备。建校之初，最难的是没有教材，伊莎白和大卫便想方设法收集英文报刊，从新闻、文学、经济等方面挑选范文。这使他们的教学一直有着非常贴近生活、内容实用的特点，也方便学生们学以致用。每至深夜，伊莎白和大卫的住所都会传出打字机发出的声音，他们正在抓紧时间给学生们编写教材。由于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当中，以至于《十里店》的英文版出版计划，比原定时间整整推迟了10年。
最初伊莎白和大卫当老师时，还有一些西方人的习惯，想保留一些私人空间。大卫曾在住所的门上挂了“下午不会面”的告示，但很快就被中国学生的学习热情打破。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来到老师的住所询问不懂的问题。这种学习热情也深深感染了伊莎白和大卫。最终，大卫取下告示牌，让学生们可以随时都能找他们探讨问题。
很多学生都非常喜欢大卫充满诗意的英文诵读，这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里也体会到学习英文的意境之美。有的学生回忆：“听大卫老师讲英国文学，就像话剧演员在朗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
在教学中，伊莎白则有一次无比惊险的经历。因为教学用的话筒漏电，导致她在授课中触电昏厥，经过校医的紧急救护才醒过来。听到大家关切的询问后，她回复的第一句话竟是：“我没事，还可以继续上课。”
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早已是上万师生的规模。在伊莎白和大卫的学生中，有章含之等知名翻译家。学生们提起这对外籍老师，都对两人严谨的治学钦佩不已。
1925年8月1日，华西教育会高级小学总干事饶和美颁给
华西教育会高级小学学生的学憑。
2000年，大卫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生前立下的遗嘱仅有四条内容：“第一，我的遗体能够捐献给医疗机构做医学解剖或其他医学研究；第二，如有追悼会，希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内举行，不要放葬礼的哀乐，请我的中国朋友为我放上一首中国革命歌曲；第三，我的三套完整藏书《世界和英国历史》《犹太人》《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捐给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的开放书架；第四，我希望墓志铭这样介绍自己……”如今，镌刻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里大卫塑像上的记录，正是他遗嘱中的最后一条：“大卫·柯鲁克（1910-2000），英国人，犹太人，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朋友，1948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及其前身任教。”
大卫离世后，伊莎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住所的楼下花园里，种下了一棵银杏树。银杏树是成都的市树，遍布大街小巷。每到深秋，银杏树便会成为成都市一道最美丽的风景。伊莎白常在自己种植的这棵银杏树下，思念丈夫，回忆那些美好时光。
如今，百岁老人伊莎白常会与家人们在大卫的塑像前停留，与他说说话，给他讲讲曾孙女和曾孙的趣事，聊聊他们年轻时的往事。这位居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里的老人，就这样把自己一个世纪的爱，留在了中国。
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9月18日 总第3579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