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间，顾文彬的父亲顾大澜开始收藏书画，后世子孙受其影响，也酷爱收藏书画，使过云楼闻名海内。光绪八年（1882）秋，在顾文彬所著的《过云楼书画记》中收录了唐、宋、明、清书画作品247件，其中书法类作品58件；绘画类作品189件，明“吴门四家”沈周、唐寅、文徴明、仇英的作品占了近四分之一，共46件。笔者在读过顾文彬的日记和家书后，了解到过云楼收藏的书画远远不止这些，如：同治九年（1870）四月十八日，顾文彬在京城筠青阁以八金购得吴文中《辋川图卷》就并未收入《过云楼书画记》。顾文彬与儿子顾承在收藏字画的过程中，不断优化过云楼藏品，并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其中，顾文彬与无锡籍清代书画家秦缃业交易唐寅的《王文恪公出山图》经过尤为曲折有趣。
师生情系“出山图”
顾文彬在《过云楼书画记》中收录了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明“吴门四家”的画作，其中唐寅的作品9件。唐寅（1470-1524），字伯虎，改字子畏，号六如、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自署江南第一风流才子。29岁那年，唐寅参加了乡试，一举夺魁，成为解元。次年，他参加会试，因科场舞弊案牵连，被贬到浙江布政司为吏，自此与举业挥手作别。四年后，唐寅隐居苏州桃花坞，构筑桃花庵，与苏州文人张灵等疏狂交游，寄情诗文书画，并写下著名的《桃花庵歌》：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花枝当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须花下眠。
花前花后日复日，酒醉酒醒年复年。
不愿鞠躬车马前，但愿老死花酒间。
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世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世人看不穿。
记得五陵豪杰墓，无酒无花锄作田。
从这首《桃花庵歌》中可以看出唐寅的狂放自在与洒脱风流。
唐寅一生工诗古文词，小令尤佳，同时工书善画，书学“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及唐代书法家李邕，画学南宋画家李唐、刘松年，且融会南北画派，笔墨细腻秀雅，布局疏朗，风格清逸。唐寅博学多才，酷爱藏书、校书，与徐祯卿、祝允明、文徴明号称“吴中四才子”；唐寅的山水画秀润，仕女、花鸟画精美，与沈周、文徴明、仇英齐名，并称“吴门四家”，誉满画坛。唐寅与祝允明、文徴明、张灵均拜在苏州洞庭东山王鏊的门下。除师生关系之外，他们还是诗文同道。王鏊不仅是一名文学家，更是明代重臣，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明嘉靖三年（1524）三月，王鏊病故于东山，追赠太傅，谥号“文恪”，世称“王文恪”。唐寅得知王鏊病故的消息后，撰写“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挽联，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仰之情。
明弘治十八年（1505），王鏊因父丧丁忧三年，期满后再次应召入京。唐寅赶赴东山陆巷王府，精心绘制了一卷画作，表现王鏊坐在马车上，童仆伴随出山为官的场景。他以白描的手法绘制人物，笔法灵逸，大块山石则以小斧劈皴笔法为主，墨色晕染，四周林峦环抱，洞庭山色跃然纸上。祝允明、张灵、徐祯卿等人为之题咏，其中张凤翼高度评价这幅画作：“树石敩李唐，人物仿公麟，而车中传神不减长康，乃子畏用意笔。”李唐、李公麟皆为宋代著名画家，张凤翼将唐寅与他们相比，可见十分推崇这幅作品。唐寅好友张灵题诗：“赞化调元属重臣，相君归国节旄新。大廷入觐新天子，四海应沾鼎外春。”
明 唐寅 《王文恪公出山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自《王文恪公出山图》问世，几经流转，一度传到清代徽商鲍约亭手上。有一年，鲍约亭让家人到苏州寻找买家，以为在唐寅的家乡能卖个好价钱。随后，鲍约亭与书画鉴赏家金兰坡及顾文彬父子相见，金兰坡有意收藏，但因价格问题没有谈成。当时，顾文彬评价唐寅的《王文恪公出山图》《黄茅小景图》：“两图同用斧劈皴，不点苔，而黄茅小景图尚有纵横习气，出山图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实觉此胜于彼”，表达了唐寅对老师的祝福，浓缩了他们的师生情谊。虽然此次顾文彬与该画作擦肩而过，但后来他们在杭州又一次相遇了。
名画现身杭州城
清同治十年（1871）正月二十七日，顾文彬在苏州过完年后，赴浙江省城杭州，向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上司报到，并与浙江盐运使秦缃业（1813-1883）见面。秦缃业出身于无锡名门望族，父亲秦瀛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举人，授内阁中书，历任浙江按察使、布政使、刑部右侍郎等职，为官勇于任事，颇有担当；诗文力追古风，而能有所自得，晚年致力于乡邦文献。秦缃业，字应华，号澹如，能书善画，道光二十六年（1846）副贡出身，充史馆誊录，官至浙江盐运使。早年，顾文彬在京城做官时就与秦缃业、华笛秋等无锡籍官员、画家相熟，称道他们“雅擅丹青，尤精赏鉴”。当时，顾文彬在京城的寓所距琉璃厂很近，他便经常到此处闲逛，但由于对书画真赝鉴定并不精通，就会拉着秦缃业等人同去，“籍资印证”。顾文彬与秦缃业在杭州短暂相聚后，他又赴宁波就任宁绍台道员一职。自此顾文彬与秦缃业频传信息，无论是官场方面的消息还是书画方面的行情，得益颇多。
顾文彬家书中有关《王文恪公出山图》的评价 苏州市档案馆藏
同治十一年（1872），秦缃业从鲍氏后人手中收购《王文恪公出山图》。远在苏州的顾承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写信告诉父亲顾文彬。次年正月，顾文彬趁进杭州城向上司与同僚拜年之际，于十四日拜访了秦缃业，“观其所藏十余种，以王叔明西园图小立轴、唐六如王文恪公出山图卷、王孟端惠山图卷为最”。过云楼已收藏多幅唐寅的作品，但《王文恪公出山图》令顾文彬爱不释手，两日后他致信顾承，表示该画作“即为昔年所见，的是精品”。但他认为《王文恪公出山图》尺幅偏小，长只二尺许，不如唐寅的另一幅作品《黄茅小景图》。数月后，顾文彬又否定之前的观点，认为一幅作品的好坏与其尺寸大小无关，“画之精与不精，岂以大小为断哉？”
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至九月，因顾文彬被浙江巡抚任命为秋闱提调，负责乡试考场诸事的调度，所以他充分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买卖、鉴赏书画，并得到秦缃业的帮助，收获丰厚。秦缃业是位书画大家，又长期在浙江为官，结识了不少古董商，经常为顾文彬牵线搭桥。有一回，嘉兴张姓古董商向秦缃业出示“唐六如湖山清晓图巨卷，是嘉兴人之物，实价一百六十元，高一尺三寸左右，长一丈五尺左右”，但因价格没谈成，于是秦缃业转而介绍给顾文彬。顾文彬觉得《湖山清晓图》是唐寅画中名列第一的作品，“如此巨卷，几无隙地，其认真可知，浑厚中仍饶明秀。石法北宗，余皆参用南宗，决非东村所能捉刀”。由于《湖山清晓图》是绢本，而过云楼只收纸本，他有点犹豫不决。在与顾承的通信中，顾文彬认为秦缃业中意这幅作品，如果他们买下来，将来可以找机会与秦缃业交换《王文恪公出山图》。最终，顾文彬以百元（指银子百两）的价格买下了《湖山清晓图》，但他们父子对该画作的真伪展开了讨论。虽然顾文彬肯定了顾承的眼光，但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款字甚佳，或者请人捉刀而自题耶？后有邵僧弥题词，题名‘六如春晓图’，并非两来船，今以百元得之，倘能与澹如交易出山图固妙，否则待价而沽，决不吃亏也。”
顾文彬在结束秋闱工作前夕，又收入了一批珍品书画：“恽南田花卉山水合册，张尔唯书画册、石溪山水册、陈士谦书道德经卷，丰南禺字卷，杜东原、顾昉山水合卷，陈丹衷人物卷，钱舜举五柳庄卷，李流芳父子山水合册，计洋三百六十元。又购得戴子余家藏杜东原南村十景册、沈石田山水册、陆包山山水册、石溪山水大轴、文衡山山水大轴、石曼卿草书卷、石涛书画卷、陈惟允山水轴、汪舟次字册，共洋九百四十四元。”随后，秦缃业应邀到提调公馆欣赏这批书画精品，并对杜东原的《南村十景》非常感兴趣。他知道顾文彬看中《王文恪公出山图》，故提出以“唐卷”易“杜册”，但顾文彬没有立即答应，只说要考虑考虑。其实，唐寅的《王文恪公出山图》是顾文彬所爱，杜东原的《南村十景》他也十分看重。顾文彬两者都不想放弃。
谈判一年始成交
秦缃业多次热心为顾文彬介绍其他名家字画，如顾鼎臣《岁寒三友》卷、顾琳《丹山图》、明人诗翰册、唐寅的《风木图》等。最终，这些名家字画都顺利成为过云楼的藏品。尽管如此，顾文彬依旧心系《王文恪公出山图》，由于秦缃业坚持以“唐卷”易“杜册”，遂谈判陷入僵局。为了打开局面，顾文彬先对秦缃业说：“明代书画家李日华所著的《六研斋笔记》推《黄茅小景图》为‘唐卷第一’，所以不在乎是否能得到其他唐寅的作品。”显然顾文彬希望秦缃业能迁就他。其实，顾文彬之所以不同意用“唐卷”易“杜册”，是因为过云楼收藏的杜氏作品很少。他与顾承商量，如果秦缃业执意坚持要“杜册”，那么就实话实说，愿意以两百元的价格买下《王文恪公出山图》。
顾文彬日记中记录题唐寅《王文恪公出山图》词 苏州市档案馆藏
秦缃业与顾文彬经过数月的沟通，终于达成一致，即唐寅的《王文恪公出山图》价格为两百元，交换过云楼所藏王鉴的册页作价七十元，另外顾文彬再给秦缃业一百三十元。数日后，秦缃业致信顾文彬，提出除了王鉴的册页外，希望得到王时敏、吴历、王鉴的扇面，且要求是白面，作价三十元。顾文彬考虑到《王文恪公出山图》“究属精品，不忍决然舍去”，且担心出手阔绰的李鸿裔也看中该画作，故令顾承挑选质量上乘的王时敏、吴历、王鉴扇面各一张。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初一日，顾文彬终于收到了顾承从苏州寄来的扇面，并立即派人将扇面和王鉴的册页带往杭州，“与澹如交易，事之成否，未可知耳”。
出乎顾文彬意料的是，秦缃业对三位大家的扇面均为金面并不满意，声称自己已有金面，所要的是白面，原打算配齐六大家扇面成一册，且烟客的作品“秀而欠苍”，吴历的“太荒率”，既然“尊处无白面可换，亦只得勉留，惟作价三十番，鄙意犹不值”。面对老友的意见，顾文彬许诺赠送笪重光的扇面作为补偿，而维持前议。其实，除了秦缃业所要求的三个扇面外，顾文彬之前还送了王翚、恽南田的扇面。顾文彬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澹如唐卷专由省取回，以王廉州册并烟客、廉州、石谷、南田、渔山扇面，贴以百洋易归”，并开心地说：“六如妙迹尽归我家，甲于天下。”秦缃业在致顾文彬的信中表示，他的“初意欲得杜册”，既然无法以“唐卷”易“杜册”，只得一再迁就，仅是出于“成人之美起见，而非图利于其间”，而今过云楼得到《王文恪公出山图》《风木图》等精品，因此成为“海内甲观”。顾文彬为人精明，谈判手段高超，但他深知唐寅作品的价值与秦缃业相让的美意，故多次对顾承说，“酌送扇面与澹翁，以酬其让唐之功”，“澹如相让之意究属可感”。
秦缃业为《王文恪公出山图》交换扇面、画册及补贴百元事致顾文彬的函（部分） 苏州市档案馆藏
从同治十二年（1873）初顾文彬对唐寅的《王文恪公出山图》动心，到翌年的六月正式成交，他可谓花尽心思，用尽“千气万力”。光绪元年（1875）九月二十一日，已还乡的顾文彬再次欣赏该画作，并填词一阕：
飞诏下天来，鹏翼徘徊，五云两两望三台。毕竟东山留不住，踏破苍苔，桃李趁时栽。风月追陪，溪山一片画图开。宝马雕车香满路，旋拂尘埃（集稼轩）。颇怪鹤书迟，玉殿论思，山头人望翠云旗。山上朝来云出岫，叠嶂西驰，便有别离时。云洞题诗，故人今又寄当归。钟鼎山林都是梦，醒后方知。
从明弘治十八年（1505）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唐寅创作的《王文恪公出山图》不知经过多少人手。目前，该画作上有四个朱文印，即“商丘陈氏书画印”“鲍氏约亭珍藏”“顾子山秘箧印”“孙邦瑞珍藏印”。江阴人孙邦瑞是民国著名的书画收藏家，由于与吴湖帆交好，请其鉴赏，“辛巳中秋，孙邦瑞见示乡贤名迹。吴湖帆谨观”。“辛巳年”即1941年，这说明当时或更早些时候《王文恪公出山图》已从过云楼流转到孙家。
2016年12月，苏州博物馆举办《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展，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王文恪公出山图》再次出现在唐寅的家乡。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8月21日 总第3567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