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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治蝗二三事

作者:周 晓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0-08-10 星期一

    蝗虫,又称蚱蚂,正常情况下呈散居状态。当气候适宜时,蝗虫卵大量孵化,若虫经过几次蜕皮后,长出具有飞行能力的翅膀。蝗虫为寻找食物开始进行大规模迁徙,从而演变为蝗灾,所到之处往往会引发粮食危机。中国历史上,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立,是农业社会的三大灾害之一。

    典籍有载 “逆天改命”

    我国古代典籍中对蝗虫的记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诗经·小雅·大田》记载:“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其中“螟螣”即蝗虫。《春秋》记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初税亩,冬,蝝生。”“蝝”便是当时对蝗虫若虫的称呼。《礼记·月令》中也有“虫蝗为灾”的记载。

 
清嘉庆九年(1804),直隶总督颜检为接奉谕旨及御制《见蝗叹》一事的奏折(部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最初,百姓们面对遮天蔽日而来的蝗虫惶恐不安,更是将此现象视为上天的惩罚。有些人便创造出“蝗神”的形象加以祭拜,期待虔诚的祷告能够使蝗虫退散。唐开元年间,“山东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任由蝗虫破坏庄稼。名相姚崇向唐玄宗上奏,希望派出御使督促各地灭蝗虫。但大部分官员则有“蝗众多,除不可尽”及“杀蝗太多,恐伤和气”的想法。最后,姚崇力排众议,说服唐玄宗“遣使分捕而瘱之”,并说:“昔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在姚崇的坚持治理下,该年蝗灾造成的损失要比往年小很多。百姓们也知道了原来可以逆天改命。

    到了明代,著名政治家徐光启在《除蝗疏》中这样写道:“虽然水旱二灾有重有轻,欲求恒稔,虽唐尧之世犹不可得,此殆由天之所设。惟蝗不然,先事修备,既事修救,人力苟尽,固可殄灭之无遗育也。”他认为相对于水、旱之灾,蝗灾是可以预防的,并从前人的经验中总结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治蝗体系。

    《除蝗疏》在治虫方面详细介绍了,蝗虫的生活习性、捕杀办法和预防方法。蝗灾“最盛于夏秋之季”,要想除掉蝗虫,最好是在蝗虫孵化后进行治理,对于成虫则需要大规模捕杀。灭蝗虫重要,防蝗虫更重要。徐光启鼓励百姓多种植蝗虫不食的芋、菱、芡等作物。除此之外,他建议在种植的农作物上撒草木灰、把旱田变为水田等,以减轻蝗灾危害。

    徐光启在《除蝗疏》中还列举了各朝代的治理办法。如,北宋淳熙年间,官府要求地方官民及时上报蝗虫情况;鼓励百姓捕捉蝗虫等。

    治蝗治人 亦是治国

    到了清代,皇帝对蝗灾的治理依然重视。防蝗治蝗更是地方官员的重要工作之一。地方官员一旦发现有蝗虫大量出现的苗头,便开始积极筹划。

    防治蝗虫不力的官员,则面临着被革职的处罚。雍正六年(1728)八月十七日的一则上谕中这样写道:“嗣后各省地方如有蝗蝻为害之处,必根究其起于何地,其不将蝻子及时扑灭之地方官,着革职拿问。若蝗虫所到之地而地方官玩忽从事不能尽力扑灭者,亦着革职拿问,并将该督抚严加议处。”

    发生蝗灾后,不仅当地官员会被问责,皇帝还会追根溯源进行处罚。乾隆四年(1739),乾隆帝谕称:“从来捕蝗之事原可以人力胜者,倘地方大员董率不力及州县文武官弁奉行懈驰,经朕访闻必严加议处不少宽贷。”随后,乾隆帝又多次下旨重申了追根溯源严行查参地方官员的态度。

    由于乾隆帝的重视,各级官员还提出许多防治蝗虫的办法。如乾隆四年(1739),河南巡抚雅尔图提议,将该省灾赈仓库内原备折耗的余谷作为“预搜蝻子之费”,用以鼓励百姓抓捕蝗虫换取谷物。这种以小利防大害的办法自然得到了乾隆帝的赞赏。乾隆十八年(1753),都察院左都御史梅谷成奏《敬陈消弭飞蝗之法》,其中就针对无法及时发现人迹罕至之处的蝗虫,提出了解决办法:认为应由督抚派出专人,于春、夏之交在滨海、湿地等处不时巡查,一旦发现及时出动兵役进行扑灭,同时要呈报上司“拨夫协办”。

    见蝗一叹 天下肃然

    在清代关于治蝗的故事,最为人所知的当属嘉庆帝的《见蝗叹》。据档案载,嘉庆九年(1804)六月的一天早晨,嘉庆帝正在宫中披览奏折,忽见御案上有一只飞虫,便叫太监捕捉来看。发现是一只飞蝗后,嘉庆帝惊诧之余,立即命太监继续搜捕,居然在宫里捕到十几只飞蝗。

    深宫禁廷,远离郊野,这飞蝗是如何冲破重重宫门直至御前的呢?“宫禁既有飞入者,则郊原田野不知更有几何?”嘉庆帝认为这是“上苍垂儆俾朕早为饬办,用以保护田功至意”。随后,他又想到直隶总督颜检曾奏:蝗虫已被扑除净尽,并称“飞蝗只食青草,不伤禾稼”,不禁忧心忡忡。嘉庆帝立即挥笔写下《见蝗叹》,连同在宫内捕捉的十几只飞蝗一起发交颜检。随后,嘉庆帝还将《见蝗叹》的墨刻发给各省督抚阅看,并发出上谕:“朕勤求治理,以家给人足、时和岁丰为上瑞,至于前史所载景星庆云之祥,犹皆鄙斥不言,惟于地方水旱虫伤等事,刻深萦廑,宵旰不遑,勤加谘访。祖考付朕天下,惟其丰年为瑞,岂好言灾,实在以民瘼所关至重,朕早得闻之一日即可立时办理,俾民生早得一日安全。督抚等狃于积习,必不肯据实陈奏,是诚何心。若以隐匿不奏,藉此可纾宵旰焦劳,殊不知酿成大患,宵旰焦劳更甚。彼时朕一人承当,隐匿不奏者转得置身事外。言念及此,实深畏惧。总之,粉饰之习一开,则督抚等惟事敷陈吉语,而属员意存迎合,日久相蒙,必致一切国计民生之事概不以实上陈,……封疆大吏若事事务求粉饰,其流弊必至于欺罔。”以此来警醒官员虚浮粉饰的作风。

    嘉庆帝言辞之恳切,对民生之重视令人动容。最终,此事以颜检降二级留任告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8月7日 总第3561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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