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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壮举

作者:曹必宏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0-08-10 星期一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面对侵华日军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破坏,为了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的国脉和赓续发展,处于战区之中或临近战区的各高校及其广大爱国师生,冒着敌人的炮火,泪辞故园,背井离乡,辗转内迁至西南、西北大后方。而在此次规模空前、史无前例的高校西迁中,筹划细致、人员设备几乎全部安全迁移的高校,当属国立中央大学。

 193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国立中央大学及附设实验学校分别迁地开课计划的指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民国最高学府”

    国立中央大学(简称“中大”)是中国当时的最高学府,前身为1902年成立的两江师范学堂,曾先后更名为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1928年5月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在张乃燕、罗家伦等历任校长的管理和全体中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大已发展为包括文、理、法、教育、农、工、医7个学院、37个系的多科性综合大学,附设有牙医专科学校、实验学校。中大汇聚了一批当时闻名中外的著名学者在校任教,如文学院的黄侃、汪辟疆、胡小石、闻一多、徐志摩、柳诒徵、汤用彤、熊十力、孙本文;理学院的何鲁、孙光远、吴有训、严济慈、张钰哲、曾昭抡、王星拱、王家辑、张其昀、胡焕庸;法学院的周鲠生、乔万选、雷沛鸿、陈长蘅、马寅初、谢冠生、马洗繁;教育学院的陈鹤琴、吕凤子、徐悲鸿、潘玉良、马思聪;工学院的周仁、顾毓琇;医学院的颜福庆、童第周,等等,并聘请了一批高水平的外籍教授来校执教,中大也因此赢得了“民国最高学府”的声誉。

    日机轰炸中央大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侵华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事。从1937年8月15日至12月13日,日军飞机对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无差别”轰炸。而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的中大,也成为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在日机的猛烈轰炸下,中大遭到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记载,从8月15日至26日,中大即遭日机三次袭击:“第一次为八月十五日下午,敌机的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及实验学校各一次;第二次为十九日下午,在大学本部投二百五十公斤炸弹七枚;第三次为二十六日深夜,在实验学校投同样炸弹一枚,又附近教授住宅被毁者四所,校工死者五人。”8月19日及26日夜损失统计:“(一)牙科学校(原昆虫局平房)全部震塌;(二)女生健身房局部震毁;(三)无机化学教室着火被焚;(四)女生宿舍旧平房大部分炸毁;(五)大礼堂后墙炸穿数处,礼台部分全毁;(六)实验学校办公用平房炸毁两进,女生宿舍亦毁;(七)此外如图书馆、大礼堂、科学馆、南高院、生物馆以及实验室等各处教室之门窗玻璃、隔间木壁多被震毁;(八)本校校工死一人,建筑牙医院之厂方工人死五人。”9月19日,中大又遭日机8枚重磅炸弹袭击,损失惨重。

    罗家伦主持西迁

    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和严峻局势,时任中大校长罗家伦力排众议,决定将中大迁往重庆。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参与组织新潮社,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并亲笔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1920年起,罗家伦赴欧美留学,1926年回国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1932年8月,他受命担任当时正处于数易校长、风波不断的中大校长,采用“安定、充实、发展”的治校方略,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中大引入正轨,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早在1937年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罗家伦就预计中、日之间必将一战,遂命人将准备用于学校扩建的木料制成550个大木箱,钉上铁皮,以备长途迁徙之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罗家伦立即作出了迁校的决定,要求校总务处将550个大木箱全部取出,先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设备装箱,同时派请教育学院教授王书林、法学院院长马洗繁、经济系主任吴干等分赴鄂、湘、川各地选择校址。经详细考虑、综合分析后,罗家伦力排众议,“决定将校本部迁往重庆,医学院因为医学设备上合作的便利,放在成都”,并陈述了三点理由:“第一,我断定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为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

    随着日机频繁轰炸南京,学校只能抓住敌机空袭的间隙,及时将已装入重要图书、仪器设备的木箱,运往下关江边码头怡和太古趸船上,避免因敌机轰炸遭到损失,并做好长途迁徙的准备。

    时值暑假,由于大部分师生不在学校,罗家伦立即发出函电,催促师生迅速返校,准备内迁。9月,罗家伦呈文国民政府教育部建议中大迁移,“自被空袭以来,家伦未曾一日离校,以身殉职,理所当然。但考察客观事实及为国家保全文化与维持教育事业之有效的继续进行计,似不能不作迁移打算。其简单理由为:(一)不必将三千以上教职员学生置于易受及常受轰炸之地;(二)不必将价值四五百万之图书、仪器置于同样之境地;(三)为教育效率计,应置文化训练机关于较安全地点,方能督促其加紧工作。……为国家大学教育打算,为一未全摧毁之完整大学打算,甚至为树立一后方技术训练机关大学计,甚愿钧部加以采纳施行此种打算”。9月2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了中大西迁重庆的请求。

    当时,南京至湖北武汉的航运虽说还可以正常营运,但毕竟人多舱位少,一票难求,不可能包船、包舱,如果师生们集体由南京乘船西上,无疑不切实际。最终,学校乃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由师生自行设法购买船票前往武汉,并约定10月10日在汉口集中,再由设在汉口的中大联络站负责统一安排舱位前往四川,“经与民生公司接洽,教职员自汉至渝八折优待,家属随行亦可同享优待。学生一律统舱,八折之后再由校津贴半价,计每生由汉赴渝船价仅需十一元二角”。从10月中旬开始,聚集在汉口的中大文、理、法、教育、农、工、医7个学院的1500余名学生和教职工及家属共计4000余人,由汉口分批乘轮船赴渝,至11月中旬最后一批中大师生终于到达重庆。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迁往成都后,借用华西大学校舍上课。附设实验学校则先期迁往安徽屯溪,并于10月10日正式开学,后又迁往湖南长沙、贵州贵阳。

    已运到下关码头的图书、仪器设备共计1900余箱,因长江货运船只极其紧缺,虽经多方交涉,仍未能联系到货运船只。恰在此时,中大得知民生公司负责运送川军参加淞沪会战至南京的轮船多为空船回川,罗家伦即与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联系,请求该公司利用军运返川船队空闲的舱位,将中大的图书、仪器及教学设备运入四川。深明大义的卢作孚慨然应允为中大免费载运。为了装运航空工程系3架拆卸式飞机、医学院泡制供解剖教学用的24具尸体和农学院部分实验用良种动物等,民生公司还特地对一层船舱进行了改造,打通舱位,予以放置,并顺利抵达重庆沙坪坝。

    在决定迁校的同时,重庆校舍的选址、建筑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经过18个工作队、1700余人的夜以继日抢工期,仅用短短的42天的时间,位于嘉陵江畔松林坡的中大新校即告建成。1937年12月1日,包括当年录取的新生在内的1072名学生正式恢复上课,中大的校旗在沙坪坝的上空升起。

    “鸡犬不留”

    在中大西迁征程中,最为感人的要算农学院畜养的供实验用的良种牲畜搬迁了。

    农学院为了教学的需要,饲养有一批购自欧美、澳洲的珍禽良种和实验动物。早在决定学校西迁之时,罗家伦等认为这些牲畜应当保留,但考虑到舱位有限,决定“将好的种类,每样选一对”随船西迁,其余则仍留南京。罗家伦离开南京前,给牧场职工发放了安置费,并“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万一敌人迫近首都,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1937年12月初,日军逼近,牧场职工决定将这批牲畜迁往重庆。在牧场技师王酋亭的组织带领下,他们用学校发放的安置费雇佣民船,先将牲畜运往江北浦口,然后开始了长达一年,途经苏、皖、豫、鄂四省的漫漫迁徙路。由于沿途交通阻滞,雇不到运输工具,他们只好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在箱笼里,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的身上,由牧场职工牵赶着缓慢前行,有时一天只能走十几公里。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人、畜疲惫不堪。当行至河南商城时,他们再也无法继续前行,在征得学校同意后,便在此休整过冬,直至第二年春暖花开,才继续西行,于1938年11月到达湖北宜昌,并在学校的安排下由宜昌乘船于11月下旬抵达重庆。罗家伦在《抗战时期中大的迁校》一文中回忆说:“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人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像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与之拥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戏称:“抗战开始后,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鸡犬不留。”南开大学是被日军飞机炸得鸡犬不留;中大则是全部搬迁干净,连鸡犬也未留下。

    罗家伦及其同事们,冒着侵华日军的炮火,不畏生死,将中大全体师生和眷属以及全部设备,自南京溯江而上,直达重庆,并以最快的速度在重庆恢复教学,为国家培育人才,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8月7日 总第3561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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