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肆虐，其铁蹄所到之处，生灵涂炭，精华尽毁。中国各大高校亦未能幸免于难，大多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高等教育事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教育文脉，地处战争前沿的平、津、宁、沪、穗等城市的高等院校，纷纷内迁西南大后方。
早在1937年春，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就未雨绸缪，命人准备木箱以备长期迁徙之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全部搬迁干净，连鸡犬都未给日寇留下；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日寇轰炸被迫西迁入滇，成为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全体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的率领下，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理想，穿越江南六省，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坚持办学7年，谱写了一部“文军长征”史；中山大学师生受战事影响，三度迁徙，几易校址，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内迁之举保存了中国艰难发展起来的宝贵教育资源，锻炼了师生们不畏困难的坚强意志，也为迁入地区带去了文化火种。
抗日战争前线是反侵略的武装斗争，而高校内迁是反侵略的文化抗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本报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文化版联合推出《高校播迁 弦歌不辍》专栏，邀请有关专家利用馆藏珍档撰文，引领我们回望那段内迁高校弦歌再续的悲壮历程，并通过师生们对科学和学术的执着追求展现中国人民不屈的抗争精神。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由大亚湾登陆进犯广东，中山大学紧急撤离，西迁至云南澄江，直到1940年8月才迁回粤北重镇坪石办学。1945年初，日军进犯粤北，中山大学被迫迁往粤东梅县、连县等地，直至10月抗战结束，终于迁回广州石牌原校址。辗转迁徙途中，中山大学广大师生翻山越岭、晓行夜宿，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办学，有些人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高校播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炮火来袭仓促撤离
中山大学原名广东大学，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于1924年创办的，它与黄埔军校并称为一文一武两校，是培育革命军事、政治和科学人才的摇篮。孙中山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是当时国内颇有影响力的综合大学，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设有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等7个学院23个学系，以及天文台、研究所、医院、中小学等19个附属单位；图书馆有中外文图书21万册、杂志9万册，藏书量居全国大学之冠；有在校本科生2017人，另有附属中学学生1366人、附属小学学生1631人。
1938年11月2日，中山大学为搬迁至粤西罗定情形致国民政府教育部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后，日军对中国的学校及学术机关肆意摧残破坏，妄图用炮火摧毁中国的文化火种。中国各大高校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中山大学亦不例外，仅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间，就遭日机轰炸10余次，部分校舍被炸毁，死5人、伤10余人，图书、仪器损失甚多，学校一度被迫停课。早在1937年12月17日，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即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转移重要仪器、图书：“本校自10月25日复课以来，各学院学生上课约有2000余人，依时修习，渐复旧观。惟近数周间，敌机每日分队轮流向交通地段，如粤汉、广九两路等，肆力轰炸。虽于市郊尚无投弹，惟敌机往返辄经校地上空，轧轧之声，员生上课颇感不安。迩来各报且载暴敌将有大举动南犯之说，为维持学业计，拟将本校重要仪器、图籍等先行运往西江边县觅地贮存，于必要时即全校顺道迁徙桂省，以保周全。”
1938年10月，日军由大亚湾登陆进犯广东，21日广州沦陷。日军兵临城下之际，中山大学紧急撤离，广大师生踏上了背井离乡的西迁之路。
颠沛流离辗转入滇
中山大学仓促撤离，最初确定迁校地址为粤西罗定。10月19日、20日、21日，中山大学师生、员工分批从广州撤离，“（图书、仪器）各押运员工只得随船开行，其余员生工友在市者……分从水陆两道动程”。中山大学迁到罗定后不久，旋闻广州陷落，决定改迁广西龙州。师生自罗定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境内。途中，校长邹鲁经过一番权衡，决定改迁云南澄江办学。
迁澄江之令发出后，分散在各地的中山大学师生纷纷向澄江汇拢。进入广西的师生们分为数路，大部分由广西出镇南关，经越南河内乘火车至云南昆明，另有数批师生徒步经贵州贵阳转昆明，或经广西百色入云南。自香港起程的师生，则乘海轮至越南海防登陆，再经河内到昆明。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所有经越南转昆明的中山大学师生、员工及家属，都要办理出入境手续，受尽种种刁难，据说连围棋子都被海关人员当作珠宝玉器而课税。
中山大学师生在迁徙途中颠沛流离，历尽磨难，于1939年2月下旬，陆续抵达澄江。沿途餐风宿雨、衣食不继，对师生们来说还可忍受，而最令人心痛的是因仓促迁徙，各种仪器设备损失惨重。据初步统计，仅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等及两广地质调查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走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即达640箱，损失图书、杂志达20多万册，损失的设备、家具、用具更是无法计数。
3月1日，中山大学终于在澄江恢复了教学。澄江位于云南中部，距离昆明56公里，是个古老的小山城。中山大学迁去的师生、员工有2000余人，学校无法集中开展教学，只能分散在城内外，借用祠堂、庙宇以及自盖简易房屋作为校舍。学校因陋就简，利用土坯或者木柱做成桌脚、凳脚、床脚，再铺上木板，解决了缺少桌子、凳子和床等困难。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中山大学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办学，积极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很快在澄江设立文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研究院共8个学院30余个系。抗战期间物价暴涨，辗转千里之外的学子生活虽然非常清苦，但他们深明大义，忍辱负重，体念时艰，坚持学习和研究。
弦歌再续回迁粤省
1940年8月，抗战形势略有好转，中山大学受命由代理校长许崇清主持从澄江迁回粤北东昌县坪石镇。临行前，许崇清写了《告别澄江民众书》，感谢澄江民众对中山大学的支持，“以故年来本校员生，得以弦歌不辍，游息有所，皆拜诸君之赐也”。
坪石是个小镇，中山大学各院仍然分散在各地。学校的办公室、宿舍、教室、实验室等，除利用当地的寺庙、祠堂、空舍外，还新建房舍88座。学校本部和研究院、先修班设在坪石；文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分别设在坪石附近的铁岭、塘口和三星坪；师范学院和法学院分别设在乳源县属的管埠和武阳司；医学院为了便于开展实习，开办门诊，设在乐昌县城；农学院则设在距离坪石30里的湖南宜章县属栗源堡。在粤北办学虽然分散且条件艰苦，但学校还是千方百计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如李达、王亚南、洪深、梅龚彬、陈寅恪（兼职教授）等，促进了学校教学和学术活动的开展。
1945年初，日军进犯粤北，中山大学被战火波及，不得不再次迁校。因事发突然，学校仓促通告紧急疏迁，部分师生由代理校长金曾澄率领，经乐昌、仁化、龙川抵达梅县设立校本部；农学院部分师生迁往五华；总务长何春帆则带领部分师生于1月20日撤抵连县三江镇。2月6日，中山大学在致国民政府教育部电文中对此次迁离情形表示非常痛心：“敌军进犯粤北，最初不过千余人，以为不敢深入，且长官部命令1月25日疏散完毕，而23日，敌军已临城下。事起仓促，中山大学及各机关公物均不及搬出，损失甚大，员生何春帆带一部走连县，崔载阳带一部居仁化，大部由金校长带东江。”
在迁离坪石时，位于三星坪的中山大学工学院部分师生来不及突围，建筑工程系主任、教授卫梓松等人面对敌人的利诱无动于衷，最终自杀殉难。中山大学附中教师陆兴焰、学生诸兆永等人，在由坪石迁往仁化途中遭到日寇杀害。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董家遵后人撰写的《董家遵小传》，记载了关于他从坪石撤往梅县催人泪下的情景：“在抗日战争那颠沛流离的岁月，先生两个女儿因生活困难艰苦、环境恶劣而病夭于坪石，在极度悲痛中，他继续著述不辍。1944年，中山大学从坪石迁往梅县、蕉岭等地，先生携家同往。在逃难途中，他手提两只箱子，箱中装满书籍和资料，夫人牵抱着儿女，在崎岖的山路间辗转跋涉，每天步行几十里。常常走到半夜，才见农户，敲门投宿。农户听到婴孩的哭声，知道不是坏人，才开门出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山大学师生、员工与当地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0月，颠沛流离了7年之久的中山大学师生、员工陆续从粤北连县等地回到广州石牌原校址复学。
抗战时期，中山大学西迁，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办学，保存了文化星火，促进了澄江、坪石等迁入地区文化活动的发展，磨炼了师生们不畏艰难的意志，也促使学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7月24日 总第3555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