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宣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对港政策虽然与对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许多基本政策上是相通的。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决定依照对台政策的路子，加快制定具体的对港政策。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为解决香港问题，与香港人士交谈，一方面向他们阐述中国政府的对港政策，另一方面虚心倾听港人的心声，以补充和完善这些方针政策。不久，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十二条”基本政策制定出来了。
锋芒毕露的“铁娘子”在会谈中碰上“硬钉子”
1982年1月，英国副外交大臣兼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中国。艾金斯发现，中国已经开始把解决香港问题摆上重要日程，并提出了处理香港问题的进一步政策。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保持香港的繁荣；香港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商业、金融中心的地位。对此，中国将广泛征求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在吸取港人意见的基础上来修改自己的方案。
4月上旬，英国前首相希思作为民间使者，为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专程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了这位老朋友。邓小平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包括“新界”，即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邓小平还向希思透露：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他问希思，英国是否同意按中国的这种思路来协商解决香港问题。同时，邓小平还请希思把中国的这种考虑转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雄心勃勃的撒切尔夫人登上英国首相宝座后，推行强硬的内外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被称为“铁娘子”与“冷战专家”的撒切尔夫人也酝酿了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方案。
9月24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来访的撒切尔夫人。会谈原定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50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由于英国方面已经正式公开了其“绝不妥协”的立场，因此，邓小平决定“硬碰硬”。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他强调，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
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在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内，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他说，之所以中国还要等一两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以便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
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管理的观点，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邓小平回答：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他还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邓小平说，他所担心的就是今后15年如何过渡好。
激烈交锋后，两位领导人商量起会谈公报问题。邓小平建议会谈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但是，撒切尔夫人坚决不同意邓小平的这个建议，特别是拒绝以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为前提。经过一阵争执，双方同意发表一个不作任何实质性承诺的会谈公报。
公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显然被邓小平上述极其坚定而严密的话所震撼着，以至于神思恍惚，在人民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她被扶起来后说，没事。
下午，撒切尔夫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向记者宣读声明时，她的声音一时变得嘶哑，但仍然坚持念完全文只有83个字的声明。撒切尔夫人没有想到邓小平如此强硬。
五下香港的邓小平再也不能踏上这片热土
迫于形势，英国政府在第4轮会谈后开始考虑采取措施稳定香港经济，并准备在谈判中实行退却。
1984年的春天来得很早。春天的气息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中英谈判的新气氛。为了推动谈判取得更大进展，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4月中旬访华。杰弗里·豪在会见邓小平时提出，9月只能作为协议草签的期限，而不是最后批准生效的时间。邓小平问：“草签以后为什么不马上正式签字？”杰弗里·豪回答：“议会在9月份和10月份要休假，11月份才能复会，所以只能到年底以前签字。”邓小平表示理解。于是，双方确定9月底草签并公布协议，年底前正式签字。
两个小时的会谈，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中国新闻媒体的评价和介绍是，双方“就有关香港的重大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的见解”。
中英双方经过22轮的谈判，直到9月才落下帷幕。9月26日上午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两国谈判代表团举行了庄严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
声明草签几天后，北京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10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成员，欣喜地说：“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人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在谈话中，他再次表示，他愿意活到1997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走一走，看一看”。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等中英双方有关人士在人民大会堂内参加了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会。
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中国政府开始研究如何组织起草《香港基本法》。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时，精辟阐述：“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过去我曾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邓小平提醒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起草基本法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
1989年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改变了多年来的合作态度，从多方面向中国政府设置障碍。英国朝野人士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性也产生了争论，并利用港人“信心牌”和“民意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做那些在香港问题谈判期间未能办到的事。
虽然，邓小平在1989年11月已经正式退休，但他仍然极为关注改革开放事业和香港后过渡期的动态，并在关键时刻提出自己的建议，在战略上为党中央出谋划策。1991年以后，国际形势再次发生剧变，英方对中国形势作出新的估测。此时，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兼保守党主席彭定康担任了港督一职，并推行政改方案。该方案导致中英之间异常激烈的争论。为此，香港后过渡期出现惊涛骇浪。
1993年1月，邓小平就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发表谈话。他深刻地分析说，英国在撤出香港之前“搅局”，是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退让，不用说一寸，一分一毫也不能让。越让就越被动，局面就越复杂、混乱。邓小平接着说：“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香港的局势好转，但是同时也必须做好香港在过渡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出现最坏情况的一切准备工作。”他最后提出，我们同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是一再打招呼，希望按声明、协议办，少些纷争、多些合作。但是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硬要搞对抗的话，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奉陪到底。邓小平坚信主动权掌握在中方手里，彭定康挑起政改对抗不得人心，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1993年4月至11月间，中英又就香港政改问题举行了17轮会谈。由于英方没有诚意，谈判以破裂而告终。彭定康操纵香港立法局，于1994年上半年通过了他的政改方案。针对港英当局一意孤行的顽固态度，中国政府在内地和香港人民的支持下，果断地“另起炉灶”，设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提前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体现了邓小平的战略策略方针，使中方立于主动的地位。在日益增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最终还是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同时也为了能实现“光荣撤退”，英方从1994年下半年起，逐步调整政策，重新摆出了与中方合作的姿态。
1995年1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与预委会不同，筹委会不仅是一个工作机构，而且是一个权力机构。它肩负着筹组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筹备其他有关事宜的重大历史使命。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1996年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发布公告：中国驻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队组建完成，驻港部队由陆、海、空部队组成，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12月11日，是香港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董建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港人自己选择的最高行政首长。
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高悬在中国香港土地上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颓然降下，中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此时此刻，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为香港回归祖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邓小平。然而，一生曾或路过，或停留，或参加会议谋划革命大计而五下香港的邓小平，却在4个多月前就离开了自己所眷恋的世界，再也不能踏上这片已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热土。但他的夫人卓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踏上了香港这片神圣的国土，带去了邓小平对香港的深情和厚爱。
香港回归祖国，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香港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开始变为现实。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10月26日 总第3289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