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淞沪会战中，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长官谢晋元激动地说。稍显稚气的女兵抬头莞尔一笑，满是泥泞的脸蛋舒展开来，眼神中透露着坚定。这位穿越火线、英勇献旗的女兵便是“江苏省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团员杨惠敏。那么，童子军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它是何时传入中国，又是如何兴起和服务于社会的呢？
小童“从军”，御外辱、强中干
说到曾经风靡全球的童子军，还要从英国人贝登堡创办的儿童组织Boy Scout说起。贝登堡在创立Boy Scout之初，就提出“非军事化”发展的原则，其训练内容与军队绝异，主要通过组织儿童过露营生活，进行侦察、攀登、烹饪等活动，培养他们坚毅、机敏、冷静、负责的优秀品质，从而成为健康乐观的健全公民，将来为社会作贡献。
中国童子军四川省重庆市指导员办事处使用的印有中国童子军誓词的信封正面、背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清末民初，Boy Scout传入中国后，被译为“童子军”。“Boy”本意是“男孩、男人”，译为“童子”倒也恰如其分。“Scout”本意是“侦察、搜索、巡视、跟踪”，虽含有某种军事意味，但将其意译为“军”，实则偏离了西方童子军教育以着重培养现代公民为宗旨的理念。然而，当时的中国，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国势甚危，出于御外辱、强中干的社会需要，童子军的培养不免“入乡随俗”地发生变化，更倾向于“训练幼童有尚武精神”。
1919年，有人撰《童子军名词之商榷》一文，表示：“‘Boy Scout’意译之即种种技能，或侦探，或斥候之能力，皆可于儿童时养成之，非有军字意义糅杂其间也，‘童子军’三字名不副实，而不合于现世新教育之主义。”1930年，治永清在其编纂的《童子军专论》一书中提及创立童子军之目的：“原为振作青年奋勇之精神，引起其合群慈善之美感，使一般青年诚实有用、敦品立性与思想言行清洁而已。并无使队员为军士之意，亦无干涉政治之嫌。”虽一直不乏此类争议，但民国时期“童子军”的译名不仅一直沿用，其组织和教学中也表现出重“军”轻“教”、厚“武”薄“育”的倾向。
被视为中国童子军创始人的严家麟曾表示：“救中国非武力不可，而没有道德、知识及健全体格之国民，就不会有一个好军队。”是故，1912年2月25日，他在武汉文华书院里成立了“中国童子军”第一支队，这是中国童子军诞生之始。
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数百名童子军参加了运动会的表演、检阅及运动场上的服务，赢得了在场教育界、体育界人士的赞赏。此后，有关童子军事业研究的会议陆续召开，会议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童子军组织。很快，童子军运动推广到各地，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童子军组织也纷纷出现。
服务社会，积极参加抗战
童子军教育旨在“发展儿童做事能力，培育服务精神，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思想纯正，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中国少年”，且童子军“准备、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公众”和“以服务他人为最大快乐”。训练有素的童子军在服务社会方面展示出过人的一面，在全国一些重要活动中，都能见到他们踊跃服务的身影。
1933年，全国运动大会在南京中央体育场举行，参赛选手3000余人，观众每日在6万人以上。京沪等地童子军553人、服务员30人，携带帐幕54座，露营于跑马场附近，负责会场内外的秩序、警卫、引导等工作，服务达12日之久。大会组织者深感童子军服务之劳苦，事后特绣制缎质锦织，分赠各童子军团。除此之外，童子军还参与服务了上海市第二届国术考试、黄埔第一号飞机命名典礼等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多数学校童子军的日常教学难以维持，童子军运动的重点进而转向战地服务，主要负责传讯、运输、救护、架线铺桥、救济难民等工作。在服务过程中，涌现出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市童子军自发在后方参加运输、传讯、救伤、收容灾民等服务工作。上海市商会主办的中国童子军第50团团员罗云翔、鲍正武、毛徵祥、应文达4人，随同中国红十字会成员乘坐载重汽车，深入战区、拯救难民，中途被日军残杀。中国童子军总会特制4座“智仁勇”荣誉章追赠他们。淞沪会战爆发后，谢晋元率“八百壮丁”坚守四行仓库时，11名童子军冒着枪林弹雨，不顾生命危险，为他们送去3辆载重车的慰劳品。其中，女童子军杨惠敏孤身一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守库士兵献旗，使抗战勇士们的斗志为之一振。
抗战胜利后，中国童子军运动走向衰落。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5月29日 总第3531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