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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西亚洲图》:路易十四赠予康熙帝的礼物

作者:吴焕良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0-04-28 星期二

    这幅《亚西亚洲图》可谓身世显赫。它是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送给清康熙帝的礼物。据清宫内务府舆图房造册记录,此图是1698年由法籍传教士白晋进呈的。

    1688年,白晋进入北京,以数学与科学教师的身份服务于宫廷。1693年,受康熙帝委派,他以钦差名义,携带礼物回到法国,意在征召更多专业人士来华服务。他返回中国时,带来不少路易十四赠予康熙帝的礼物,《亚西亚洲图》(即清宫本,以下除注明外,皆指此版本)便是其一。此图除供康熙帝御览外,一直深藏于宫禁,世人所知寥寥。

秘图本貌

    《亚西亚洲图》为墨印纸本,由法国皇家科学院下属的巴黎天文台皇家制图师尼古拉·德·费尔于1696年绘制,铜版印刷。据《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记载,图幅尺寸为横119厘米、纵93厘米,然而今实测为横159厘米、纵111.5厘米。前后数值有所出入,或因前人只测量了该图版心部分,而周边译文、注释部分未计入之故。

1698年,由法国传教士白晋进呈清康熙帝的《亚西亚洲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该图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原则确定方位;标有赤道、经纬线等,周边还标注了经纬度及比例尺;山体以形象绘法标示,无图例。此图的投影类型为桑逊投影,它是伪圆柱投影的一种,即中央经线与所有纬线都是直线,其余经线是基于正弦函数的曲线,振幅随着离中央经线距离的增加而增大。这种投影方法用于世界地图中的单一大陆板块时,能够确保变形程度较小,准确表示面积。

    《亚西亚洲图》中标注图说、注释等信息均为法文。进呈康熙帝时,图说、注释被译为汉语,并浮签贴注。图名译写为:《亚西亚洲图图内分四洲之总分紧要之处按拂郎济亚国天文学宫所定经纬诸度》,绘图人译为:于拂郎济亚国王太子讲地理者佛尔立法。另外,在地图图面及周围版画中较为紧要处,多以黄签贴注汉译。

    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着《亚西亚洲图》的法国藏本(以下简称法国图本)。经比对,清宫本地图本体与法国图本一致,应为同源。清宫本或许是为皇家特制,注释内容显然更为丰富。

    《亚西亚洲图》正中为亚洲全图,其内容体现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国乃至欧洲对世界地理的认知情况。该图对近东、中东及东南亚包括中国南海、东海地区海岸线绘制较为准确,还对日本列岛及周边地区做了特别标注。此处的汉译贴签为:此地并日本诸岛皆按波尔都亚国人之图,与我本国之图少异。图注所称波尔都亚国人,即葡萄牙人,他们最早发现并绘制了日本列岛较为完整准确的地图,地图中明确指出,日本北部地区是岛,而非与亚洲大陆东端相连接的半岛。亚洲全图在此区域做了说明,使整幅地图的绘制及标注更为科学准确。

    《亚西亚洲图》四周则遵循当时欧洲绘制地图的传统,以大量插画和注文介绍中国、日本、暹罗(泰国)及亚拉比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人种、文化习俗、物产等内容,其中,中国的踏米法、泰国的捕象法等,场景形象生动、写实逼真,实现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亚西亚洲图》中关于中国的描述为:“中国人身体中等,其色黄白。男人胡须长而稀,举动端正而合正礼,其性自□,明于六艺。国太平而无征战。最敬重在上者,生日年下或儿女或徒弟或家下人,无有不与父母师傅主儿磕头。女儿小时,母亲裹其足,惟喜其小而难行,故妇女不能独行,必须陪侍者扶持。其衣最贵,其帽不顺欧罗巴人之眼。”

    与法国图本不同,清宫本除地图本体及插画、释文外,图幅四周还增加大量注文、图说,有论亚西亚洲、论中国、论亚西亚洲岛、论地中海岛、论河、论城、论峰、论海、论诸峡等,这些注文可约略视为一组简明的世界地理大全,既展示了当时欧洲人的世界地理知识水平,也给古老的东方帝国以全新的认知冲击。

远涉重洋

    在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后,通晓欧洲科学又怀着强烈宗教热情,试图以科学为手段达到归化中国目的的传教士接踵而至。他们在中国包括宫廷中的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宗教、科学与艺术的传播。比如,存世至今、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即是明崇祯年间由时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主持,德籍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参与设计绘制;又如清代通行历法《时宪历》,也是由来华的传教士主持编定的。

《亚西亚洲图》法国藏本的局部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康熙初年,受“历法之争”的影响,在华传教士人数锐减,尚在北京的仅南怀仁、闵明我、徐日昇等数人。为保在华传教事业后继有人,南怀仁于1678年8月15日发表了著名的告欧洲耶稣会士书,内称“由于在中国的传教士们相继逝世或陆续回国,以致使在中国的传道事业日渐衰微”,他呼吁欧洲各国增派人员来华。

    当时法国正值路易十四(1638-1715)当政,崛起中的法国对于扩大海外势力诉求强烈。与此同时,作为掌控了东方海上世界及传教活动百余年的葡萄牙虽颓势尽显,海洋霸主风采不复,但依旧紧握“保教权”(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将管理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教务的权力赋予葡萄牙国王。此后,凡前往远东地区的传教士均需向葡王宣誓效忠,使用葡语作为工作语言)。

    为扩大在远东的影响,同时也是为新成立的法国皇家科学院及巴黎天文台服务,法国借南怀仁“呼吁”之机,选定以天文观测见长的耶稣会士洪若翰为会长,与白晋、张诚、刘应、李明、塔夏尔等人组成传教团,启程赴华。因为路易十四没有向东方派遣传教士的宗教权力,所以在传教团自法国布雷斯特启程前,他派专人向传教团交付亲署的“敕令”,并授予其“国王数学家”的头衔:

    圣恩浩荡,王威至尊。兹特授N神父(具名)圣职并证明,朕亲署此敕书,特授我们的数学家圣职并证明之。朕愿其能以此身份赴印度和中国,进行一切必要的观测,以完善和探索文艺与科学,以及地理的精确度,确保航海愈加安全可靠……

    1685年3月3日,传教团及相关人员乘坐“飞鸟号”船驶向暹罗,塔夏尔被暹罗国王留下后,其余人员几经周折,于1687年6月搭乘广东商人王华士的商船,绕开葡萄牙人经营的基地澳门,经中国沿海北上,于7月23日到达宁波。

    传教团抵达后,浙江巡抚金鋐却拒绝洪若翰等人登陆,要求其返回澳门。正在杭州的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殷铎泽闻知,一面亲自协调安置,一面通过南怀仁斡旋。11月2日,滞留宁波的洪若翰等人终于接到康熙帝容许其进京的谕旨:“所有传教士们都到我的宫廷来,懂得数学的人留在我的身边服务,其他人可去外省或他们愿去的地方。”传教团携带着路易十四赠送的大量科学仪器和书籍,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

    虽然在传教团抵京前夕,南怀仁刚刚逝去,但他们一行人依然很快在乾清宫觐见康熙帝。最终,白晋、张诚二人留在北京,与安多、徐日昇一起成为康熙帝的科学教师,传授其欧洲数学与解剖学知识,其他3位耶稣会士则被允许到其他地方传教。

    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揭开了中欧科学交流的新篇章,为之后大批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奠定了基础。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也从葡萄牙一家独揽开始向葡属、法属两教团并立格局演变。

会通西东

    以天文学、数学等实用性自然科学为渠道,谋求在异质文明社会中立足并扩展,是当时耶稣会士共同的传教策略,在中国自不例外。康熙帝本身对传教士就有着浓厚的兴趣,认为“在中国宣传信仰的耶稣会士们,不仅对自己的宗教高度的虔诚,而且是些光辉无比、文学造诣甚高,熟悉几何的人,是些天才学者,即便在欧洲,他们也是杰出的天才的人物”。

    宫廷教师

    秉承着“把科学和理性灌输给执政者”的理念,留在宫廷担任教师的白晋、张诚二人,接替南怀仁的职责,教授康熙帝数学和天文学。他们边学习满语,边经由翻译协助,向康熙帝传授来自欧洲最新的数学(代数)、天文学、几何学及医学、解剖学等。其间,他们曾经以满语撰写了8本讲稿和18篇关于医学的文章。

    除去为康熙帝授课外,张诚等人还为皇子们授课,协助康熙帝在畅春园蒙养斋开设算学馆培养人才等。因为他们服务宫廷的出色表现,尤其是1693年以金鸡纳霜成功救治身患疟疾的康熙帝后,在华的法国传教团获得了空前的荣宠。

    1699年,康熙帝赏赐新址,准许另建一处新教堂,即北堂。新教堂由耶稣会士卫嘉禄拟订计划,意大利画家聂云龙设计,历时4年完成,康熙帝御笔“万有真原”匾额悬挂其上。

    尼布楚谈判

    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以后,俄国遣使臣戈洛文赴色楞格斯克谋求议和。但俄方代表不懂满语和汉语,中国方面也无通晓俄语之人,于是康熙帝下令,从服务于宫廷的传教士中选取适当人员充任翻译,最终选定徐日昇与张诚一同前往,并授予其三品顶戴,二人以拉丁文作为中俄双方沟通的工作语言。

    1688年,谈判大臣索额图在率领使团前往北地的途中,因遇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与喀尔喀蒙古之间的战争而中途折返。1689年夏,索额图、佟国纲率领包括150多位官员、3000名士兵、1.2万至1.5万匹马以及50门大炮的庞大队伍,在尼布楚与俄方开始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中俄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为拉丁文本,张诚协助徐日昇出色地完成了康熙帝交付的使命。

    测绘地图

    在白晋等人来华前,法国皇家科学院、巴黎天文台就要求传教团在东方进行天文观测与大地测量,为更准确地绘制地图服务。张诚等人在前往尼布楚途中,即带有大量测绘仪器。而当时中国所绘“鞑靼地图”,“错误极多,甚至没有一条河流的位置标示正确”。这一局面,加之白晋带回的《亚西亚洲图》,进一步触动了康熙帝,使其下定决心测绘准确的中国全图。

    1705年,康熙帝命安多、白晋等就近测绘北京周围区域及河流,1708年7月起正式在全国测绘,至1716年测绘完成,1718年拼接成图,是为《皇舆全览图》。此浩大工程,由白晋等领衔,以其返回法国时招募的人员为主力,会同明安图、何国宗等中国人,使用欧洲传入的最新仪器,耗时10年之久,完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精度最高的大地测量与地图绘制。

    《皇舆全览图》及相关数据,经传教士传回欧洲后,深刻影响了之后欧洲关于亚洲地图的绘制。1735年,耶稣会士杜赫德委托法国皇家地图学家唐维尔制成地图,收入其《中华帝国全志》中。后唐维尔于1737年在荷兰海牙将此组地图以地图集的形式单独出版,成为20世纪之前,世界上最准确、最权威的中国地图,深刻影响了欧洲人的中国地理观。

清康熙帝练习数学几何的计算草稿,装于写有“圣祖算草”字样的封套内。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图载西东,这幅300多年前的《亚西亚洲图》,揭示了时人对世界、对亚洲的认知。一张古老的舆图,连接了法国与中国,牵出了路易十四与康熙帝的神奇因缘,见证了东西方科技文化平等交流的激荡风云。尽管今日看来,其中不准确甚至离奇荒诞之处不在少数,但它仍然代表了当时世界上对亚洲整体地理认知的最高水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4月24日 总第3516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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