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对中国来说是“多事之秋”。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影响；1930年的“中原大战”结束不到1年，日本又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雪上加霜的是，在人口最为密集的长江、淮河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这次大水灾被认为是中国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波及16个省，以苏、皖、赣、鄂、湘、豫、浙、鲁8省最为严重。洪水摧毁村庄，冲进城市，数百万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据官方统计，当时8省在水灾中死亡28万多人，随后在饥荒、疫疾中死亡的人口更多。
突发水灾情况惨烈
1931年的江淮水灾，湖北武汉算是受灾严重的地方之一。武汉有“东南枢纽，八省咽喉”之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发生水灾时，这里完全成了一片泽国。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对该地当时的灾情惨状进行了详细描述：“武汉三镇没于水中达一个多月之久。大批民房被水浸塌，到处是一片片的瓦砾场。电线中断，店厂歇业，百物腾贵。二千二百多只船艇在市区游弋。大部分难民露宿在高地和铁路两旁，或困居在高楼屋顶。白天像火炉似的闷热，积水里漂浮的人畜尸体、污秽垃圾发出阵阵恶臭。”
除了武汉之外，安徽芜湖的受灾情况也相当严重。同是《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描述：这里“四处汪洋，不分畛域。市区内河南岸水深丈余，北岸也有五六尺”，“最繁华的中山路上，大水越过了中山桥顶，上面可以推舟行船。沿江招商码头和附近的民房只有尺许露出水面。北平路陶沟一带变成了港湾，帆樯如林。两千多只小船、盆划行在市区”，“许多灾民栖息在房顶上，上有倾盆大雨，下无果腹之粮”，到处都能听到“小孩卖了，谁要小孩”的叫卖声。
水灾过后，灾民急需救济，以维持生命、抵御疫疾、恢复生产。这时，除了国内政府、民众以及海外侨胞积极援助外，不少外国政府、机构及个人也施以援手。
国际社会的资金支持
1931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在上海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宋子文为委员长。随后，救济水灾委员会向中外各团体及个人募捐，并在国内外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宣传募捐活动。宋子文还通过英文广播电台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水灾的危急状况。通过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努力，募捐卓有成效，共收到捐款814万银圆，其中外国团体及个人捐款149万银圆。
8月底，救济水灾委员会收到美国红十字会汇来的45.7万多银圆（折合10万美元）。瑞典、比利时、伦敦等地也组建了救济中国水灾委员会，共募集到3万多银圆。许多外国在华企业慷慨解囊，如英美烟草公司、太古洋行各捐资5万银圆。救济水灾委员会经收的最大一笔外国个人捐资来自上海滩的传奇人物维克多·沙逊，他捐资5万银圆。国民政府聘请的德国顾问团捐了8200余银圆，英国、法国驻华公使各捐1000银圆，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外籍警务人员捐1400银圆。在上海租界的欧美侨民除募资外，还组织了一艘“医院船”开往武汉灾区，该船“可容病人一百五十名，中舱之前则有外科手术与配药房，后甲板有医务监督室与看护妇室，一切布置颇为完备，并携有大宗消毒药品及食物药料等”。
9月17日，处女航的胡佛总统号客船由美国抵达中国上海，在航行途中，中国青年会总干事梁少初及《美洲中国少年报》的李旺等人会同客轮工作人员，向乘客发起募捐，为水灾筹赈，“华人共捐得美金一百九十三元半，外人共捐得美金二百余元”，总计约合2000银圆。
在国际联合会卫生部的号召下，各国政府及民间团体捐赠了大量的药品给中国灾区。如捷克政府捐助破伤风抗毒素，丹麦政府捐助霍乱伤寒混合疫苗，荷兰政府捐助金鸡纳霜片及鼠疫疫苗等等。除药品外，国外团体和个人还捐赠了不少食品、衣物等物资。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水灾发生后，日本政府还成立了中国水灾同情会募捐赈款，并募得不少善款。其中，日本红十字社长德川公爵捐3万银圆，播磨造船厂全体职工捐6779两白银。此外，同情会还托慰问船“天城丸”号装运米2万包、面粉6万包、绒毯3万条、牛乳1万听来华赈灾。不久，日本向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于是，救济水灾委员会“将日本所捐款项、粮食、医药及医院船等赈灾物品一概退还，以显示其不良军阀之暴行”。
193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致函外交部，开列水灾中外国捐款、捐物及出力人员清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联援助赈济事宜
外国团体及个人捐赠的物资，帮助了无数的灾民重建家园。但对于水灾救济这一方面，来自国外的专家支援起到了比物资更重要的作用。
因灾情严重，救济水灾委员会成立后，宋子文致电国际联盟秘书长寻求帮助，“请介绍富有赈务经验人员来华，综理一切振济事宜”。随即国际联盟便推荐了英国人辛普生（当时又译辛博森）来华。辛普生曾在英属印度政府工作过27年，并主持多次赈济事务。
1931年10月底，辛普生赶到中国，宋子文即让其以代理秘书长的身份，指挥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全部工作。11月，救济水灾委员会任命辛普生为副委员长兼总办事处处长。辛普生就职后，不辞辛苦，在灾区四处奔波。他还引入了一些国外的赈济制度，如在水灾救济委员会中设立视察处，任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副会长艾德敷为处长，将灾区划为11个区，共聘80余位视察员，分赴各区查核浮支滥用或工作不合理等情形，有力地监督了各地对赈济资金和物资的使用。
直到1933年3月，辛普生在水灾救济委员会的工作才正式完毕。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取消了勋章制度，为感谢他的奉献，宋子文在上海万国体育场设宴饯行并赠其纪念银杯，表示：“辛爵士之劳绩，中国人民将永感不忘。”
除了辛普生，在救济水灾过程中还活跃着许多外国人的身影。如在救济水灾委员会总办事处服务的委员兼组织顾问杨亚德、总办事处参赞兼结束会委员安献今、视察处处长艾德敷等。
国际援助在灾后救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人民扛过灾难，主要靠的是自身力量。在灾难面前，中国人民一贯是顽强不屈的。就像在1931年8月底，救济水灾委员会储运处处长贝克在视察武汉水灾情况后说：“中国人民素具强大抵抗能力，经此次武汉水灾，更足以证明。现汉口水虽未退，而小贩已能将杂货等安置木桶中，涉水推移，沿门叫卖。商人等亦已准备修葺城厢、受灾房屋。官吏及银行家，且在准备将此次被水冲毁茅棚区域，改建新式市区……”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3月27日 总第3504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