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时局问题的报告时指出，“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超前地为最后打败日寇和建立新中国做准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根据对革命道路规律的清醒判断，独创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就是：中国民主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抗日战争后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甚至沦陷区都出现了局部农村包围日寇占领城市的态势。1943年到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中国的敌后战场上，根据地军民对日军进行了局部的进攻性作战，抗战胜利已露出了曙光。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一份指导性文件。这份《指示》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提出的“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思想的具体化。
1944年6月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指示》中明确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士（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
当时国民党的腐化十分严重，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失去几十座县以上城市。所以《指示》指出：“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
关于共产党人如何完成这个工作任务，《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文件还从思想教育、计划组织、工作方向、工作方法、干部配备以及经费等方面指示应做好的各项准备，指出我党我军要“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北方局、华中局、南方局及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都成立或加强了城市工作机构，积极开展搜集情报和瓦解日伪军的工作。仅山东地区，1944年就争取了1.2万余名伪军反正。在晋察冀军区，1944年以里应外合的方式，成功攻克和袭入了任丘、肃宁、深泽、武强等县城。中共中央华中局在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大中城市和津浦路、京沪路等线建立了秘密工作点。从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华中各地争取了2万多名日伪军投诚反正。
1944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形势专门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彭真在会上作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报告，要求通过各种途径对沦陷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各根据地还派人前往沦陷区，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从事抗日宣传等，为收复城市做准备。
在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开展工作，是抗战胜利前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提出的一项战略性举措，为敌后军民实施全面反攻，里应外合解放城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全面反攻阶段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敌后军民共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为解放战争时迅速改变敌强我弱的局势和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3月6日 总第3495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