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出身世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均是维新运动时的重要人物，他们既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有放眼看世界的胸襟，这对他的影响很大。陈寅恪自幼聪敏，在家塾、学堂中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底子；他嗜好读书，“髫龄时便无书不观”，对各种语言也非常感兴趣。13岁、15岁游学日本时，学习并熟悉了日语；20岁到25岁之间在德、法等欧洲国家游学时，精通了德语、法语、英语；28岁之后到美国游学时，学会了梵文、希腊文等。然而，对他而言，精通这些语言文字只是掌握一些基本的学习工具而已。陈寅恪更为关注的是如何使用这些语言文字汲取人类文化中的精华，将各国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参照，加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所以，他的学术研究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灵魂。其早年的欧美游学生涯，也遵循着这一原则。
第一阶段的欧洲游学
1909年下半年，20岁的陈寅恪由亲友资助，前往德国柏林大学学习。这段时间，他虽开始学习欧美文化，但兼治国学。1911年春，陈寅恪因脚气旧病复作，转地挪威后不久病愈。同年秋，他又转往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并借转学之机游历法国，再经卢森堡进入德国境内，沿着莱茵河前往瑞士。10月，陈寅恪从外国报纸上得知武昌起义爆发，急忙从图书馆借来《资本论》阅读，因为他认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同年冬季，陈寅恪曾登上瑞士的恩嘉丁山顶并作诗：“每逢雪景辄探赏，何曾见此千玉堆。车窗凝望惊叹久，乡愁万里飞空来。”以此表达自己的思念祖国之情。
1912年春，陈寅恪因资用不足返回中国，一年后再度前往欧洲，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曾访茶花女墓。巴黎旧有选花魁的风俗，陈寅恪赶上了这件热闹事，当时他正巧偶然读到国内报纸，看到上面刊登有大总统要改为终身制的议论文章。因此，他戏作一诗对袁世凯进行讽刺。1914年春，陈寅恪应江西教育司司长符九铭电召，回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这便是陈寅恪第一阶段的欧洲游学。
大体而言，陈寅恪分别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学习，曾在挪威、法国、卢森堡等地游历。不过，他当时游学的态度是从不关心学位，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听说哪所大学好、哪个教授好，就到那里去学习，学完了就换一个地方。以这种方式推测，他可能还去过不少地方。比如说，陈寅恪肯定曾到英国游学。因为在伦敦绘画展览会上看到中国新嫁娘凰冠后，陈寅恪伤国之情顿起，留下了“残域残年原易感，又因观画泪汍澜”的诗句。而他的侄子陈封怀后来也曾回忆：“我正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就读，他送了我一册原文本的《莎士比亚集》，据说是他以前在英国读过的，里面每个剧本后面都写有他的评语（是用文言文写的）。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及文学等。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
第二阶段的美国游学
在1917年8月27日的湖南省《省公署各科科长预备出洋》文件中记载：“各科长员等，以谭公果坚决引去，预备辞职出洋者，闻有数人：总务科长林、教育科长熊、交涉股长陈，均有结伴同行之说。”这里面的“交涉股长陈”，就是指陈寅恪。
陈寅恪曾有短暂的从政经历，但在1917年下半年，他便又将目光转向了学术。在争取到湖南教育经费的支持后，他于1918年冬前往美国，次年春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希腊文等，开始了一段崭新而丰富的游学生涯。在这段时间里，陈寅恪有“三多”：即读书多、购书多、与朋友讨论多。
到美国后，陈寅恪首先见到了表弟俞大维，由俞大维介绍，认识了吴宓，同时与汤用彤、梅光迪等人交往。这几人当时都在哈佛大学深造。吴宓是清华学校的高才生，1917年公费赴美留学后，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次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研究比较文学、西方文学与哲学等，后来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他一心向学，瞧不起那些沉迷于外在诱惑的留学生，而对有学问、有见识的人则有超乎寻常的热忱。起初，吴宓认为汤用彤的学问最为广博，但与陈寅恪交往后，马上被其学问见识深深折服，驰书国内，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此后，陈寅恪与吴宓成为至交，过往甚密。吴宓有史家之风范，养成了认真写日记、写笔记的习惯，后来还自修年谱，陈寅恪这一时期的读书、购书、交游、作诗、讨论学问等诸多事情，便经常出现在吴宓的笔下。
首先是在读书、购书方面。吴宓1919年8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则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吴宓自编年谱》中亦称，“陈寅恪君之豪华，第一表现于购书。前言，此间只有梅光迪君购书甚多。宓购书，只计划为回国后讲授某门课程用者。读陈寅恪君则主张大购、多购、全购。陈君初到时，云：‘我今学习世界史。’遂先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之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剑桥现代史）十余巨册全部购来……”
而在交游、作诗方面，《吴宓自编年谱》中也有不少记载。其中一处这样写道：“（1919年）二月底三月初，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张昭汉女士自纽约来游康桥，即景作二绝句。……寅恪君读此诗后，遂作诗一首，兼赠梅光迪君。如下，‘乱眼繁枝照梦痕，寻芳西出忆都门。金犊旧游迷紫陌，玉龙哀曲怨黄昏。花光坐恼乡关思，烛烬能温儿女魂。绝代吴姝愁更好，天涯心赏几人存’。”而在这段记载后面的两句文字更有意思，也令人惊叹：“寅恪习惯，以诗稿持示宓等，不许宓钞存，立即自撕成碎片，团而掷之。但寅恪在美国所作之诗，宓皆能背诵。”
在讨论学问方面，《吴宓日记》中也多有记述。其中，1919年11月11日写道：“午陈君寅恪来，谈印度哲理文化与中土及希腊之关系。又谓宓欲治中国学问，当从目录之学入手，则不至茫无津涘，而有洞观全局之益。”
第三阶段的德国游学
1921年9月，陈寅恪离开美国，再次前往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文字学等。他为什么要两次去往欧洲呢？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提到过一个原因：“这些人以前是英美的官费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的吃，只想买书……说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最干净的。”
确实，陈寅恪在国外游学，主要研究的还是与中国有关的学问，国外的书籍是吸引陈寅恪的一大要素。1923年8月出版的《学衡》杂志刊登了陈寅恪的《与妹书》（节选），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
这一次，陈寅恪在欧洲的游学时间为4年，仍然保持以往习惯，只是读书研究，不拿任何学历。他这种纯粹为学问而游学的态度，受到很多学者的推崇，并盛赞其为中国“最有希望之读书种子”。有些外国人也慕名拜访他。据说有一位荷兰人找到陈寅恪，见面后并不说话，坐了好一会才说了一句“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然后站起来敬了个礼，就离开了。
1926年，陈寅恪结束了长达18年的海外游学，没有带回任何学位，却成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培养出大量一流的人才，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3月20日 总第3501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