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论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可见，当时中医理论在治疗、预防疫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清朝末年，由于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西医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1910年至1911年，东北爆发肺鼠疫，随后波及直隶、山东等省。在此疫中，中医治疗也发挥了作用。
1911年，《湖北官报》第23期发表了《邮传部刊送医生周开丰治百斯脱症经验方》一文，该文除了介绍百斯脱症（即肺鼠疫）疫情的危害及周开丰医生救治吉长铁路工作人员的过程外，还刊登了两剂药方和中医的四种治疗方法。文中写道：
近日，时疫流行，最易传染。究其病原，以虫蚀肺部为害最烈，朝发夕死，危险万状。仆承乏吉长铁路车务事，因上下员役患是症者环请疗治用。特悉心研究制就二方先后按服幸皆药到病除……
第一方：生韭白五钱、川楝肉三钱、桃仁三钱、薄荷梗一钱五分、紫苑三钱、生苡仁七钱、白薇三钱、郁金一钱、木通三钱、黄芩三钱，清水煎服。
第二方：生韭白五钱、川楝肉三钱、桃仁三钱、紫苑三钱、生苡仁五钱、大黄炭三钱、黄芩三钱、白薇三钱、竹茹四钱、天花粉三钱，清水煎服。如见头重、头痛、发冷、发热、心腹疼痛或吐血可照第一方用药，以三碗水煎至一碗，温服，即小便通与及出汗，其症便轻。旋服第二方，以通大便，自可全（痊）愈。如症重者可服二剂，务以大小便通利为度，愈后如见肚饿，方可啜稀粥，一二日之后，方可食饭至要。
避疫方药，中外古今，汗牛充栋，美不胜搜（收）。然时行险症危在瞬息，药不即侍，故於（于）造就防疫药料，后特举四大端而附陈之必使人人易晓，处处咸宜，一曰刮、二曰放、三曰淬、四曰嚼。盖瘟疫者天地流行之厉气也……
刮法，用青铜光边制钱或用细碗口或用老火煨姜蘸桐油于上（如无桐油用香油亦可），先刮背脊、头骨上下次刮胁肋、两肩、头额、项后、两肘、膝腕及臂弯、腿弯，随刮随将钱上蘸油少许。庶不刺痛，如大小腹软肉间，则用棉纱、苧麻戛之。倘遇急危，凡平坦处均以苧麻速戛为效，更快刮见红紫点起出痧肤里手止立愈。
放法，刺放毒血，即砭道也。以顶细磁（瓷）碗敲碎，择其锋利者，用针最妙。如无细碎磁（瓷）碗即用锋利银针亦可。先放十手指、十足指，使他人两手扐下，不计遍数，捏紧近脉处。以针放十指顶出血或用线扎十指根放指甲处亦妙。次放两臂弯、两腿弯，先蘸温水拍打，其筋自出，细看腿弯前后、左右，有细筋深青色或紫红色者，即为瘀血也，迎其起处放之。如无青筋，用热水拍打腿弯，直放委中穴与手足指。如太阳痛甚，可放两太阳穴。如遇急喉风喉蛾痧，可放舌下两旁及两乳上下有细青筋或红紫者。如无此色，则不必放。舌下恶吐出不可咽下，用针以轻快为妙，至深不过一二分为止，放后血出，痛楚即松，最效无比。
淬法，痧在肌肤发与不发，以灯照之隐隐肤间且慢淬。若既发出疎，则累累密、则连片，更有发过一层复发二三层者，淬时用大灯草微蘸香油点灼，细看头额及胸前两边或腹上与肩膊处，照定红点，以灯火淬之，即时爆响。淬毕，胸腹宽舒，痛亦随减。照症用药，无不痊愈。
嚼法，用古铜钱，如无即用老板红铜钱，不拘多寡，入口嚼之，味如沙糖，有人嚼至数百者毒轻，嚼至数枚即不能烂病即轻松。重者加服避瘟散，轻者立愈，其效如神。
在中国防治疫史中，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实例不胜枚举。有“江南医林一杰”之称的顾渭川，善治内、妇、儿科，擅针灸，对温病学（即研究温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诊治和预防方法的一门临床学科）研索尤精。1929年6月1日的《新闻报》刊登了有关顾渭川治愈疫症的案例。“顾渭川医士医学渊博，久负盛名。时有上海九亩地同裕祥主之女，忽患脑膜炎症，其状甚危，幸得顾渭川医士诊察，内投清瘟败毒之药，外用金针刺哑门、百会脑等，神志即清，病苦立除”。顾渭川认为，“从清代到民国，灾害丛生、时疫猖獗，人命危如朝露，脑膜炎、虎烈拉（即霍乱）、猩红热、疟疾、鼠疫等，相率流行，杀人如虎”。西医“借助医疗设备之机械能力，引领检验技术先机，得出各种传染病均以细菌为主动力之结论，遂大声疾呼防疫必先防菌”。而我国的传统中医则强调，人体抵抗力的强弱与疫病侵袭大小有着密切关系，崇尚中医六淫（即风、寒、署、湿、燥、火）之说。“六淫与环境、气候有涉，气候不正，则六淫不正，六淫不正则人体抵抗力弱，人体抵抗力弱则易患疫病。随着季节、环境、气候的变化，若应时施以对症中药，扶正驱邪，固本清源，则人不为疫所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有一位名叫张幼铨的中医，他在上海南市区的一家医院担任院长。每年七八月份，张幼铨会另设时疫门诊，免费施医，专治各种流行疫病，经其治愈患者不计其数。据《新闻报本埠附刊》载：“1929年夏，有一小贩王某担货回家途中，忽觉头昏身寒，顿时面色苍灰，昏倒在地，遂将其抬至该院求诊。张医师亲自确诊为急性脑膜炎，立即施以药针，灌以汤药。施医后不及半小时，王某遂精神复原，自行回家。此消息不胫而走，同病患者咸来投诊。”此后，张幼铨还发明了生芋艿（即芋头）防疫法，即以生芋艿蘸上食盐，擦于太阳穴和四肢，如兼有腹泻症者，再擦尾闾穴。他以此法治愈时疫者达百余人。在防疫方面，张幼铨也颇有心得，曾有“节欲以养精，节劳以养神，节言以养气，毋使忍饥以受气”之说，四者具备，自无疫可侵。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3月6日 总第3495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