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云楼主顾文彬与妻妾育有9个子女，其中长大成人的有5子1女。清光绪四年（1878），年近七旬的顾文彬老来得子，他的侍妾浦氏为其生下第9子顾滎。顾滎在家族中素有“九千岁”的绰号，其中不乏贬义。那么顾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通读顾文彬日记、《汉玉钩室印存》等档案文献，笔者从中发现了顾滎的人生经历与艺术交游。
父亲偏爱小儿郎
清光绪四年（1878）八月十九日，“卯正三刻生男孩，母子俱平安”，这个男婴即顾滎。顾文彬对幺儿颇为宠溺，光绪六年（1880）正月初五日，新春时节，人来客往，推杯换盏，好不热闹，虚岁3岁的顾滎欢喜雀跃，“见酒辄喜欢”。顾文彬见此情景，“戏与一诗”：
偶见当筵酒一卮，便将两手欲来持。
饮中仙合前身是，又似阿翁年少时。
从诗中得知，顾文彬年少时喜欢杜康，而今顾滎继承了他好酒的基因。顾文彬过世时，顾滎年仅11岁，他如何成长？有无如乃翁、乃兄那样热爱书画艺术？笔者无意中从顾滎六侄顾麟士为他创作的《汉玉钩室图》题识上找到蛛丝马迹：“古玉双龙钩，作阴阳奇偶形，白质红晕，制度极工，千数百年物也。虽世经沧桑，而此钩犹合而弗散，殆非偶然。鹿笙九叔宝之以名其室，命麟士图之。时在光绪丁未（1907）岁暮雪窗呵冻记。”从中可以推断顾文彬当年收藏的一对汉玉钩传给了顾滎，而他以“汉玉钩”作为室名，说明他如父亲顾文彬一样钟爱这对汉玉钩。
顾文彬在《过云楼日记》中写的一段关于顾滎的趣事
江苏省苏州市档案馆藏
顾文彬自言爱好书画甚于一切，但收藏颇杂，他在家书中提及“过云楼志在必传，所藏书画、金石、图籍、古玩，悉以归之，不必独立名目”。顾文彬曾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收藏汉玉钩的始末，他获得汉玉钩后的愉悦心情跃然纸上。同治九年（1870）三月，顾文彬赋闲10年后起复，到京城不久，他就密集拜访朝中官员，尤其是相识的上司、朋友、同僚、老乡等，且与咸丰二年（1852）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景剑泉相见。景氏素知他酷爱书画，当场出示“董思翁临米袖卷，恽南田山水轴，皆精。又月泉和尚《葛洪移居》轴。又见汉玉钩两枚，其一与余藏钩竟是一对，惟腹上亦作琴式而花纹不同，否则几乎分别不出，可谓奇事。扳指一枚，通身黑色，露两白点，甚佳”。顾文彬一字不漏地记下过眼之物，最吸引他的莫过于汉玉钩。早年间，顾文彬曾入手一枚汉玉钩，他判断景氏的汉玉钩与自己那枚应为同一高手打造，且“色泽、分寸若合符节，惟下半钩所镂琴轸一凹一凸，似分阴阳，当时必是一对”。之后由德宝斋古董店出面，顾文彬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景氏的汉玉钩。这对汉玉钩经过千余年的流转，一南一北在京城珠联璧合，可谓应了奇缘。为此，顾文彬写下《汉双玉钩歌》长诗，以志纪念。
玉人入山得璞玉，琢作双钩成白龙。
上不在天下入地，土花血沁千年红。
双龙本是雌雄匹，出土何年忽相失。
从此遥遥各一方，一在江南一冀北。
神物离合原有神，我来燕市逢景纯。
各出一钩互惊诧，曾谓无双今两身。
景纯爱古兼好客，谓此美离群应作。
非君赠我我赠君，脱手琼瑶无吝惜。
摩挲终日慰平生，受璧真如受宠惊。
但感交情逾缟纻，非夸声价重连城。
龙钩半截皆琴式，玉轸分明有区别。
一轸阳文一轸阴，当时制造精工极。
剑合延津一例奇，传之图画播之诗。
只防变化通灵去，倘遇风雷好护持。
次日，顾文彬又吟上几句：“久离复合倍缠绵，人多如斯物亦然。合浦明珠叹再聚，乐昌宝镜庆重圆。好似鹣鹣禽比翼，又如鲽鲽鱼同穴。笑尔双龙旖旎多，并头交尾眠琼宝。”长诗在顾文彬的日记中并不多见，而为了这对汉玉钩两次作诗，足见他对其的珍爱。
顾麟士为顾滎作《汉玉钩室图》 过云楼艺术馆藏
顾文彬刚到京城时收藏了刘喜海的马泉80余品，与家藏10余品，集成百品，为此撰联：“磅礴百金马；摩挲双玉琴。”后由俞樾隶书这副对联时，将“琴”字改为“龙”字，或许更为贴切。汉双玉钩传到顾滎手上，成就了他作为汉玉钩室主人的风雅。
钟情篆刻留声名
顾滎，字筱珊，号鹿笙，别号幼闇、幼庵，是晚清民国时期书画鉴赏家、收藏家，精于篆刻，与当时的篆刻名家吴昌硕（俊卿）、赵穆（仲穆）、王大炘（冠山）交往密切，王大炘刻有“安吉吴昌石、武进赵仲穆、萧山任立凡、吴县王冠山、元和顾鹿笙同勒于汉玉钩室”长方界格隶书白文印。篆刻家钱庚曾为顾滎治印，一方为“吴门元和武陵顾滎字筱珊号鹿笙别号幼闇追模商周秦汉六朝金石书画文字印信长寿”，一方为“元和顾鹿笙珍藏书画之印信”。
《汉玉钩室印存》收录了王大炘、赵穆、顾滎等人的钤印与边款，其中顾滎刻的印章达30多枚，蔡国、梁郡、黎阳、济阳、新平、安平等印章，都是他仿汉代官印、铜印、银印所刻，他还刻有仿秦印的东平印章、仿瓦当文的新安印章，他的兰陵、缘鹿印章分别仿黄小松、梁干秋，另外高平、安定印章则是由王大炘篆、顾滎刻的合作产品。顾滎刻章落款的地点有怡园、汉玉钩室、仁寿堂等，落款署名有幼庵顾滎、顾滎鹿笙，但多数为幼庵，另有两枚印章的时间为己亥年（1899）。辛丑年（1901）八月十七日，顾滎还为友人治印“梁陈二史是家传”。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王大炘应顾滎之请，为其刻顾文彬所作汉玉钩长诗，并于诗后刻下跋语：“鹿笙世叔家藏汉玉钩二，至宝也，以名其居，属余刻印，出示先尊艮庵方伯题句，令注于上。”顾滎或许通过将父亲的汉玉钩诗刻章的方法，寄托对父亲的思念和对汉玉钩的珍爱之情。
《汉玉钩室印存》并不齐全，不能完整反映顾滎的篆刻艺术活动，但我们通过这些印章多少能了解他与王大炘、赵穆、吴昌硕等人的交往，及时人钤印的内容与风格。
一生交游无白丁
顾滎比六侄顾麟士小13岁，但两人关系不错，而且他与顾麟士的好友吴昌硕、陆恢、倪田等来往较多，留下很多文墨交流，足见顾滎的书画学养深厚，得到吴昌硕等人的认可。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初三日，顾麟士为顾滎创作《四时为马卷》，题识，“略窥娄东门径，愧未升堂也”，意为学习清“四王”之一王原祁的笔法而作，但谦虚地说自己尚未入门。吴昌硕题引首——“四时为马”，“鹿笙九兄属题西津画卷。草率涂抹，希正之”。同时吴氏在卷后题跋，“西津（顾麟士）画古意在胸，变化万端。是卷前挈如仲圭，古拙如麓台，瑰宝也。因忆丙申秋，为予写芜园荒率风雨之态，予曾赠诗云：‘不愁画稿失荆关，石壁灵岩例可攀。裹饭十年寻不到，鹤庐中有一房山。’鹿笙九兄大人属题，附录卷尾，以志钦佩”。费念慈、郑文焯纷纷题跋。
顾滎家学渊源，酷爱收藏书画，对“怡园七子”的作品格外重视，且有较高的鉴赏能力，陆恢称赞他“识画中理”“素精赏鉴”，郑文焯评价他“能鉴古，尤能鉴今人之师古剧迹”。作为世家子弟，顾滎拥有良好的人脉关系，顾麟士作为怡园画社第二任社长，结交了大批吴门及海派画家，这为顾滎的收藏奠定了基础，加之顾滎本身具有一定的书画鉴赏水平和篆刻技艺，是书画家的同道，能获得他们的认可，因此珍藏了陆恢、吴昌硕、倪田、胡锡珪等人的作品。
陆恢虽为吴江人，但长期生活在苏州，喜欢临摹文徵明的画，“类崇色泽”。陆恢的《江南春》《石湖春泛》《落花图》“皆衡山澹青绿设色”，但他最满意的还是1919年7月临摹的《文徵明惠麓图》，这幅作品被顾滎收藏。顾滎认为陆恢能识文徵明作品“庐山真面而不囿于设色之一偏”，令陆恢引以为知己，说自己虽然满意这幅临摹之作，但“设色虽工，未到其苍劲处”。
倪田也是过云楼的常客，侨居上海，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为顾滎绘制《十二宫辰图象册》，费念慈、陆恢纷纷题写跋语，陆恢的跋诗中有“收罗今到过云楼，庋置此图楼上头。纪月编年借为用，寻常书画非其俦”等句，认为顾滎喜爱书画艺术，深谙“画中理”。宣统二年（1910）四月，倪田又为他写《儿戏图》扇面，并题诗：“红鳞依荇藻，翠尾映玻璃。自得悠悠趣，飞花水面吹。”倪田的好友吴昌硕为其题诗。翌年五月，应顾滎之请，吴氏在扇子反面临石鼓文。
吴昌硕经常为顾滎的藏画题跋，也时常应对方之请相赠书画作品。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昌硕以赵之谦笔法，绘就《花卉》横披赠与顾滎。第三年秋日，他为顾滎绘制了《花果册》，表现葫芦、枇杷、梅花等花果丰盛而又寓意深刻的自然生活景象。宣统三年（1911）谷雨，顾滎拿出珍藏的折扇请吴昌硕绘画写字，扇骨上有书画篆刻名家陈鸿寿所刻的茶具与梅花。吴昌硕借用陈氏的题材，在折扇正面画了一只陶质茶壶和一枝墨梅，并有题跋，茶壶以赭石色绘就，渲染古拙而灵动之气，梅则以水墨勾写，用笔简率粗放，呈现清雅孤傲之态。吴氏在图上题写：“冰瓯泛碧，涤烦祛热，洪炉一点罗浮雪。”茶壶寓意外在生活的悠闲，梅则蕴含内在品性的清高，表现了自古以来文人墨客追求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的两面性。
宣统三年（1911）五月，顾麟士、倪田、陆恢、吴昌硕合作绘就扇面送给顾滎，正面为画，由“墨耕（倪田）扫元鹤，西津要赤松，廉夫（陆恢）搬黄石，昌硕种紫芝，合成是图，即请鹿笙九兄方家正”。反面则有吴昌硕与陆恢、费念慈、郑文焯四体书，此扇既可看作友朋们的合作佳品，又可视为顾滎与这些书画高手友谊的象征。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2月28日 总第3492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