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外“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留下了许多历史档案，其中有一张《古今形胜之图》很具特色，它是当今存世的欧洲收藏的第一张来自中国的古代地图。它的来历及其影响举世闻名。
“佛郎机”从海上向东集结
“大航海”时代后，东方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大批的西方淘金客、香料追求者、佩刀带剑的冒险家及传教士。他们成群结队，从海上向东集结，影响并将颠覆千百年来已固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格局和未来。
16世纪初，各种传言在中国南方的港口盛行，说有一支新的蛮族正从遥远的日落之地的某个未知的国家出发，穿越无数的海洋，前来破坏和平与贸易的安宁。这些蛮人长着可怕的毛发，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他们傲慢嗜血，为一点小事就拔刀相向。他们不懂礼仪，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抓饭吃，终生在海上漫游，居无定所。他们叫“佛郎机”，意指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欧洲人。
最早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佛郎机”人，主要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征服拉丁美洲后，迅速进入亚洲，并在吕宋（今菲律宾）建立殖民地，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中转站。
1564年在墨西哥的西班牙总督派遣累加斯皮远征吕宋，并于1565年到达。在炮火的掩护下，他们强行登陆吕宋的宿务岛，打败土著居民，建立了西班牙第一个殖民地。随后，奥古斯丁会传教士安德烈斯·德·乌尔达内塔发现利用黑潮返回美洲的航线，得以获得来自墨西哥的援助补给，西班牙人继续向北拓展，凭借武力逐渐征服吕宋其他地区，于1571年建立首府马尼拉，并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命名吕宋群岛为菲律宾群岛。累加斯皮也成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第一任总督。从此以后，西班牙人直接与来自中国的福建人建立了贸易关系。
当时的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已经存在传统的贸易关系。不少闽南人南下马尼拉经商，带去大量的农副产品与生活用品，如糖、面粉、大麦、核桃、葡萄干等商品。西班牙人也注意向前往菲律宾的中国商人收集有关中国的情报，包括中国地图等。
1573年，一张中国地图在马尼拉出现，并被西班牙人得到。这张图叫《古今形胜之图》，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福建龙溪县金沙书院的重刻本。全图纵115厘米、横100厘米，分别用赭石、绿蓝、青蓝三色染图上的黄河、江湖海洋和高山峻岭。它以《明一统志》为依据，为学者研究历史、了解“天下形势古今要害之地”而编制。全图包括明朝两京十三省地区，东至日本、朝鲜；西至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的铁门关；北起蒙古高原；南达南海，包括爪哇、三佛齐（今苏门答腊）等地。全图用不同的符号和文字标注，图上标注各府、州、县、卫、所及域外国家地区的各级地名近1000处，古地名用阴文、今（明朝）地名用阳文以示区别，图上画出两京十三省的界线，山脉用形象画法，其水系、各海岸线轮廓也有描绘。图上空白处注明了各地区历史沿革的地理形势，尤其是对周边各民族地区的说明。全图共有说明文字150余处、五六千字注释。这张图不仅包括了中国的地理概况，还展现了中国人眼中的东亚和整个世界的概念。
据佩德罗·托雷斯·兰扎斯在其1897年出版的《菲律宾地图与规划》一书的目录中记载，在中国译员的帮助下，懂汉文的西班牙修道士圭多·德·拉沃拉兹于1574年为这张地图添上西班牙文注释，特别有两处：地图的右上角标注了明朝行政机构的名称和数量；左上角为中国人的世界观简介。
当然，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此图的战略意味十分重要。首先，他们要知道自己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葡萄牙人在哪里。于是，图上标注了葡萄牙人的居住地香山。其次，他们还要了解中国的物产。例如，丝绸、瓷器、麝香、大黄等。再如，在今天的景德镇所在地江西饶州，标注“那里有好瓷器”；在江苏太仓、苏州一带，标注“有土茯苓、织布”。
西班牙人还在图上标注了一些战略方面的内容，暴露了他们对中国军事上的企图。例如，长江是一个重要的防御空间，所以他们做了重点标注。再往上是山东蓬莱，这是黄海边的一个主要水师守卫点，西班牙文注明“人员稀少”，指的应该不是普通百姓，而是驻军。同时，由于战马在当时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图上西班牙人对湖广地区的良马也做了特殊标注。
1574年7月，由西班牙驻菲律宾的第二任总督基多·拉维查理士决定把《古今形胜之图》进献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当时，他们利用黑潮横穿太平洋，辗转从菲律宾到墨西哥，再跨过大西洋，于1575年8月才到达马德里，把《古今形胜之图》献给了国王菲利普二世。
1586年，马尼拉的西班牙官员，在军人与修道士的煽动下，策划了一个吞食中国，将其并入西班牙帝国的计划，想复制当初在美洲消灭阿兹克兹印加帝国的荣光，用2万精骑实现新的梦想。他们将该计划呈递给了国王菲利普二世，但因其欧洲事务缠身，才把它搁置了下来。
中外贸易文化交流进入新阶段
《古今形胜之图》是欧洲收藏的最早、最大的一张中国地图。该图首次将有关中国的资讯（疆理、军事等）完整地带到欧洲，奠定了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汉学的基础。当时欧洲的汉学中心就在西班牙，欧洲第一本写中国历史的书，是1588年西班牙人门多萨的著作《大中华帝国史》。
另外，有学者指出《古今形胜之图》影响了欧洲出版的第一张中国地图，即1584年的《中国新图》。该图的作者巴尔布达是西班牙皇帝的御用画师。
《古今形胜之图》出现之后，西班牙人对中国的物产分布、军事空间的想象有了着落。虽然，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战争没有爆发，但之后双方的贸易、文化交流进入了新阶段。
一个客观的情况是：1571年西班牙人把马尼拉作为大本营，海运和商品从中国以南海岸逐渐转移到马尼拉，这里成为南中国、菲律宾、墨西哥和西班牙之间日渐发展的东太平洋贸易的转运港。
比如16世纪90年代中国仿制欧洲的天鹅绒取得了明显进展之后，便以其价廉物美的优势，畅销于世界市场，并成为输入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的重要产品，且在以后历时250年之久的太平洋帆船贸易中，成为转口美洲的重要商品之一。
据记载：1620年至1621年，1法拉（西班牙的量度单位，长约32寸至43寸，因地而异）天鹅绒，在马尼拉的售价是0.5西元，而在秘鲁利马（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总督驻地）的价格却是4西元。故而在马尼拉购买3万法拉的天鹅绒，只要1.5万西元；而运到利马卖出价为12万西元，其利润竟是原价的8倍。正是为追逐这种超额利润，西班牙大帆船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给马尼拉带来了银元和纯金，用以购买中国的丝绸、天鹅绒、瓷器、青铜制品和玉石；而墨西哥的银元大量注入中国的商业港口广州、厦门和宁波，成了远东国际贸易的交换媒介。
同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来垄断新西班牙（以墨西哥为中心包括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及现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的，是来自欧洲各国的丝织品，而当地文武官员的服装，则主要用西班牙出产的丝绸和天鹅绒来缝制。价廉物美的中国天鹅绒及其他丝织品的大量输入，逐渐取代了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产品在美洲市场的主导地位，以致造成西班牙丝织品反而在当地卖不出去的局面。
从1565年至1815年，来往于菲律宾马尼拉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通过马尼拉来进行中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由马尼拉转运的中国商品，质优价廉，因而在新西班牙有广阔的市场。如西班牙人的衣料、教士的清衣乃至一般人的丝袜，几乎都是中国货。因此，西班牙丝织品在此地的销路从此一蹶不振。西班牙商人哀叹，中国丝绸已经使得西班牙丝绸业的生产和销售陷于破产的境地。而16世纪末叶，中国棉布亦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墨西哥总督也不得不承认，西班牙的来货售价高昂，而中国棉布售价低廉，所以土著人一般都用中国衣料。随着运销美洲的中国货物与日俱增，通过马尼拉输入美洲的东方货物数量已超过西方的货物数量。后来，西班牙国王迫于国内压力，虽累颁禁令限制中国纺织品输入墨西哥，但因为转运和输入中国丝货，已经成为菲律宾殖民地繁荣的基础，以及墨西哥大批纺织工人的主要谋生之道（他们均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由于西班牙帝国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拿不出任何足以同中国商品交易的货物。于是，国际通用的西班牙银元（比索），作为购买和支付中国商品的货币手段，源源不断地运往马尼拉。据统计，在这一时期，每年运往菲律宾的银子，少则100万西元，多则400万西元，通常是二三百万西元；总数达到4亿西元，其中3亿西元经过马尼拉港口中转流入中国。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2月28日 总第3492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