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中，珍藏着1942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手稿。这是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一件重要的指导性文献。该文的第一章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军政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弹药、被服等，并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特别是从1941年起，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频繁的“扫荡”“清剿”，实行“三光”政策，加之华北又遭遇历史上少见的特大灾害，华北抗日根据地陷入严重困难之中。关于当时面临的困难，毛泽东起草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手稿是这样记述的，“一九四〇年及一九四一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窝。人家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到1942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队减少了五分之一，总人口减少了一半。有半年时间，鲁南八路军战士用树叶、地瓜秧、花生皮等掺一点粮食吃。
1942年12月，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报告开篇就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历来就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报告对财政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影响经济，但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发展经济，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用发展经济而不是用增加税收来解决财政困难，可以说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个特点。
1942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手稿。 中央档案馆藏
毛泽东在报告中，将“边区经济，分为民营、公营两大方面。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则是政府与军队的所经营的农工商业”。而“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关系：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一百四十万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形式援助政府与军队……在这里适用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曰军民兼顾”。他明确指出，公私兼顾也可以说是军民兼顾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党员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这就说明，即使在敌后抗战那样非常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仍是非常注意经济建设的。
面对困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解决粮食问题；同时开展减租减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人都以身作则，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毛泽东也身体力行。1943年初，他在延安杨家岭窑洞下面开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总司令也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菜地。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人争先参加，任弼时夺得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1943年春，毛泽东挥笔为“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军队和政府用多种形式帮助群众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还力所能及地发展工业生产，自己生产武器弹药和生活用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使各抗日根据地渡过了严重困难时期。南泥湾就是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个典型，在八路军的生产运动中，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这不但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1月3日 总第3471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