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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乾二帝的书法之道

作者:特邀撰稿人 倪晓一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12-18 星期三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夏之际,康熙帝循例巡幸塞外。一日,扈从圣驾的大学士、翰林们忽有感而发,奏请瞻观皇帝书法。原来,他们在伴驾途中每天都能看到康熙帝射猎的情形,几乎是百发百中,又知道康熙帝“于万几余暇,惟以书、射为事”,既已得观骑射,便更想亲睹皇帝御书的风采,因而有此请求。康熙帝当即带领众人来到行宫门外旷朗之地,摆下几案,挥毫淋漓,顷刻间便完成了数十幅书法作品。在旁观看的诸位大臣又惊又喜,赞叹不已。康熙帝不禁回顾起自己学习书法的经历:“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即朕清字亦素敏速,从无错误。”

    这段载于《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的往事,生动地展现出康熙帝高超的书法造诣,也道出了他对自己学书的评价:勤奋,转益多师,无论满汉文字皆能书写敏速。事实果然如此吗?今天,就让我们借助部分档案文献的记载和存世的清帝书法,浅谈康熙帝和事事效法其祖父的乾隆帝在书法上的好尚以及对当时书法风气的巨大影响。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部分)中康熙帝自述练习书法心得与成就的记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临池静娱 书宗董赵

    众所周知,清王朝虽是自马背上得天下,却很快沉醉在灿烂悠久的华夏文明之中。康熙帝是著名的马上皇帝,乾隆帝号称“十全老人”,武功煊赫,在文治方面亦是勤奋好学,孜孜以求。

    在书法学习方面,康熙帝说自己自幼好临池,每天习字千字以上,乾隆帝也多次在上谕中标榜自己以临池为乐,“朕几务之暇,时及临池”,“朕几余不自暇逸,典学之下,时及临池”。“临池”代指学习、练习书法。宋代曾巩《墨池记》中提及东汉“草圣”张芝经年累月临池苦练书法,以致池水变黑,后来,东晋王羲之追慕其事迹,效法其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是为“墨池”。今存的康乾二帝书法作品不在少数,乾隆帝尤多,如《临王羲之草书帖》《临三希文翰卷》等,可以证明他确曾研习“二王”(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等大家的书法。但从一生的好尚来说,康熙帝推崇明末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乾隆帝则钟爱元代大家赵孟頫,这是已有定论的。

    康熙帝曾在董其昌的书迹上题写长跋:“华亭董其昌书法,天资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拽,尤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对董其昌书学的成就、渊源评述颇为精当,极尽赞美之辞,并直言自己对董书临摹最多。康熙帝南巡时,还专门为松江董其昌祠堂题写了匾额——“芝英云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还曾向精研董其昌书法的顺治朝探花沈荃学习书法,这位“帝师”因书法得董其昌之精髓而受到重用,获得入值南书房之殊荣。既有如此榜样在前,不免引得天下士子竞相效法。号称康熙年间“帖学四大家”的姜宸英、汪士鋐、何焯、笪重光(一说为陈邦彦),皆不同程度受到董书的影响。而康乾两朝的著名词臣、《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主要编修者之一的张照,学书便是从董其昌入手,继而兼学米芾、颜真卿,其书法成就独步一时,受到康乾二帝的赏识,康熙帝曾写诗称赞张照书法:“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认为他尽得米芾、董其昌书法的长处,是王羲之之后的第一人。这固然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却也真实表达了康熙帝对其书法的推崇之意。乾隆帝为张照定下的谥号是“文敏”,这也正是赵孟頫、董其昌的谥号。

    文轩萃华 嘉惠艺林

    康乾时期,边氛渐静,四海升平,国力逐渐强盛,清帝个人的喜好由日渐丰盈的府库作为支撑,蔚为大观。当时内府富盛的书画收藏,几乎都辑录于《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之中,据统计,其书画总量已逾万件。在无数传世之作中,乾隆帝最为钟爱的书法作品又是哪些呢?

    清乾隆十一年(1746),晋代王珣的《伯远帖》入藏内府,乾隆帝欣喜不已,对其进行了品题:“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御识。”乾隆帝御题中已经揭晓了答案,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在他看来,恰是可并列的“希世之珍”。王珣为王羲之族侄,其《伯远帖》与陆机的《平复帖》是当今仅存的两件晋代书家真迹。王羲之虽承书法廊庙,有“书圣”之美誉,但惜无真迹传世,仅存临摹本和刻本。《伯远帖》虽然是仅有47字的一幅短笺,但系手书真迹,其流利潇洒的风韵继承了王氏家族书风传统,又有独到之处。此作流传有序,见载《宣和书谱》《书画记》诸书,其卷上有董其昌、王肯堂的题记,装池精美光润,也难怪乾隆帝珍而重之。他将上述三件书法作品珍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内,御书匾额“三希堂”。

    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帝命人精选内府历代共134家书法家的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刻石上并拓本流传,命名为《三希堂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著书家的墨迹,用双钩法描摹后刻在石、木版上,再经拓印,合装为帖。

    乾隆帝爱好书法的形象被张宗苍等于乾隆十八年(1753)绘的《乾隆皇帝松荫挥笔》横轴“记录”了下来。画面中,乾隆帝一身文士装扮,正在提笔构思,准备创作,形象极其写实和传神。

    其实,雅好文艺的乾隆帝,不仅命人辑刻过三希堂、墨妙轩法帖,还曾重刻过被誉为中国法帖之首的《淳化阁帖》。宋淳化三年(992),太宗赵炅令翰林侍书王著,将内府所藏历代书家墨迹编次摹勒上石,名为《淳化阁帖》,是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丛帖,辑录了先秦至隋唐103人的420篇作品,人称其为“丛帖始祖”。此帖为木刻,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十分精美,太宗用以赏赐宗室、大臣等。

    《淳化阁帖》对此后的书法家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赵孟頫潜心研习阁帖长达6年,终有所成,元人莫能出其右;董其昌也多次临摹其中的书法,直至晚年尚孜孜不倦,集历代书家之长,形成了自己古淡空灵,秀雅精美的书风。

    《淳化阁帖》问世后,历代重刻不断,传至清初,笔迹已经失真;加上最初的编辑者王著不擅长甄别书法,以至于真伪作品并存,标题分类中也有不少舛错,需要正本清源。因此,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帝指定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等人,以内府秘藏的宋太宗赏赐翰林学士毕士安的祖刻本为蓝本,重新编印《淳化阁帖》。

    乾隆帝非常看重此事,曾专发谕旨:“内府旧藏淳化阁帖极多,而毕士安所得赐本,拓最精好。兹特勅选工钩摹上石,冀复旧观。”整个编印过程历时3年,直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经过于敏中等人的详加考正和乾隆帝的逐次钦定,乾隆朝《钦定重刻淳化阁帖》最终得以问世。该书共分10卷,首卷为历代帝王书,第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第五卷为诸家古法帖,第六、七、八卷为王羲之书,第九、十卷为王献之书。书中还辑录了以往的诸家释文,在正文旁边加注,如有互异者,则“折衷附记于后,以资省览”。该书曾多次被乾隆帝颁赐给诸皇子、王公、各地督抚大员、学政、盐政及三织造主管官员等。目前,可查到有档案记载的获赐者近百人。《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镌刻在144块青白石版上,这些石版嵌藏于圆明园中长春园的蕴真斋廊壁,蕴真斋因此更名为“淳化轩”,惜已与圆明园一并毁于战火。总体来看,《钦定重刻淳化阁帖》蓝本珍贵,考订精详,其编印刊刻可谓当时的文坛盛事,嘉惠士林。

清代 张宗苍等绘《乾隆皇帝松荫挥笔》横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万几宸翰 馆阁流传

    “宸翰”指皇帝御笔。康乾二帝的个人书法造诣,前人评议已多。通常认为康熙帝书宗董其昌,颇得董书之旨趣,风格清简飘逸。乾隆帝钟爱赵孟頫,但对祖父推崇的董其昌也不敢怠慢,“万几余暇之际,每以临池自娱”,留下各类御笔题咏难以计数。康乾二帝在书法界虽然没有获得超拔的地位,但都天资聪颖,乐于抒毫,加上帝王拥有的独特资源优势,各自取得了一定成就。

    对比乾隆帝青年、壮年、老年时期的书作,可以发现从清秀流利到圆劲浑厚的变化轨迹。他在13岁时临赵孟頫《汉番君庙碑》的习作中,曾有老师评语:“用墨太浓,字未端正。”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一月,书法已有所成的乾隆帝回首过去,深感“往日所书,未能惬意”,而从前赐给臣子的书作“尚多旧时笔法”,为此专门下旨将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前赏赐给内外大臣的御书一概缴回,由他重新题写替换后再赐还,以期臻于精益求精之境。在这些谕旨的字句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自惜声名、做事认真甚至有些拘泥的乾隆帝。

清代 康熙帝《行书五古诗》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无论“宸翰”的造诣如何,在封建社会,帝王的好尚对社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都是独一无二的。康熙帝在位61年;乾隆帝在位60年,实际统治达64年,因而在100多年间,他们的个人喜好持续影响着书坛,他们所推崇的赵、董书体也成为时人效法的大热门。正是在这一阶段,一方面是承继了明代台阁体遗风,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受到赵、董二家圆融、秀美、规整风范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清代的馆阁体。

    馆阁体是科举考试中的通用字体,宋、明皆已有之,清代馆阁体尤为推崇楷书规范、整饬、方正、美观的共性,尽量避免个性化的书写表达,强调乌、方、光、大。普遍的看法是,馆阁体千人一面,没有特色,是一种僵化刻板的字体。也有人认为馆阁体的出现有其积极的因素,一方面减少了借字迹舞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有利于阅卷官在基本相同的书写基础上进行阅卷,较为公正。

    乾隆帝也曾就书法与文意孰轻孰重的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乾隆二十五年(1760),他在一道上谕中谈到,在阅卷时,对策重于书法,文意重于字迹。如果考生文义醇茂、字画端楷,固然是两全其美;如果缮写不够工整但文意上佳,“自当使之出一头地”,不可专以字为进退。他特别指出,“衡文尚待观人,而阅卷时竟先抑文重字,可乎?”强调了取士的基础在于人品,要对人进行考察后再定名次,阅卷时更不可本末倒置,过度重视书法。应该说,乾隆帝的看法是清醒而正确的。康乾时期,有不少名臣都是时人公认的书法家,但能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名臣,绝不仅仅因为他们书法过人。

    例如,书法史上的“清四家”——翁方纲、刘墉、成亲王永瑆、铁保(一说后二者为梁同书、王文治),基本都生活在乾隆时期,其中以刘墉的书法成就最高,取法晋唐而自出机杼,达到了大巧若拙、味厚神藏的境界,人称“浓墨宰相”。但是,今天的人们之所以熟悉刘墉,又有几个是出于追慕他的书法成就呢?

    林语堂先生说:“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自汉字诞生的那一天起,人们对书法的研习便同步开启。可能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一样,于运笔点画之时追寻大道,于浓淡枯润之间但求会心。楷、行、草书各有各的妙处,晋之韵、唐之法、宋之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追求。形容书法的美好语句是无法枚举的,运笔可以是“徘徊俯仰,容与风流。刚则铁画,媚若银钩”,古雅气度可以是“棱圭俱无,精神斯健”“色綦斑斓,春浮罗蔓”。错彩镂金、丰腴润丽是美的,方正肃直、和静端庄也是美的。真率简淡、幽深无际是美的,洒落坦荡、浑然天成又何尝不是美?书法历史如此绵长,康乾百余年光阴中的书法好尚或许只是其中的一脉小流,唯有历经了时间洪流的摩挲,它们所能激起的回响才显得更为清晰、坚定。

东晋 王珣行书《伯远帖》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2月13日 总第3462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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